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毛水怪》手稿
八年前，在王小波辞世之际，学者崔卫平写下如下的文字陈述她的挽悼之情：“我还不能谈论他写下的数百万字的小说。那是他致力最多、呕心沥血的领域。我得承认我还没有发展出恰当地看待他的小说的眼光，还没有理清他小说的渊源。但那肯定是一种神奇的充满机遇和有
趣的新大陆。我深深地愧疚，对这么一个自己从中受益匪浅的人，我却没有以任何一种方式表达过自己的敬意。我们在向某个人致敬时是这样的匮乏和忸怩不安。我们同代人之间的关心、问候和支援太少了。向同胞伸出友好的手并不是我们的习惯。我想他虽然写下那么多快乐的句子，但可能至死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笔下提到的插队时的‘郁郁寡欢’。他可能仍然是寂寞的。我们因此而不能原谅自己。”
那么，八年之后，崔卫平是否已经发展出一种理解王小波的眼光？她的回答是———
“我们不妨先做一个比较：在王小波和另一位也是影响巨大的、早逝的诗人海子的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海子看作‘乡愁诗人’。在他的诗歌中，大量地表达了对于故乡、土地的依恋。包括他对于女性的态度，是对待姐妹们的态度。这里存在一种乡土气息，但是海子绝不是乡土诗人。他不是简单地歌颂乡土，相反，他深知家园破碎、土地的徒劳，深知现代性的流浪、某种断裂已经开始，他为此而感到无比感伤，同时也表达了一种重返家园的向往。”
“如果说海子参与了时代的痛苦，那么可以说，王小波参与了时代的真理。他以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显示并带动着时代精神的步伐，积极塑造着这个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品格。其中包括人是‘自我引导’的，我们在今天所信奉的价值，是自我营造、自我修改的，对于现代人来说，并不存在那种不可质疑的天生的支配力量；凡事都要叩问一番，要去想一想，要推敲一下，不能照单全收。没有什么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事情，王小波甚至把这提到了道德的高度，认为不思考的愚蠢简直是一种邪恶，不让人思考更是罪上加罪。说到底，王小波提倡向往的是个人对自己负责，而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到任何别人头上去。即使失败了，也‘败而不溃’，‘虽败犹荣’。
“王小波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身体力行，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小说创作，给这个民族的文化现代性提供了全部感性的经验和展现。在某种意义上，王小波是个“佯谬的先知”，他把他自己经验到的与众不同的东西以一种“佯谬”的方式表现出来——不是以真理的方式，而是谬误的方式；不是短小深刻的，而是饶舌和繁复的；不是从一个事物到另一个事物的最短距离，而是它们之间最长的距离；不是简洁的，而是杂芜的；不是集中的，而是丢三拉四的；不是克制的，而是放肆的；不是按直线、沿着铁轨走来的，而是跳着桑巴舞、做出若干多余的动作，甚至一路后退，不知怎么就一路飞奔到你眼前！他一路不着边际，好像就是为了证明他能够从天而降！”
生前的障碍
“我们对王小波的失去感觉悲伤和遗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小波生前的被冷落。”
1997年，《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徐晓听说王小波有书稿出版不了，有朋友找来说看看能不能帮助王小波编辑出版那些书稿。其时，徐晓只读到过王小波的一本书，就是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在知青朋友中间传得特别广，都说这部小说写得特别棒。“朋友还说王小波有四本书在手里，出不来，我就把他四本书的软盘拿过来，结果没有多久王小波就告诉我，说花城出版社那边同意了，但是你为这些书稿费了不少心思，我还是要请你吃顿饭。结果，这顿饭还没吃成，一个星期后我就听到了王小波病逝的消息。”
“文学有多样可能性，但是我觉得王小波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参与生活是非常直接的。虽然他写的是小说。我觉得王小波的那些反映‘文革’的小说，不管从思想还是从艺术上，我觉得都是最好的。‘文革’在中国那么大的一个事件，作为文学作品，我觉得在中国非常不够。不能说先锋了就和社会无关了。还有就是很时尚，很追潮流，从1980年代以来作家朝着这两个方向在分化，真正担负历史使命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少。”
《北京日报》的编辑李静在王小波生前一直在努力，试图发表他的小说。
“我是在1995年的时候认识王小波的，所以说对于我认识王小波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去世对我更让人痛苦的事情。我在《中华读书报》社实习的时候看到过他的随笔，当时很惊讶就很想认识他。后来因为采访李银河就认识了王小波。等我到了《北京文学》工作的时候，我就把王小波作为我的一个联系作者。我希望他能给我写一些小说。那时候他的《红拂夜奔》等小说都已经写好，只不过是在各个杂志之间辗转而发不出来。我记得是1996年8月，从他那里拿到了《红拂夜奔》的打印稿，回家读罢，如遭电击，心想这等杰作若不发表出来，简直是作孽！兴冲冲提交给领导，他看罢认为作品还好，就是太长，从文学期刊的‘潜规则’看来，也太尖锐，需要删节。我只好请他忍痛把它删成一部3万多字的中篇。他居然从命了，我相信如有一点在别的刊物全文发表的可能，他都不会同意这样做的，这是他为了能‘与人交流’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等我再提交删节本的时候，领导刚因为前一期发表了一篇含有‘黄色笑话’的小说(该笑话似乎涉及到牙签和避孕套)，而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训斥，并被告知以后不许再发‘格调低下’的涉性作品。《红拂夜奔》岂止是‘涉性’，简直是无性不足以成《红拂夜奔》，就这样，连断简残编的《红拂夜奔》未能在这里发表。我感到沮丧，更感到难过——我让这位敏感的作家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去肢解他自己的心血之作，最后却又白白肢解了，这件事我至今耿耿于怀。”
“承蒙王小波的善良，他还是耐心地给我写过两次约稿。一篇是《〈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一篇是短篇小说《夜里两点钟》，后者是为该刊的‘短篇小说大奖赛’写的。老实说，对后者我不够满意，有种滞绊的感觉，和他天马行空的一贯风格很不相同。他自己也是不满意的，他一边用针式打印机打印着一边对我说：‘这种有损尊严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写了。写多了就成没滋没味的人了。’他待人宽厚，前半句话他咽下没说，但我知道他的意思。‘本来你是个挺有滋有味的人，可是却让朋友觉得你这人没滋没味的，那干嘛呀。’”
讽刺的是，这篇王小波写作生涯里不够成功的短篇小说，发表时却没遇到一点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