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城，那事，那人——青岛建置120周年(三)

    日资纺织业青岛裂变

    30万枚纱锭，1700台织机，4300万日元，15000名中国工人。不到十年时间，日本纺织工业在军国主义铁幕下，大肆排挤中国民族纺织业，以种种便利扶持日资企业，使青岛成为日资投资回报最高的地区，从而引爆了当时纺织业迅速裂变。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非德国租借时代可比。

    20世纪30年代，“上海、青岛、天津之纱厂”相提并论源出于此，“上

    “优惠政策”吸引日资工厂扎堆

    1909年，中国第一家日资棉纺企业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在上海设立，从此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的日本纺织工业，将其在中国的纱厂称作 “在华棉”。1914年日本取代德国占领青岛后，内外棉株式会社创始人、享有日本纺织界伟人之称的川村利兵卫，迅速将拓殖在华棉的凌厉目光投向青岛。日本人很清楚，以当时的国际形势，青岛迟早要交还中国。他们为此幻想：只要日本工商业抢占先机，落子布局，造成定势，青岛便永远是日本的海外飞地。

    占领青岛仅一个多月，日本政府宣布青岛对日本本土居民开放，日侨享受所谓超国民待遇。仅以地政为例，日侨买地价格比德租时代低几倍，地税由德租时代的6%降至2%，土地增值税干脆取消。日商领租沧口工业用地每坪 （1坪=3.305平方米）年租金仅2分，而市区近郊用地每坪年租金为2角，相差达10倍。一时间日侨蜂拥而至，1921年竟有24500多人，青岛超过上海一度成为关内日侨最多的城市。

    凭借比上海还要“优惠”的殖民政策，日资工厂开始大肆圈地。1917年，占地七万多平方米的青岛内外棉纱厂在四方海岸开机，27000枚纱锭飞速旋转起来。日本工业资本垄断青岛纺织业的序幕正式拉开。内外棉的银月牌棉纱，绝对是暴利产品，两年间16支纱从每包36.93元竟涨到70.56元。尝到了榨取廉价劳力和原料资源的甜头，青岛内外棉相继扩建第二、第三工场，纱锭增至90000枚，规模直追内外棉株式会社的上海本部。

    内外棉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日资纺织同业们投资青岛的掘金热情。从1919年11月大康纱厂开建，紧接着富士纱厂、钟渊纱厂、隆兴纱厂，最后是1923年11月宝来纱厂竣工投产。日资纱厂资本占到青岛全市工业资本总数的90%，在华北居于首位。不过十年，在华棉再次大举入侵青岛，丰田、上海、同兴3家日资纱厂相继开机，日资九大纱厂沿胶济铁路线一字排开，阵容豪华；青岛民族纺织业依然只有华新纱厂一家，形单影只。1936年，以日资为主的青岛纺织业有纱锭56.84万枚，占全国的10%，织机9286台，占全国的15%。上海之下，无出其右。

    就在日本棉纺织业引发青岛产业裂变的同时，火柴、面粉、榨油、制盐、制丝、颜料、橡胶、肥皂、建材等日资工厂也如潮水般涌入青岛。1928年统计，资本50万元以上日资工厂竟达20余家，而民族工业只有两家。从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到1945年抗战胜利青岛光复，日资垄断青岛工业经济命脉达30年之久。日资工厂在规模、技术和管理上都远远超过民族工业，日资工业资本总额一直占据青岛全市工业资本的80%以上，青岛产业工人的绝大多数在为日资企业打工。 “一带”导致城市空间布局畸形 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的轻纺工业，是日本与欧美竞争、积累资本的产业突破口，也是日本在中国攫取资源、掠夺财富的主战场。但在日本本土，重化工业才是产业立国之本。在日本人眼中，青岛这样的中国城市，只能做产业链底部的半成品加工，绝不能拥有冶金机械装备制造一类高端产业。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在沧口开建制铁和炼焦两大工厂——南日钢、北日钢，不过是日军统治经济和战时工业的畸形产物。

    就青岛工业化进程而言，德国人“重点培育”的布局模式，完全被日本人轻纺工业的“产业裂变”所取代。青岛现代工业结构上的“轻重悬殊”由此种下宿因。

    德国人严密系统的职业教育也被中断。德国人花费巨资兴办的青岛造船厂、四方机厂技工学校被日本军政当局解散后，大康、钟渊等日资纱厂大搞“短训班”，招募高小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中国 “见习生”、“练习生”，要么由日本熟练工人培训后再带中国学徒，要么送往大阪、神户等日本纺织厂学习四五个月，练习期间自杀，厂方概不负责，回国5年内不准离开本厂。青岛产业工人由此激增，成为近代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遭受剥削压迫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工人运动最活跃、最具反抗性的城市之一。

    日资轻纺工业的大规模井喷，造成青岛工业集聚效应“一区一带”的独特现象。

    台东镇工场地，西靠日侨聚居区小鲍岛，东临华工聚居区台东镇，北接青岛大港，这一区位发展工业甚佳，因此，青岛磷寸、东洋制油、铃木制丝、山东化学等日资企业纷纷抢滩此地，至青岛回归时已然大成气候，此为“一区”。

    “一带”是指沿胶济铁路线分布的四方沧口工业带。德国租借时期的四方机厂和沧口缫丝厂，堪称工业带之先驱，内外棉、大康、富士等日资纱厂进驻后，规模大为扩充，至九大纱厂全部开工后，从四方到沧口一线，俨然已成青岛纺织工业区。尽管日本钟渊株式会社社长武藤善治在考察沧口建厂时，曾列举交通方便、用水方便等优越条件，但作为工业带，日资纺织工业导致了青岛城市空间布局的畸形发展。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南北狭长”的格局变形和“南宿北工”的功能分离一直困扰着青岛人。 □ 孙保锋

    德国移植职业教育

    曾经有人总结促成德国工业化的五大优势：海关、铁路、商会、工艺和职业教育。德国胶澳殖民地是否有过嫁接这些制度的想法，不得而知。不过，以船坞工艺厂技工学校为代表的职业教育，确是典型德国优势的青岛移植。

    造船不同于纺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高，工序流程多，工人都要有“两下子”。 1900年开业之初，青岛船坞工艺厂曾遭遇严重的 “用工荒”：能胜任锅炉、模具、铸造、机械等方面的山东本地技工奇缺。从南方招募工人，不仅要价高、管理难，而且他们未受过系统训练，难以达到严格的德国工艺标准。

    向来立足长远的德国人选择了将职业教育“本土化”——创办技工学校，培养自己的技工。1902年，船坞工艺厂技校招生广告一出，青岛满马路都是十六七岁赶来报名的男孩子。他们来自山东各地，读过几年私塾，向往获得一技之长。经过遴选，80名中国学徒成为这所由船厂总工程师担任校长的德国式技校的首批学员。他们被按照钳、焊、机、电、锻、铆、木、漆等不同工种编班，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厂车间实习，此外还学习德语、汉语、算术等，课程设置与德国本土极为相似。到1914年停办之前，共约1200名学员从该校毕业，他们中大多数留在船厂，担当技术骨干，或者走上华工领班和司账等管理岗位。也有一些人在矿山、铁路公司中担任工长或翻译，甚至有人创办了自己的工厂。

    船坞工艺厂技校开创了青岛职业教育之先河。此后，从胶济铁路四方工厂到华新纱厂，再到新中国成立后青岛各大工厂，纷纷设立技工学校。

    1914年，船坞工艺厂技工学校随着亚洲第一浮船坞沉入海底而停办，但它在青岛工业百年历程中的地位应当铭记，它为青岛工业崛起植入的文化基因需要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