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问题富豪”入狱 非公经济组织反腐利剑出鞘

　　反腐盲区凸显

　　1月26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海南省东方市原市长谭灯耀有期徒刑18年。

　　在谭灯耀的背后，曝出的是东方市一起土地腐败大案——有些私企老板绕开征地程序，低价“私占”集体土地，又通过收买政府官员，高价倒卖给政府变身“国有”，从中获取巨额利益。案发后，一共牵出了包括原市长谭灯耀、原市委副书记和土地、建设、城投等部门负责人在

　　“近年来，因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涉案的官员腐败案日益增多。”北京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告诉本刊记者，“为达到某种目的，有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对官员大肆贿赂，或提供女色诱惑等，成为官员腐败的催化剂。”

　　从以往披露的案件来看，一些官员落马与此密切相关。比如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等等。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腐败，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负责人的腐败行为，比如贿赂、欺诈等，这种腐败直接损害的是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内部其他人员的腐败行为，比如拿回扣、贪污等，直接损害的是经济组织和投资者的利益。”陈明生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腐败的原因极其复杂。“多数非公有制经济最初从社会夹缝里生长起来。”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与其他经济相比，政府对其有关资格的认定、注册资本的方式等诸多环节实行更多的‘前置’审批，导致其在办理一些行政事务时手续杂、关卡多、效率低、费时长，使其常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

　　“在这种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通过不正当方式贿赂官员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齐善鸿说，“通常被贿赂官员的级别越高，其所能获得的利益就越大，腐败也因此随之产生，这当然也只是较直接的原因。”

　　齐善鸿进一步分析指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腐败，也昭显了中国社会价值结构扭曲的一个缩影：经济利益为先、道德自觉失效、法律意识淡薄、长期贫穷所造成的精神能量的释放、官商两个核心环节均告失守、重物质利益轻生命价值等，以及法律执行层面上的‘重治受贿，轻治行贿’，这些环节组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多位受访专家还认为，造成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腐败的原因，还与其内部管理不到位，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等有关。“长期以来，法律在这个领域的反腐缺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法律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负责人腐败行为方面的规制已有不少，但执法力度还不够，缺乏足够的震慑力。更主要的是，这个领域缺乏一个健全而完善的预防和反腐败体系，不能从源头上做到防微杜渐。”陈明生说。

　　“平等原则是我国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享受非歧视性的待遇。”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尽管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消除了明显的政策性屏障，但是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常常会在市场准入、审批检验、税收融资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对于不同经济组织内部人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刑法》规定的处罚方式也不同。”杜立元说，“比如，对同样的企业员工贪污行为，法律会根据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不同而规定不同的法定刑，一般情况下，对非公有制企业员工的处罚会相对较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