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新生代政治家崭露头角的是在1990年代开始出现、持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北京大学教授王新生这样概括日本新生代政治家：“这些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其历史观、价值观、政治观、国际观等，都与日本老一辈政治家有很大不同。他们较少将战争负罪意识或感情因素带入对外关系。他们有个特
征，就是不顾忌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判，我行我素。例如在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纯一郎就采取强硬的态度，以争取部分选民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主张与邻国友好，但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例如被看作日本政界右翼代表的小泽一郎，也宣称自己是中日友好人士，热心参加推动中日友好数十年。新生代政治家始终坚持《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所说的‘周边事态’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以迎合经济长期衰退状况下日益扩散的民族主义情绪。”
安心与心安
199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定20周年，江泽民主席赴日本访问，杜次文率领中国民族乐团随行演出。日本政府官员为了表示跟中国的友好，把音乐家分别接到家里做客。杜次文和一个古琴演奏家被请到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家里。“客厅里悬挂着欢迎中国客人的横幅，官员的家眷作陪，对日本人来说算是最高礼遇了。”
竹下登很喜欢中国的埙。埙有7000年的历史，埙的声音幽深、悲凄、哀婉、缠绵。中国的埙乐首次登上世界舞台是在1984年，杜次文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吹奏埙曲《楚歌》。到日本访问的中国音乐家送给竹下登一只中国的埙，竹下登珍爱那只埙，也珍视能把埙吹得柔婉幽怨的中国音乐家的友谊。竹下登为人温和敦厚，在任期间，他主张跟中国发展良好的外交关系，正当他在政坛顺风顺水的时候，因为收取利库路特公司提供的非法政治献金的丑闻被迫辞职。下野的竹下登心怀寂寞，他在落寞的时刻喜欢听埙吹奏出来的声音。
“日本只知道心安，不懂得安心。所以就产生很可怕的时代病，就是崇尚瞬间的暴力。”傅益瑶说，“日本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公开的历史反思、对战争罪行的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心知肚明的。日本的政治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文化反思很厉害。”傅益瑶说。
“我知道很多日本知识分子批评日本文化之害就是失去了天地仁义。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全面侵入使日本作为有深厚传统和历史积淀的文化遭到瓦解，东方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思想在逐渐丧失，不光是孙子兵法，不光是老子庄子，东方文化所有的那种恢宏、博大、和谐的宇宙意识生命意识在今天的日本正在丧失。”
傅益瑶是这种变化的见证者。1979年，她到达日本，就读于当年父亲傅抱石的母校武藏野美术大学日本画系，师从画家盐出英雄。毕业之后，傅益瑶进入东京艺术大学平山郁夫教授(日本画家，曾任日中友协会长)研究室，研究敦煌壁画以及日本画，从此开始职业画家生涯。
“到日本看到的全部是西洋的东西，整个铺遍了东京。东京不是日本，东京只是日本经济的消费处。”在最初的10年里，她虽然身在日本，但与日本的文化充满着隔阂，“日本的话不能讲，日本的画不愿画，日本的饭不能吃，日本的人不能交。”即便在这样的处境下，她也能感受到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尊敬和敬仰。她接触到前首相羽田孜等一大批欣赏傅抱石、欣赏中国艺术的日本人，他们给予傅益瑶很大的帮助。
傅益瑶曾经在正仓院(日本皇室的仓库)的展览会看到中国唐朝传到日本的唐代琵琶。“这种琵琶竖抱着，弹起来声音很响，在唐朝打仗的时候是用琵琶来做号令，那些用来作战的琵琶让我感受到西域大漠古道的美。在正仓院里还有夜光杯，有菩萨像，不仅当年的包袱布在，连包袱布上贴的纸签，纸签上的字都保存得好极了。那些字干干净净的写得真好。在日本呆久了，你到东京之外的地方，到乡下，你会发现在日本有一种对中国文化崇拜的虔敬，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源头。日本文化、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共有一个母体。日本文化是把中国的佛教文化作为主体传过去，韩国是把中国的儒教文化传过去。从韩国传到日本去的东西是儒教大于佛教。在中国唐代是个大盛期，日本就是在唐代最兴盛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平山郁夫先生对我说，日本文化通过盛唐时代从中国直传过去，这是日本的幸运。”
回顾那10年，傅益瑶说：“日本的经济起飞，到处都是钱，在东京和银座的画廊里卖的都是西方的画，中国的东西很少。但是在表面的经济繁荣之下是陷阱。日本失去了和平之心，变得很脆弱，没有安全感，它的安全是建立在美国的保护伞下。但是美国是个很犹太化的一个国家，就是它的阴谋和算计。日本人不懂美国这个文化。老是跟在美国后面起哄，我觉得日本人的强硬和挑衅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它不能安心，也不会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