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个山东超生儿童户口挂江苏 曝计划生育乱象

凭空多出65个孩子

一个“被超生”的村庄

50岁的陈老五偏爱他的第六个孩子，也是他的头一个儿子。

这位山东农村汉子“不高兴”妻子给他生了个女儿，而妻子嫁入门带来的四个孩子也不算陈家的后代。2006年10月16日，这对中年夫妇终于在山东省临沭县定庄生下儿子陈陈。

然而，老陈没将儿子的户口登记在山东老家，而是“安”在了20公里外江苏省赣榆县沙河镇李曹埠村的一户陌生人家里。在这个村第3组李家钊和

今年9月，这座村庄里65名“被挂户”孩子身份被曝光，甚至还发生了命案，至今余波未平。一系列计生风波，暴露的是一个地区扭曲多年的农村行政体制和发生变异的计划生育乱象。

“被超生”利益链

已有一儿一女的丁华(化名)始终紧抱她两岁的儿子。她表情迟疑，常常低头躲避陌生人的眼神。她害怕别人再问自己关于“那孩子”的事。

这名农村妈妈直到今年8月才被人口普查员告知，他们家的户口自去年起“被登记”了一个2009年6月12日出生、名叫丁天富的“二儿”。虽然，户口本上没有“丁天富”的那一页，但丁华却在镇派出所的户口登记里看到了“二儿”的记录。

出于害怕，丁华不愿提起这个与自己同姓的陌生男孩的姓名。“从来也没人给我家提过那孩子，从来也没见过。”她说。

李曹埠村里的另一位妈妈赵丽(化名)，倒是在户口本上亲眼见到了她的“二女”赵曼羽。在她家2007年12月领取的旧户口本的首页上，她和丈夫，以及一儿一女四口人的名字列成一排。然而，在她去年1月领取的新户口本上却无端多出一行字：“二女赵曼羽”。

在“二女”专属的那一页，登记着赵曼羽于2009年8月12日“因出生申报由迁来”。

赵丽曾拿着户口本去找过李曹埠村所在的沙河镇派出所，但派出所让她不要管。“这事情，还不是上面的人想怎么安就怎么安。”她激动地说。

在本次人口普查中，李曹埠村近五百户人家里，共查出了65个“被挂户”的山东籍超生儿童，有的人家被挂了一个，还有的人家是双胞胎。事件经网络和电视媒体曝光，派出所户籍人员才来到村里，撤消了这些“非子女”的户口。

李曹埠村一名大队干部告诉记者，在与山东临沂、日照交界的苏北地区，西至赣榆县的孟曹埠、刘曹埠等村落，东至东海县，均有“鲁孩苏养”的现象。山东地区的不少超生户为躲避山东省内的高额社会抚养费，只交很少的罚款，就能通过江苏境内的村镇干部给孩子“装”上江苏户口。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条特殊的收入链。

在赣榆县做村干部的，每年都会从镇里接到“任务”，以每村人头数为基准，上缴社会抚养费。

李曹埠村原支部书记孙敏省的妻子李长芝透露，沙河镇每季度召集村干部开会，摊派税费征收指标。会议上，除了镇政府，其他人不能做会议记录。

据李长芝回忆：摊派低的时候，一个人头40元；多的时候，每个人头90元。李曹埠村共有3000多人口，每年要背上多则26万、少则12万的税费指标。她说：“每回镇里来任务，我老头都特别干脆地答应。可回到家，我们劝他别做书记了，财务的问题会越陷越深，但是他总觉得自己可以一笔翻盘。”

李长芝说，自2005年6月担任李曹埠村村支书起，她丈夫孙敏省的主要任务就是用各种办法筹钱。她这样总结当地的“当官经”：“筹得到(钱)，就继续做干部；筹不到，就被撤职。谁能筹钱，谁当书记。”

偶然一次，孙家在外地的亲戚告诉他们，由于《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超生社会抚养费一般在四万元至十几万元之间，许多山东超生儿童都选择落户在社会抚养费“便宜”一些的苏北村庄里，这些村庄也能够获得超生罚款，为了吸引更多超生户，罚款金额还可以“酌情”减少。

这为一筹莫展的孙敏省指出了一条快速筹钱的捷径。因为孙妻李长芝就是山东临沭县人，自从她2001年嫁到赣榆，就有山东的亲戚朋友打听，是否可以在江苏交罚款和挂户口。

就这样，和孙家联系上的山东超生户将他们的罚款汇入李曹埠村委会。在“打点”过派出所和县妇幼保健所的关系之后，一笔社会抚养费以地方财政收入的形式进入沙河镇政府的金库，户口也悄悄“安”好。

孙敏省之后，李曹埠村刚上任的支部书记叫薛奎，是个体生意经营者，曾跑过出租车。他坦言，镇里今年摊派给他的财政任务超过了20万元，“压得人喘不过气”。

“以前可以挂，现在‘挂户口’不太好挂，现在一年财政业务太多了，要完成任务很难。”这名新书记说。

然而，沙河镇政府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却否认镇政府给各村村干部摊派财政收入任务。当记者举出具体的摊派金额和村镇时，镇政府宣传工作的负责人王亮语焉不详。

“有的人是胡说的。孙敏省自己的经历有问题，他自己也害怕。”王亮说，“这个事情在人口普查之前，谁也不知道。我对这个事情不发表个人意见。”

当天，沙河镇政府对外公开的两部电话均无人接听。

不过，《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调查中获得了两张收据。一张是2007年9月12日签收的社会抚养费收据，显示了一对叫张明才、赵映霞的夫妇，为当年5月16日出生的双胞胎交付了15000元罚款，收据数额一栏里写着“一次清”。在另一张收据上，尹基腾、胡秀英夫妇于2009年9月30日为2007年5月出生的两胎付清了4万元的罚款。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还获得了一份《2010年人口普查流动人口表(李曹埠村)》。在这份李曹埠村委会自制的统计表中，至少登记了60个不同孩子的姓名，其中27个是男孩，33个是女孩，并且他们的出生年份大多在最近五年，最近一例是一名出生于今年4月10日的吴姓女孩。

在这份重要表格中，有一对姓名为“赵泉玲、赵泉泉”的男性双胞胎，他们的出生日期，正是张明才、赵映霞夫妇收据上的双胞胎出生日期。此外，记者还在表格中找到了陈陈、丁天富和赵曼羽的姓名，其出生日期和挂户家庭均与实际调查相符。

上述两张收据上，加盖了“赣榆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社会抚养费征收专用章”，并由沙河镇政府工作人员签收。收据的缴款都由孙敏省代理。他的姓名歪歪斜斜签在收据缴款人的角落里。孙家说，孙敏省不识字，仅懂得写自己的名字。

至此，与“安”户口有关的线索都指向了孙敏省。而这个关键人物却在一个月前，死了。

关键人物之死

李曹埠村村民说，他们的村支部书记是被人灌了药打死的。

原村支部书记孙敏省的死亡事件过去了近一个月，本村人遇到外人时仍忍不住脱口而出。而若追问谁导致了孙敏省的死，村民则纷纷闪躲。

    据说，孙敏省的死亡，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则调查报道有关。

    今年9月19日晚，央视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播出了一则长达7分钟的报道，曝光了李曹埠村的许多农户被“安”上了一个或两个陌生孩子的户口。作为原村干部，孙敏省也出现在镜头中。

    53岁的孙敏省，脸盘方正，用近似山东口音的赣榆话毫不躲闪地承认，自己曾利用个人关系，替“十多家”山东亲戚家的超生子女在李曹埠村“装”户口，“装谁家都可以”。

    孙敏省还说，他通过在沙河镇、赣榆县里的关系，从镇派出所和县妇幼保健所花钱拿到了用于给山东超生儿童落户的出生证明和户籍证明，但镇派出所和县妇幼保健所的工作人员均在镜头中对此予以否认。

    在同一则报道中，沙河镇党委副书记王维有连用三个“不清楚”回应记者的疑问。他否认存在山东超生儿童在赣榆“挂”养的现象。“肯定一个都没有。”他死死咬定。

    于是，孙敏省是这则报道中唯一承认存在为山东超生户花钱“安”户口现象的人。

    孙之所以如此不计后果，也许和已遭免职有关。据孙的亲属说，因未完成沙河镇政府去年摊派的税费与社会抚养费征收指标，孙敏省于今年4月20日被免职。

    就在央视报道播出的次日傍晚，孙敏省的电话响了，沙河镇党委招呼他去镇政府。从孙敏省出门的那一刻起，事情变得混乱了。

    当晚唯一联系上孙敏省的是他的弟弟孙敏化。他回忆，孙敏省在电话中断断续续地说了“出事了”“不能说了”“吃亏了”，便再无回音。孙敏化随后赶往镇政府大楼，但大楼已被派出所人员封锁。

    当晚10点40分，孙敏省的家属被通知赶往赣榆县人民医院急诊楼。镇政府多位领导在场，孙家亲属只被允许透过急诊室窗户的缝隙观察情况。

    孙敏省的家属再次被告知有关情况已是10月4日。沙河镇政府告诉他们：孙敏省已于9月20日晚“喝药自杀身亡”。但至今，孙家未被允许验尸，赣榆县公检法部门也未对孙敏省的死亡原因给予说明。

    孙家称，镇政府通过孙敏省的继任者薛奎向孙家提出了一次性赔偿48万元，并补偿4万元安葬费。但孙家并未接受。

    就在11月2日，他们收到了赣榆县人民法院的传票。李曹埠村村委会以“民间借贷”为由将孙家推向被告席，并定于11月18日开庭。

    起诉书显示，孙敏省在职期间欠村委会16万元，还未缴纳医院抢救费用4千余元。起诉书称，“此款应由现被告人共同承担”。孙家称，起诉书里的欠款金额，正好与孙敏省去年未完成的税费指标吻合。

    赣榆县人民法院民事庭审判员刘勇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证实确有此案。他说，原告李曹埠村村委会提起诉讼的主要目的，是向孙敏省家追讨其向村委会拆借的欠款，这一行为属于法理上“民间借贷”的范畴。

    据赣榆县纪检委工作人员介绍，关于沙河镇“被挂户”及李曹埠村孙敏省的死亡案件，纪委已经联合赣榆县检察院、县公安局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但具体涉案人员的级别不能透露。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又联系了赣榆县纪检委书记王芬，提出了解此案进展的采访要求。截止发稿，未收到回音。

    另据赣榆县沙河镇派出所所长穆家波透露，其派出所里一名涉案的户籍协管员已被县公安局批捕，涉案的其他人员也在接受询问、调查。

    11月9日，央视报道播出近两个月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再次致电沙河镇党委副书记王维有。这名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官员依然否认山东超生户“挂户口”的现象曾经普遍存在。“那些都是孙敏省的个人行为，与计划生育工作无关。”他表示。

    记者追问：“是否存在上级政府给村委会摊派社会抚养费指标的现象？”这位官员斩钉截铁地表示：“你说的情况不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