那城，那事，那人——青岛建置120周年(三)

    青岛民族工业百折不挠

    青岛回归之时，曾有观察家在《申报》上预言，“青岛困于奴隶的经济深矣，欲求解放，片面的斥逐外资，既不足为功，必须引进中资，逐渐以代替外资。日本商人又必尽力竭其资力以压抑中国资本之产生。青岛领域，将成为两国资本之战场。”

    诚哉斯言。尽管日本军舰常年游弋青岛海面，日本军队多次登陆武装威胁青岛政局，日本工商资本以各种方式打压民族工业甚至

    日资九大纱厂围猎 周志俊戮力救“华新”

    作为“上青天”三足鼎立的纺织重镇，青岛的民族棉纺织厂在日占时期仅有一家，而日商纱厂却有九家。

    一对九，从创立之初，华新纱厂就身处危境，险象环生。然而，这不仅没有把华新纱厂打垮，却更加激发起华新百折不挠、求新求变的巨大活力，成就了一段民族工业自立自强、生生不息的青岛传奇。

    六项改革让华新起死回生

    青岛第一家纱厂，本应是华新。1913年，享有“南张北周”之称的周氏家族收购原德华沧口缫丝厂，组建华新纱厂。然而，日德青岛之战与日本占领当局的百般阻挠，让华新正式创办推迟到1919年。此时，日资内外棉纱厂的纱锭早已飞速转动了两年。日资纱厂在青岛的高速繁殖，让失却先机的华新在奋起直追中，很快又面临日资大康、钟渊、宝来、隆兴和富士的围攻。钟渊纱厂的日本老板，甚至在媒体上公然宣称要兼并华新。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资纱厂，华新也暴露出技术薄弱、管理混乱和派系纷争等官僚资本体制后遗症。1925年华新在内忧外困中出现巨大亏损，几乎停产关门。青岛第一家大型民族工厂华新，出路何在？

    周志俊走马上任后推出的六大改革措施，让华新起死回生。

    履新伊始，周志俊深刻认识到，一个企业的成长关键在人才，所以他第一项改革就是重用科班出身的技术人才，提拔原化验室主任史镜清为主管生产质量的工务科长，其他天津棉业学校毕业的20余人分任管理员、领班和技师，充实到各部门中。同时，开办业余技术训练班，选拔优秀青工参加，作为技术人员的第二梯队重点培养。不到3年时间，华新上下开始形成一套技术领导系统，对技术革新发挥了骨干作用。

    鉴于日资纱厂排挤的气焰嚣张，周志俊深感“大敌当前”，正面交锋时不足取，应当先人一招，方有图存自强的机会。他果断采取合股线策略，先后购置多台合股线机，全力生产20支和32支双股和三股线，产品很快热销烟台、威海、营口、哈尔滨等地，每年盈利都在百万以上，迅速实现扭亏为盈。1927年底，每个华新职工都分到了相当于5个月工资的花红，堪称史无前例。

    能源改革和技术进步也是周志俊锐意革新的两磅重拳。合股线机须用电力，但胶澳电气公司的日方老板蓄意刁难华新，经常停止供电。周志俊决心彻底摆脱日本人卡脖子，不惜重金订购1800千瓦瑞士透平发电机一座及全套锅炉设备，自行发电，如此不仅便利，每度电成本由0.45元降至0.13元。电动摇纱之后，由原来2个工人1天摇纱三四十车提高到1人1天摇60车，效率大大提升。粗纱机传运电齿轮改为全链条，细纱机滚筒直径 8英寸改为 10英寸等工艺改进，也成就了华新棉纱质量的不断提高。

    当然，“新政”最得人心的是提高薪金待遇和废除艺徒制。周志俊制订了年度加薪、业绩加薪、节庆红包等制度，设立了不请假奖、出数奖和抚恤救济基金。“艺徒制”本是奴隶制与雇佣制的杂交体，它以残酷剥削徒工获取超额利润。周志俊取消了对艺徒的看管押运，给艺徒活动自由；学徒期限由5年改为3年，出徒后可自行决定去留，工资、膳食和工装都有所改善；合股线实行计件工资制。这些制度都大大调动起华新员工的积极性。

    六大改革让华新一扫日资纱厂围猎下的重重阴霾，面目焕然一新。周志俊曾自豪地说：“华新成本之轻虽未敢遂去追踪日厂，而在华厂中已居首列”。

    建原料基地延伸产业链

    “九一八”事变后，危局再现。华新苦心经营的东北市场被日本占领，独家生产合股线的格局也被日资纱厂打破。更让周志俊不寒而栗的是，丰田等三家日资纱厂也将在青岛开办，它们“一切机械均采取最新设备”，就连内外棉、大康等青岛老牌日资纱厂也感到恐慌。此时，向来以民族资本占优的天津已有多家华商纱厂被日资收购。

    又是一次攸关生死的挑战。曾经拯救华新的周志俊深知自己肩负重任，华新的生与死，不仅仅是一家民族工厂的存亡，更是青岛民族工业存亡的标志。华新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奔赴沙场，捍卫尊严。

    合股线走不通，就增产高级细纱。1932年起华新先后向英、美等国购买了钢丝机、细纱机、松花机、清花机等一大批细纱设备，纱锭从创建之初的1.5万枚增加到4.8万枚，精纺系列的60支双股和80支细纱，打开了上海和南洋市场。

    以前只纺纱，现在织布、印染一起上。从1933年起华新先后创建了织布厂和印染厂，将产业链延伸到棉纺织的高端，出产的色布、印花布销路甚佳，利润也极可观。

    棉花供应紧张，就自建原棉基地。1933年，华新先在沧口建立47亩的植棉试验场，培育良种。然后在胶济铁路沿线高密等5个县推广成熟起早、纤维长的斯字棉，与6万多户棉农签订长期收购合同，并在高密建立大型轧花厂，边收边轧。1934年华新收棉400担，到1936年猛增到12000担。原本被日商控制的原棉市场，就这样被华新打破了垄断。

    华新不仅实现了成功突围，而且打造了一条原棉、轧花、纺纱、织布、印染环环相扣的纺织产业链，具备了集约模式和规模效应的双重竞争优势。华新，像一座灯塔，引领青岛民族工业远航前行。 “土专家”玩转“洋机器” 陈孟元终结手工印染时代

    在青岛，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

    东北沦陷后，陈孟元来青岛寻找商机，坐洋车逛马路，一路走一路问，这个厂是干啥的，车夫答棉纺厂，再问一家，又答棉纺厂，一连问了七八家，都是棉纺厂。陈孟元就下了决心，都是织布的，没有染布的，俺就开他个印染厂。段子的真实性待考。但陈孟元真来了青岛，也真开了工厂——华北第一家机器印染厂——阳本印染厂。1935年，陈孟元从他在沈阳的太阳烟厂抽调20万元资金，亲赴日本购置了整套印花设备，并聘请两名日本技师一起回到青岛。等设备基本安装完毕，一试车，工艺出了问题，600多匹布受了腐蚀全部报废。

    出师不利，陈孟元辞退了日本技师后陷入深思。日本工程师都搞不定的机器设备，谁来整？想来想去，从创业之初就习惯亲力亲为的陈孟元，决定自己动手。

    他没白没黑蹲在机器边，跟从沈阳调来的十多名技术骨干，对照日文资料，研究操作工艺，一台机器一台机器地调试，终于把设备运行这一关给攻破了。他又派人到上海专门经营德国染料的德孚洋行，学到了印花配色的工艺技巧。1936年6月，阳本印染厂正式投产，出品的士林布、花哔叽、爱国蓝等布料质地精良、色牢度高，很快压倒日本货，独占市场鳌头。

    陈孟元就这样带领中国“土专家”再一次玩转“洋机器”，让青岛乃至整个华北告别了 “盆盆罐罐”式的手工印染时代。

    引进、革新、赶超 尹致中打破“洋针”垄断

    三十而立。尹致中在青岛创办冀鲁制针厂时，刚好30岁。这家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制针厂，不仅使尹致中成为民族工业一代巨子，也让青岛成为抵制洋针的策源地和大本营。冀鲁制针厂投产之前，中国人用的缝纫钢针，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南方用德国针，北方用日本针。

    1931年，凭借技术引进、革新、赶超，尹致中和他的冀鲁制针厂改写了“洋针”垄断中国市场的历史。 愈挫愈勇

    从1924年东渡扶桑进入广岛制针厂起，这个来自山东莱阳的青年人就从未停止过追求“中国制造”的理想。

    1928年，尹致中第一次去日本购买制针设备。谁知机器运到下关，被日本海关以禁止制针机器出口为由予以没收。无奈之下，尹致中将再次购买的机器拆卸散装，避开日本海关运回青岛。谁知股东们看到一堆破铜烂铁，日籍技师索薪又高，纷纷退股。1929年，尹致中创办的忠记针厂因陋就简开工后，由于资本缺，原料少，成本高，质量次，产品毫无销路，企业勉强维持到1930年下半年。此时，华北各地抵制日货给尹致中以转机，有华商来青将“忠记”存针全部收购，并签订包销合同，方才还清外债，有所起色。正当尹致中准备大干一场，有大股东见制针业利润丰厚，乘机以高价购买忠记针厂的产权和商标。这一次，为打造中国制针工业呕心沥血的尹致中，选择了退出。

    但是，愈挫愈勇的尹致中绝不是退却。他在筹得天津、济南等商号的4万元股本后，选址利津路8号筹建新厂，定名冀鲁制针厂，再次创业。由天津、济南股东任监理，尹致中任厂长。1931年底冀鲁制针厂正式投产开幕时，举国轰动。 技术立企

    到底是什么让冀鲁制针厂蜚声华北工业界？

    答案是，尹致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仅仅靠引进技术换不来真正的市场，只有掌握核心技术，再加技高一筹，民族工业方能自立自强。

    他不再去买机器，而是高价购得日本最新发明的“连三制针速度机”图纸，凭借自己多年制针经验，组织人员反复研究，加以改进，终于研发出新型CCY式制针机。该针机能将过去需要三台机器的砸鼻、穿孔、切断等三道工序，独立完成，提高效率200倍，同时节省原料，大大降低成本。此项发明不仅获得国民政府注册专利，而且被实业部授予一等奖、铁道部授予全国铁路工业展览会超等奖。

    他将由日本进口的各种原材料逐一进行国产代替后，开始瞄准如何掌握制针模型技术上来。据说，日本制针技术是从德国秘密学来的，而且是以牺牲日本技师性命为代价，才打破德国的垄断。尹致中如法炮制，以最优厚的条件从日本秘密聘来一位制针模型技师真田。真田对制针模型技术绝对保密，他与厂方立约：不在厂内工作，模型由他亲自送交，不许厂里任何人到他住所去。

    尹致中相中了精明能干的年轻徒工胡慎五，经真田同意，胡慎五被派到他家里当佣人。表面上，胡慎五是伺候真田一家，其实他的任务是博得真田好感，从而获取针模技术。晚上从真田家帮工出来，胡慎五就到尹致中家中的秘室，练习试制针模。然后再把试制出来的针模秘密拿到厂里去实验。这样经过半年多时间，制针模型完全实验成功。就在真田再次要挟厂方给他提高待遇之时，尹致中和他解除了契约。

    正是通过技术引进、革新和赶超，冀鲁制针厂趟出了一条民族工业的自立之路。

    冀鲁制针厂生产的 “警钟”、“黑龙”、“兽王”等品牌民用和工业钢针，行销全国，并出口南洋、印度一带，是当时中国少有的能赚取外汇的产品。原来的忠记针厂，因管理不善，机器设备落后，最终为冀鲁制针厂收购。从青岛出发，尹致中实业救国的理想在上海、重庆、香港等中国各地开花结果。 □ 孙保锋

    民族工业的“黄金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青岛民族工业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除了纺织业、制针业、印染业之外，可圈可点的还有火柴业、面粉业、橡胶业……

    ——青岛民族火柴业崛起。1928年开业的青岛振业火柴厂，以只生产硫化磷火柴、坚持用国产排梗机、坚持用热胶保证质量的做法，名声远扬。华北火柴厂紧随其后，一方面“自行制造硫化磷，以挽利权”，一方面因经营有方、善于根据商业情报采取营销手段而迅速扩张，1937年成为青岛最大的火柴生产厂家。此时，青岛民族火柴厂已有10家之多，而日资仅为4家。青岛火柴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

    ——恒兴面粉厂异军突起，以日产面粉6000袋的巨大产量，占据岛城面粉业的半壁江山。

    ——同泰胶皮厂生产的骆驼牌自行车胎，物美价廉，终结了英国邓禄普轮胎对中国市场的垄断。

    ——中国染料公司取用本地城阳芒硝、回收废液硝酸等做法，降低成本，减少污染，开青岛化学工业之先河。

    ——义昌信铁工厂轧制小型圆钢和扁钢，是为青岛首家轧钢厂；利生铁工厂生产的狮轮牌车床、刨床、钻床，远销天津、汉口等地，曾获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超等奖状”，成为青岛最早也是最大的机床制造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