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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玉米快要收成的季节,村委会和煤矿的推土机却开到地里准备平地。一位村民对郭佩祥说:“当时很多村民就不愿意卖地,也拒绝领取补偿款。” 当天夜里,村委会、乡镇派出所和矿上的推土机趁村民不在地里,将快要成熟的玉米推倒。第二天清晨,当村民看到地里的庄稼被清理一空时,气愤地找村干部理论,但是村干部含糊其辞,相互推诿。 后来,原本说要建加工厂的耕地上被挖了40亩的大坑,村民们才意识到 “政府对农民的技术、资金、农资、农业税减免等方面的支持都以土地为基础。”学政治学专业的郭佩祥知道,农民失去土地后,就意味着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失掉了依附在土地上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权益。 两年六换村干部 土地被征走了,村民应该得到补偿款。用地换来的钱是否都合理地花在了维系村民个人生存和村庄共同发展上了呢?郭佩祥查看了A村30年征地补偿款账目,发现一半的钱用于村子建设公共设施和办企业,而有超过一半的款额流向不明。 “按照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农村土地和征地补偿款属于村集体所有,应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来对其作出决策。”郭佩祥不断追问,A村的村民自治权到底有没有实现,村干部是怎样领导这个村子的,村委会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疑问在郭佩祥第一次来A村的时候就埋在了他的脑中。那天是星期五,郭佩祥走进A村村委会的院子,发现村委会办公楼的玻璃大门紧锁着。他觉得很奇怪,“办公日怎么一个村委会干部都没有呢?至少也应该开着大门吧。” 他透过玻璃看到,门牌上写着“图书室”、“老年活动中心”的办公室内没有图书和活动器材,而是凌乱地堆放着宣传板、绿色旧木箱子以及其他杂物。 郭佩祥多次听到村民们说起“村里的村干部曾经两年六换”,他核实了这个说法,觉得“如此频繁的更换速度很不正常”。 改革开放30年来,A村只进行过4次村委会选举,“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时代,民主选举早已提上日程并受到各级各部门重视,然而寻找A村村委会的选举历史,真是骨感得可怜。” 虽然只有过为数不多的选举,在郭佩祥看来,“A村所有的民主选举都是在极其不规范的操作下进行的”,贿选也是笼罩在民主上空的一片阴影。 1985年,A村第一次进行村委会选举。选举委员会在村委办公室支起大锅炸油条,村民只要前来投票就可以领油条吃,因此A村村民将这次选举称为“吃油条选举”,选出来的第一届村干部也有了“吃油条干部”的称呼。 2008年,继3年前的第二次选举,A村迎来历史上第三次村委会选举。这次选举采用村民海选、两轮投票方式,投票率达到96%,也是A村村委会选举以来的最高投票率。 在第二轮投票的前夜,候选人之一同时也是改选前的村委会主任用卡车拉上面粉,在村里挨家挨户发面,并给每位村民100元钱,请求村民在第二天选举投他一票。 选举的第二天,有村民在选举当场起立高喊,责问村委会主任前夜的贿选行为,但选举没有停止。最终,贿选的候选人在第一轮票数远低于竞选对手的情况下,在第二轮投票后以5票优势当选村委会主任。 然后,由于非法倒卖土地案、私自处理煤矿煤灰补偿款以及连任后迅速为自己修建了第二处房产等原因致使A村民怨很大,村委会主任在连任后不久就因村民上访而辞职。 A村不得不在镇政府的组织下进行第八届第二次村委会主任选举。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为了让村组织正常运转,倒贴了近20万元,自己的建筑队生意也耽误了,还在2009年年底得了病。身心疲惫的他在2010年春节时坚决辞职。 从此至今,A村村委会主任这个职位一直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