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哪去了”
2004年8月，本刊及全国媒体关于新兴医院的系列报道推动了社会舆论关注医疗卫生改革的一波浪潮。
在本刊率先报道后，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立即跟进，就新兴医院广告宣扬的治愈率与实际治愈率不符，挂号费、检查费、药费畸高，部
分医生没有资质等问题进行了跟踪报道。
《新京报》报道说，新兴医院连挂号费都按市场需求波动——“两年前，挂现在被称为‘送子观音’高雅儒的号只要五元钱，三个月前最多时竟涨到500元，还需要等一个月；不久后，高的挂号费又骤降，现在只有50元了。
”为了确保收益，这个医院的导医小姐实行“全程式”服务，亲眼看到患者交了检查费、药款后才离开。
而新华社“新华视点”则对经常开出几千上万元药物的新兴医院中药房作了一番形容:这个药房用大秤像称粮食一样称药，连中药房最必需的戥子都没有......2004年8月，经北京媒体的集体性揭露，新兴医院似乎一推就倒。
媒体的质疑引起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视。报道刊出后，国家工商总局下令，以虚构故事情节电视短片形式发布的广告一律停播。在当时，这个规定无疑是针对新兴医院为代表的一些医疗机构。
与此同时，北京市工商局紧急召见新兴医院负责人，责令其立即停止制作和播放违法广告。他们所说的违法广告涉及受新兴医院邀请的影视明星:唐国强和解晓东。
尽管有媒体的狂轰滥炸，有关部门也表示了决心，但是新兴医院依然屹立不倒。总投资不过5000万元的新兴医院，仍在国家级电视台和多个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购买数量惊人的广告时段。
面对几乎一边倒的社会舆论，新兴医院在自己的网站上贴出这样的字句:“这样的结局（编者注:指医院依然正常营业）令少数媒体尴尬不已——政府哪去了？就没人出面管管？为什么迄今为止新兴在央视、新浪的广告仍能畅通无阻？”
舆论监督的有限收获
“政府哪去了?就没人出面管管？”新兴医院对公众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当前医改困境中很多人心中的渴望。近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葛延风等人提出的医改报告因作出“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判断，受到广泛关注，这个报告在结论部分指出：医改的“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
新兴医院每次80元的挂号费和每次700元到2000元的检查费，在记者回访时仍远高于北京地区其他不少医院，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到海淀区卫生局，询问新兴医院高收费问题遭到媒体广泛质疑后，卫生行政部门是否实施过监管。
该局答复:我们只管无照经营，日常行政执法权在海淀区卫生监督所;海淀区卫生监督所则答复:我们只管医院资质和医生从业资格，挂号费和检查费的核定权在物价局;北京市物价局答复：医疗卫生服务收费标准我们制定出来，有不落实的情况，请向卫生执法部门反映。
从北京站下车的旅客会发现，夹道欢迎他们的是新兴医院的灯箱广告;而它的电视广告仍然在深夜里照常出现。
北京市工商局对此的解释是:他们严格按照国家工商总局的规定，每天24小时对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40多个电视频道进行监控。一旦发现有国家明令禁止的以“虚构故事情节电视短片形式发布的广告”，将立即给予媒体行政处罚。显然，目前新兴医院的广告算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尽管北京新兴医院屹立不倒，但是本刊的报道还是取得了“有限的收获”。在本刊报道之后，讨论医疗广告问题的热度，一直延续到今年的“两会”上。
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提案组收到了80件要求整治医疗卫生广告市场混乱局面的提案。全国政协秘书处官员表示，在一个特定议题上收到如此数量的提案，是空前的。
行政主管部门也在这个问题上给予了回应，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医卫界委员联组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高强表示，卫生部正加紧拟订相关方案报国务院，建议取消医疗广告。8月22日，牛皮癣等七种疑难病症的治疗广告被卫生部发通知禁止。
此前，2005年4月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2005年第一季度广告监测公告》中，矛头直指医疗广告。中国教育电视台发布的新兴医院不孕不育治疗中心的医疗服务广告，由于“属典型的以新闻报道形式发布广告，以患者、专家的名义做证明，严重误导消费者”而榜上有名。
虚假医疗广告成为众矢之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民营医院分会秘书长赵淳分析说，可以说就是那些靠虚假广告发家、专治“疑难杂症”的民营医院，一定程度上把医疗卫生改革引入了死胡同。
赵淳说，本来，发展民营医院的目的是增加医疗服务供给，降低公立医院的垄断程度，以便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价格。但现实却是，不加限制的市场化使得一些追求短期回报的人进入这个市场，而安分守己、追求长期效益的医院却跟着信誉受损，良币被劣币驱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