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重典但不仅仅靠重典

　　□本报记者 傅剑锋

　　广州这次以打击“两抢”为主的“剑兰行动”，以最高人民法院可依法加重处罚“两抢”犯罪的指导意见为依托，提出了“四靠”与“四快”政策。

　　所谓“四靠”，就是只要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两抢”，抢劫犯罪定罪向 “量刑幅度的上刑”靠；抢夺定性向“抢劫犯罪”上靠；治安抢夺的转化定性向“刑事抢夺”上靠；治安抢夺的处罚由“治安拘留”向“劳动教养”上靠。所谓“四快”，就是要快捕、快诉、快审、快判。

　　广州各区还在严打中由各司法机关参与，多次公开逮捕“两抢”嫌疑人。

　　对此，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研究员吴宗宪教授认为，我国二十多年“严打”的历史已经表明，这样的“严打”可解一时“对正义的饥渴”，但要着眼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有综合治理的手段；同时，必须警惕在快捕快审中的冤案发生。

　　他从社会成本角度算了一笔账：“目前，我国关一个犯人的成本一年在1万元左右。但是，如果这笔钱用在保障外来工的基本权益方面，那么他犯罪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而且增加了社会总效益。因此，维护好外来打工者的合法权益，是广州犯罪预防的根本性方向，是搞好广州治安的治本之策。”

　　吴宗宪还考虑到更深的一层：当一个初犯被司法程序确认为犯罪后，他自己也会把自己“标定”为犯罪人，到了监狱后，经过与狱友交流，就变成了熟手，出狱后往往变得更坏。这在犯罪学上被称为“标定原理”。“我们的政府应把钱更多地投在预防犯罪、保障公民权益方面，而不应仅仅依靠重刑单一手段”。

　　但中国公安大学治安系副教授、一级警督王太元认为，重刑惩处“两抢”人员，在目前的广州是不得已而为之。目前广州的严打举措是正视现实的正确举措，是在最优选择无法达成的情况下的次优选择。

　　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最近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研究报告指出，从1980年到2003年，中国从西部到东部、从中部到东部的区域差别与城乡差别在逐年扩大。一位广东学者认为，广东周边的省份与广东的差距不断拉大，大量流动人口因此不可阻碍地高速流入广东，“这种压力不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可以比拟的，广东在很大程度上承受了不只是广东本身，还有中国西南、中国中南数个大省的社会转型之痛”。所以，他认为，广州与广东的治安改善，不但需要广东自身的努力，还需要这些区域共同的参与。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知名社会学者李强通过实证研究，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那位广东学者的理论。

　　李强对1982年、1990年、2000年的中国农民城市化转化率等方面的数据分析后认为，中国至少要经过40 —70年，才可能度过社会结构调整期。所以他说，“我们也应当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转型期内，治安问题要由全国一盘棋最终来解决。广州这样的区域，只能通过加快发展来早日缓解治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