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感与耻感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出版于1946年的著作《菊与刀》中说：“和西方比起来，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他做错了，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就会忏悔。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
羞辱，他就不会认错。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又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
子对此的理解是：“侵略的行为在日本的文化里，不认为是犯罪。但是如果战争受害国让他赔偿，让他对被侵略的国家谢罪，他就羞耻了。他就会记住。恰恰是战后这些被侵略的国家没有揪住他，没有彻底让他认罪。按照日本的文化逻辑，他就没错。他不认错，他没有在世界面前感到羞耻，他就可以掩盖过去。”
子是“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在中国的成员。10年前，由于到日本采访华侨领袖林同春的机缘，子接触到了“花冈案”。10年来，子一直跟踪采访“花冈案”。
“花冈案”的和解使很多人感觉难过。“如果我们的受害者能向韩国人一样，不要他这个钱，就是要他战争赔偿，要他谢罪。那样可能我们会获得尊严。可恰恰是我们太容易被分化瓦解，受害者被分化就觉得，得到一点总比不得到好，见小利忘大义。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在二战之后赔偿的问题上屡屡吃亏，屡屡受欺。我们虽然也是战胜国，但是我们作为战胜国跟别的战胜国比起来，不管是在日本人的眼里，还是在世界的眼里，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民族要有凝聚力，民族性格要强悍，我们可以不要像韩国人在被侵犯时那么刚烈，那么强硬，但起码我们要自尊，有尊严别人才不敢欺负你。”
2004年10月，经过漫长的诉讼之后“花冈案”结案。“‘花冈案’和解以后，日本朝野，不管左翼右翼，一片欢呼。因为这是日本试图用来解决战后遗留问题的一个模式。日方就想这样，不道歉，不赔偿，不谢罪。给受害方一点小钱就解决问题。这样的做法符合日本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的思路。日本政府是在掩盖和抹杀它的战争罪行，而且它的处理方式居高临下，不平等，它摆出施舍者的姿态。从整个过程来看，让受害者有耻辱感。”
2005年2月，因为有11名中国劳工拒绝接受日本的审判结果，拒绝领取“慰灵费”，“强掳中国人思考会”决定重新起诉日方，他们委托美国专门从事犹太人战争索赔案的律师白瑞·费雪尔提起诉讼。在开始诉讼之旅前，在“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加拿大会议上，子建议发动全球华人募捐，随后募到的20万人民币发到了受害者手中，给那些不领“慰灵金”的中国人补偿。领和解基金的人每人平均250000日元，约合人民币大约17000元左右，加上付给孩子的助学金的5000元人民币，总共是22000元。我们给拒绝领取‘慰灵费’的受害者25000元。我们鼓励他们坚守自己的气节和尊严。”
“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别的国家是怎样做的呢？在亚洲日本向韩国道歉了，给了补偿金。1951年日韩签署《日韩条约》的时候，日本政府在《日韩条约》中表示了道歉。在东南亚，日本对印尼、菲律宾都支付了赔偿金，包括越南都有赔偿金。另外跟荷兰也达成一个私下协议，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印尼群岛是荷兰的殖民地，有很多荷兰国民在这里居住，日军把荷兰公民的财产没收，把他们关到集中营。战后，日本与荷兰私下有个秘密条约，给了荷兰赔偿金。其余的战争受害国道歉和赔偿的问题就被《旧金山条约》一风吹。因为《旧金山合约》的谈判和签定是由美国主导的，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占领日本，美国要求日本签署《旧金山合约》后归还其领土。那时因为朝鲜战争美国要扶植日本，就由美国主导将对日本宣战的几个战胜国拉到一起，跟日本和解，要求战胜国放弃战争索赔。《旧金山和约》中国和苏联都没有参加。因为中国和苏联属于东方阵营，被《旧金山合约》排斥出去了。《旧金山合约》之后日本政府和台湾国民政府有一个《日台合约》，但蒋介石政府在那个时候先行放弃了赔偿。为什么放弃？日本用了一手就是挑拨离间，在谈判的时候把‘你不放弃赔偿，我就承认北京政府，不承认你台湾政府’作为一个筹码，逼蒋介石就范。也是因为台湾问题压在那儿，大陆放弃了战争赔偿。
“在战后赔偿的问题上，德国做得很彻底，不仅是在战后赔，等于这五十年一直在赔。而且赔完受害国家以后在1999年又赔偿劳工。德国除了赔偿作战国也谢罪。关键是德国人从二战的苦难之中真正反省谴责战争，所以德国总理向受害国下跪，不停地向受害国谢罪，忏悔。德、意、日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只有日本被美国放行。日本被美国放行以后一直对其侵略罪行采取回避和遮盖的态度，直到今天。今年在莫斯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庆典小泉不是拒绝出席吗？”
责任编辑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