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场女性回归家庭做全职太太成新浪潮

　　放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不如归去”，这个20出头的全职太太所做的一切，都很难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在中国最火爆的网络论坛之一，天涯在线，她发表的一篇题为《我离婚了，要求分他一半家产居然不行》的文章，得到了50多万次点击，以及4000多人的回复，全职太太是否可以分到一半的家产，激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比例，几乎同样多。

　　与此同时，在有更多用户的新浪微博，关于年轻跳水运动员郭晶

晶在与香港富豪霍启刚结婚后是否该放弃体育和在中国人民大学未完的学业，男性用户和女性用户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这样巨大的观念分歧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挑战。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一份学术期刊《人口研究》在今年3月的一篇文章《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中指出，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以及剧烈的城市化背景下，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正面临危机，已经到了“最需要支持的时刻”。

　　主妇之道

　　而当你真正成为全职太太时，会发现自己能从外界得到的支持，并没有那么多。

　　对于一个财务情况相当优裕的上海家庭来说，每个月不举家外出，在外滩消费一顿500元以上的晚餐，似乎不可思议。但这对于年过40，已经有5年全职太太经验的支女士而言，已经司空见惯。

　　这并非是出于节约。“我的先生和女儿宁愿选择在家吃饭。因为我做的饭菜口味比外面更好，而且健康。”会做上百种菜式、并出版了一本烹饪书籍的支说，“就吃而言，我家更常见的情况是花费100多元，去买一只大闸蟹。”

　　支和她的先生都来自苏州，辞职之前，她在上海一家大型证券公司工作，先生则是一家跨国企业的高管。由于先生工作调动的原因，在举家迁往北京时，支辞去了工作，成为一名全职太太。此后，他们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迁居武汉，又回到上海。

　　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先生的高收入。“每个月多收入或者少收入一两万，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支说。但这份收入也并不是高到出奇，2007年中国股市的大牛行情，曾经让支一度有点后悔自己的选择—她的很多同行，在那一年轻松赚到了100万元，甚至更多。

　　和那些二三十岁的全职太太们相比，支最大的不同是，她并没有什么危机感，也不掌握家里的财权。当然，作为一名无法享受全额社会福利的家庭主妇来说，长远考虑是必需的。支从她和先生共同拥有的家庭理财资金中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稳健性的投资，少部分用来炒股。“我们俩的医疗和退休金，女儿将来去海外上学的费用，都要计划进来，我的目标是，钱足够让我们按现在的生活方式花到80岁。”

　　时间与金钱

　　根据记者的小范围调查，在已婚男性中，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有80%赞成女性成为全职太太。在持赞成意见的男性看来，全职太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样可以使女性全身心地照顾家庭和子女。不过，持反对意见的男性则认为，和谐的夫妻关系应该有共同语言，如果一方长期赋闲在家，可能会与社会脱节，甚至会造成夫妻交流的障碍，并不利于家庭的稳固与和谐。

　　32岁的李磊(化名)就是个强烈的全职太太反对者，正在为挽回婚姻而努力。

　　作为两家IT公司的创办人，来自北京的李一度拥有4处房产，指挥着300多名员工。为此，他的太太曾小姐，在5年前就辞去了在外企工作，成了一位全职太太。

　　曾酷爱网游，她把家里布置得像一个网吧，卧室的门楣上写着“魔兽世界”，电脑桌是专门定制的，各种游戏装备齐全。她每天大约花费9个小时在游戏上，剩余的时间，则用来出去购物。

　　两年前，他们拥有了一个男孩，但李的公司遇到经营困境，他希望曾小姐能够复出工作，但遭到了拒绝。这之后，李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但两人开始经常为生活琐事争吵。今年初，曾小姐在家人的支持下，提出了离婚。

　　“无论有钱还是没钱，我都不赞成女性做全职太太，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出去工作。”李说，“一方面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另一方面，全职久了心理变化是很微妙的，异常敏感，这让婚姻几乎无法持续。”

　　李磊的观点，在青岛的黄品(化名)那里也得到佐证。他曾经是一名全职太太的支持者，妻子当初就在他的支持下做了一名全职太太。但现在每当聚会聊天，谈起这个话题时，他就会立刻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朋友，断了这念头：“太太全职在家后，变化很大，一回家就会问东问西，甚至连中午工作餐是和谁吃的、吃了几道菜她都要知道。对于一个男人而言，这太恐怖了。这不仅仅是我的经历，我的很多朋友都如此。”

　　有时候，金钱能买到很多东西，不只是时间。对于老公每月赚多少就能让太太“全职”，中国各地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湖北一记者综合了几个地市的情况来看，5000元起步(没有房贷车贷)，多数人月收入过万才会考虑。

　　在翁佳铃看来，就中国人而言，无论是内地还是港台，家庭的财务状况，例如先生的收入，确实是女性选择是否做全职太太的首要因素。

　　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的翁此前一直从事美术方面的工作和学习，生小孩后旅居纽约做了两年的全职太太，2010年回国在北京温榆河畔的别墅区，创办了艺术教育机构，她的顾客中的相当部分，由全职太太和她们的孩子构成。

　　这家培训机构成人课程每节课的费用，大概在100-200元之间，来这里学习的，相当部分是家境优裕的全职太太。

　　每到周末，这些热爱艺术的女性们会从附近的各个别墅区驱车而来，她们学习美术，但更多是结交朋友和交流育儿经验。回到家里，她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把当天学到的东西提纲挈领，在睡觉前转达给忙碌一天的老公。

　　因为人口构成的关系，从报名情况来看，在这个艺术中心学习的全职太太们，一半来自港台，一般来自内地。大多数情况下，区分她们并不容易，但有一个情况例外。上艺术鉴赏课有时老师会带学员参观画廊，后者可以自由选购自己喜欢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内地太太们往往出手更大方，因为“港台太太的先生大部分是跨国企业的高管，而内地太太的先生往往有自己的企业”。

　　翁佳铃一直在考虑，是否要在北京更繁华的CBD区域开一家分校，那里会有很多想要和孩子一起学习艺术的全职太太，但相比之下职业女性会更多。翁不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职业妈妈们的心态和目标，会和全职太太们有很大差别，但全职太太未来真的会流行吗？

　　艰难选择

　　在中国，拥有高知背景的全职太太正在增多。“全职太太”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崛起和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职业女性最关注的话题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巨大压力。

　　2011年，《经济学人》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职业女性比例接近70%，为全球最高；而《旧金山论坛报》的调查显示，受雇于跨国公司的中国妇女一个星期经常工作超过70小时。

　　相当一部分中国职业女性希望逃离这种生活，尤其是高知阶层。CNN在2010年针对中国各地2万名女性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0%的被调查者表示希望当家庭主妇，只有38%的人想成为职业女性。最能代表这种心态的一个例子是，在即将出版的初中英文教材里，中国年轻人最熟悉的一个女性角色“韩梅梅”，在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做全职太太，并生活得很好。

　　翁佳铃说，这和她在纽约做全职太太期间，参加类似的艺术培训时看到的情况基本类似。1997年，全美已婚并且有3岁以下孩子的职业妇女占职业妇女总数的61%，但2002年这一比例骤降至58%。此后有调查显示，22%高知职业女性选择了在有小孩后回家做全职太太，在女MBA中，这个比例更高达3成。《纽约时报》2004年分析这一现象时认为，这批母亲出生在美国“婴儿潮”时期，由于孩提时未得到母亲足够重视，因此做妈妈后会倾向于选择成为全职太太，以给予孩子更多

　　至少从数据上来看，全职太太似乎正在全球成为潮流。韩国持有大学文凭的高知无业女性，在2010年就占女性总失业人数的40%以上，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而在日本，50%的适龄女性不再工作，选择了回家。欧盟尽管有更倾向于女性的就业政策，但在意大利南部等地，女性就业率仍然不足1/5。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都属于高福利国家，有鼓励劳动者重视家庭的福利政策。伦敦大学的唐纳德·萨松曾在《抛弃福利国家》一文中，大力抨击高福利国家的模式，并曾以中国做比较，抱怨高福利带来的低就业。所有的非高福利国家中，美国可能是惟一的一个例外，但美国有历史悠久的全职太太传统，但这并未在中国职业人群中得到广泛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做出选择，或者继续鼓励女性就业，或者做出改变。《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开出了几条药方，一是以家庭计税和计算社保医保等，另一条是像欧美日韩一样设立以“家庭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机构来制定系统的家庭政策。毕竟联合国早在1984年就在《世界人权宣言》里说过，家庭是社会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