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补习班每单最高62万 中国教育成反恐战争

    对话杨勇：一定不要相信任何人

    和同行的创业者俞敏洪、张邦鑫、张永琪不同，杨勇根本不是个文质彬彬、娓娓道来的人。

    他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更像是生长在街道上的人。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雷晓宇

    《创业家》：你看过的书里，有对你运营公司有启发的吗?

    杨勇：我悟了一个东西：备胎原理。作为一个企业，一定不要相信任何人。不是说不放权给他做事，但是你永远记住，一定要为他准备好备胎。如果他走了，是不是有人能替换他。如果备胎配备好了，就算他抬屁股走了，我的备胎也能一下子上去。就算放在旁边不用，也是个压力，他会有危机感，更加卖命。

    《创业家》：你说做企业不能相信任何人，那你有孤独感吗?

    杨勇：有。我知道谁都救不了我。有一天龙文出了事，到最后能顶住的，只有我。这个东西，我必须去面对。这就是人生。

    《创业家》：怎么排遣你的孤独感?

    杨勇：我就会想到我有很多朋友。

    《创业家》：可是你又不相信任何人。

    杨勇：这话可能有点过。但是，现实问题是，谁都有可能背叛你。没有利益之后，到底多少人愿意留在你身边，这是个残酷的问题。

    《创业家》：那你孤独的时候做什么?

    杨勇：孤独的时候需要安静。找一个地方，坐下，一个人喝半天茶。我经常这么分析自己，找到我比别人更快乐的事情，阿Q一样自我安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创业家》：你孤独的时候，谁是离你最近的人?

    杨勇：孤独的时候，谁都接近不了我。我也从来没想过能够依赖哪个人。

    《创业家》：纯粹的孤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杨勇：纯粹的孤独就是一种悲观吧，有点那种自杀的抑郁。偶尔有这样的感觉，觉得人活着没太大意义，无论怎么做，都是这样子。

    《创业家》：你刚刚说备胎文化，岂不是让手下每个人都有心理阴影，有恐惧?

    杨勇：如果一个企业连怕的东西都没有，也不会做得很强大。

    《创业家》：你怕什么?

    杨勇：小时候我怕走夜路。老家有片非常茂密的竹林，很长一段路，即使有月亮的时候，路上也是一团漆黑，没有灯，只能摸着走。旁边是一条河，哗哗的声音。听老人说，经常有鬼从上面撒沙子下来。我很怕，但我必须回家。

    《创业家》：你现在怕什么?

    杨勇：如果龙文做得很失败，我现在拥有的这些是不是都会失去?跟我创业的这批人是不是会反水?后面我又想明白了，这些本来就是没有的，如果失去，就相当于还给社会了。出来混，总有一天要还的。如果到了某一天，很落魄的时候，回家种田，我也能接受。反正是农村出来的，也种过地，无所谓。有了这种想法以后，就产生了狼性文化中一种真实的无畏。最坏的打算我都做好了，只要给我一口饭吃，还活着，就行。我一直有这种想法，直到今天，我也这么想。

    《创业家》：你羡慕过什么人吗?

    杨勇：内心深处羡慕过，但我一直不承认我羡慕过。小时候，我羡慕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但我很“硬气”，就算你再有钱，我也不会求你。有一天我快饿死了，你施舍我一块面包，我也不会吃的。我自尊心超强。

    《创业家》：自尊心太强也是种自卑。

    杨勇：内心也自卑。别人有的，凭什么我没有。

    《创业家》：你是孤独长大的小孩吧?

    杨勇：嗯。高中三年我都有儿点近视，坐倒数第二排，有一点儿孤僻。现在我跟人说我比较内向，人都不相信。我高中的时候都19岁了，我不听课的，如果没人问，我绝不会把我的观点说给任何人听，我就一个人沉默。我觉得周围纯粹就是一批傻子、盲从者，我根本无暇顾及和他们争论。我谁都不甩的。

    《创业家》：你的性格受家庭影响大吗?

    杨勇：父母肯定老揍我。揍得太惨了，我把刀都藏在枕头下面，甚至想提着菜刀把我爸砍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什么都淡了。我得出结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明白事理，以理服之;一种横得不得了，必须动武。始终有人本质是很坏的，没有强制，社会就运营不了。

    《创业家》：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杨勇：我就想当一名军人。

    《创业家》：崇拜哪个军人吗?

    杨勇：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问过这个问题。我直接回答他，我崇拜希特勒。一分为二，政治是政治，精神上我绝对崇拜他。非常低微的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个位置，除了有超凡脱俗的能力，没有其他。对希特勒的贬斥，最关键不在他杀了那么多人，而是他最后失败了。如果他成功了，我敢说，所有人崇拜的可能都是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就不相信，那种战争，不杀那么多人怎么能够成功。失败之后，你只是一个失败者。成功者才有发言权。

    《创业家》：可是有的成功是非常残忍的。

    杨勇：必须有一个残忍的过程。

    《创业家》：你接受这种成功的残忍、成功的阴影，有一个过程吗?

    杨勇：有。2004年，我第一次解雇人。他吃差价，还以为我不知道，觉得我傻。他拿着水果刀在公司楼下堵我，当时我就火了，我说，我敢丢弃工作创业，很多东西已经放弃，看得很淡了。我把上衣一脱，说，你就往我左胸捅，我要是眨一下眼，我就不叫杨勇。结果他说，我哪是要捅你，我就想削削水果。

    还有一次，我租房子，租金全部给了。房东明目张胆地要把我的学生拉走，趁我出门，还把门给锁了。我有多气愤，这种浑蛋，只有武力解决。我把旁边的砖头拿过来就砸，狂砸，把他一排窗户统统砸了。他叫了几个亲戚，想揍我一顿后来，我拿着一根棍子，就在那个地方，谁也不敢上。

    真的，很多人为了利益，可以做出任何事情。你必须更狠。

    《创业家》：创业这么多年，你的性格有变化吗?

    杨勇：有。创业的时候，我就是那种边缘少年。某种环境里面，人无路可走的时候，犯罪是唯一出路。我的性格有暴力的成分，有时候想不通了，真想举着砖头把人砸死，真想设计一个什么，把人废了，有这种冲动。我不想欺负任何人，但我也不允许任何人无端地欺负我。我这种性格，稍有不慎，可能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创业的人的两个极端其实仅一线之隔，要么犯罪，要么把企业做大。你连这种血性的、想干事情、敢于宣泄自己的东西都没有，你别做企业了。后面我反思自己，要求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压抑自己的一些东西。现在，我从极端逐步走向温和。只要脑袋里没有敌人，大家都是朋友。心中无敌本无敌。

    连锁化生存之惑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雷晓宇

    一家洗衣店、一家足疗店、一家理发店、一家便利店、一家美容院，外加一家中小学课外辅导教学点，没错，这已经成为一个中国城市居民小区的“标配”。

    统计一下：中国城市人口6亿人，如果按照每个小区1500人计算，估计至少有40万个小区。假如按照7-11在台湾的开店密度，1万人2家店，单一品牌的连锁店就可以到12万家店规模。沙县小吃和成都小吃在全国都有几万家店就是实例。

    便利消费连锁需要具备的几个条件：消费频次要高;毛利率要高;消费者对便利要求高;互联网或其他渠道难以替代，依靠在店铺里面完成消费体验。

    教育培训行业适合在小区开连锁店吗?龙文被称为业内的“成都小吃”，某种程度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这里面的商机。龙文1对1，这个产品在初期，因为是定位于补差，所以对老师要求低，毛利率足够高;社区底商开店更加贴近消费者;教育领域现阶段的互联网视频技术和体验还是难以替代老师跟学生的面对面的互动教学。龙文成功符合上边的条件。未来，龙文定位于教育便利消费的领跑者，现在1000家分校，未来开到1万家分校也是有可能。只要开的分校都能盈利，理论上讲是很好的模式。

    同样是连锁，教育培训行业与服装行业是可以作对比的。

    在服装领域有个数据，叫做加价率(终端零售价/工厂出厂价)。欧美服装企业找中国企业代工的加价率是8-20倍不等，中国本土服装品牌如森马和美特斯邦威，是4.1-4.5倍，报喜鸟是7倍，而凡客诚品是1.5-2倍。理论上讲，如果双方具备同样的供应链管理和设计研发能力的话，同样品质的服装，凡客可以做到美邦售价的1/2到1/3。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凡客诚品这样的品牌电商从2007年创立时的4000万元营收到2011年收入30多亿元，只用了4年时间，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100%-200%。反观森马和美邦，美邦2011年年报收入相比2010年增长43.76%，森马2011年半年报收入同期增长36.64%。

    目前，1对1教学领域也有一个数据(收取学生的学费/付给代课老师的工资)，5-10倍不等。这个数字让人想起服装行业的加价率。如果未来出现一家互联网教育公司，能够像凡客一样，提供基本相同的品质，而将上述比例控制在1.5-2，这家机构未来的估值不会比凡客诚品差。

    当然，教育类产品与服装服饰类产品还是有很大不同。一个是消费品行业，一个是消费服务行业。

    首先，两者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卖消费品和卖消费服务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最核心的不同在于，消费品的质量把控是在工厂完成的。只要把工厂管好了，出来的衣服都是一样的，比较好做标准化，质量控制上没有问题。各省的分支机构和销售机构只要搞定渠道就好了，不存在生产的过程，只是前台，不是后台。但是消费服务类的企业，每一个店都既有前台，又有后台，服务分散，管理相对复杂。

    总的来说，消费品企业在工厂产生价值，产品容易标准化;消费服务企业在门店产生价值，服务分散，难以标准化。

    其次，人在里面产生的作用不一样。在消费品企业，大多数人是隐藏在幕后的，消费者关注的是产品。我买一部苹果手机，就算这个店的服务稍微差点儿，我还是会去排队。消费服务就不一样，它的产品实际上就是人的服务，所以对人的把控就特别关键。

    管理连锁行业，最关键的是标准化和地方自由度的问题。优衣库和星巴克就完全是两种模式。优衣库是倒漏斗形状的店长制，店长有特别强的把控店面的能力，店长最牛，是所有利润的源头，所有后台系统都支撑他。星巴克则是总部制，店长几乎没法作任何决策，所有决策都是总部作。在教育企业，普遍也有两种连锁管理模式。像学大教育，就是地方放权、店长说了算的模式。像精锐教育，它的创始人是英孚教育出来的，走的就是西方的总部文化那一套。

    这两种做法都可能行得通。但在中国市场，草根、放权的企业无疑更容易打开局面。很多教育机构的头儿特别喜欢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怎么打的?两个人放出去，回来给你带回一个团。这种东西能够成功，有它的生存土壤，就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家庭联产承包制之所以成功，靠的也是这个。这块地归你了，肯定给你弄得特好，要都大部分上交中央，没人有心思干了。当然，这种打法也容易滋生水泊梁山式、帮派式、兄弟式的管理。很多时候，教育企业有家天下的感觉：这是我兄弟。

    和快销连锁一样，教育连锁的地域扩张也会遇到增长瓶颈。一般来讲，在中国，连锁行业扩张到4000家街边店、1500家百货店就到头了。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就是一条主干道，主干道上街头一家、街中一家、街尾一家，增长空间已经不大了，拉动消费很困难。一个店面对的消费群体就那么多，一年就买那么多东西，除非你推新货。连锁企业的共识是：价值增值最大的时候就是你铺开全国建店的时候，一旦建好店，要拉升同店销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要突破地域扩张的瓶颈，通常的做法，就是延伸业务链，做品类扩张，比如百丽鞋业。对于教育培训企业来说，可以不只做中小学课外辅导，还可以做幼教、做留学、做职业教育。这样一方面降低风险，一方面解决增长的问题。最终，大家都会变成一站式解决方案，因为单个项目容易出现瓶颈。

    当然，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品类扩张不那么容易。2011年，学大的1对1业务成本不断上升，利润下降，不得不进行结构性调整，开始做“精英学堂”小班业务。但是，当“精英学堂”在北京市开到4个校区的时候，学而思的小班教学已经有60多个教学点了。而在外地市场，深圳有邦德，广州有卓越，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家“地头蛇”，要进入也很难。同时，为了分流成本做“菁英学堂”，学大进行了针对销售部门的薪酬改革，导致一批优秀员工流失，企业的高管团队也发生了变动。

    在品类扩张上做得最好的是GE。最早GE是做照明的，后来做塑料，然后又做家电，现在，这些它都不做了，改做飞机发动机和高分子材料。为什么它每一次转型和布局都能成功?那是因为这家公司知道自己最强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它的执行力。它选择行业的时候，就去选那些创新慢的行业。它选择做飞机发动机，20世纪60年代发明喷气式飞机，到现在还是这么个东西，就不用去做太多的技术攻关和创新。

    品类扩张的决策是很难的。索尼就失败了。它在电子消费领域是非常成功的一家公司，但是它错过了手机的机会。当初觉得手机不赚钱卖给索爱，现在再买回来，黄花菜都凉了。至于柯达的倒闭，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商业本身的进化。就跟新陈代谢一样，不是每一家公司都能做到基业长青。一个公司跟一个人一样，也有它的基因和命运。公司的基因、天花板和命运，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这个创始人。什么时候，这个创始人能够真正把自己的心态从一个创业者变成一个企业家，那就不一样了。创业者多少是山寨的、草莽的，但企业家不是，企业家意味着职业化管理、权责清晰。

    俞敏洪是教育行业为数不多的企业家。他的转变发生在2005年。那么好的朋友都无法跟他在一起，也会因为利益问题而决裂。要成为一个企业家，大家先谈利益。把利益和责任谈清楚，才是真正的涅槃。

    (本文根据和君咨询分析师侯瑞琦、盛大资本投资总监陈昱宁观点整理)

    杨东平：教育恐慌的背后是财富分配不公

    我女儿上高中的时候，她抱怨说，考试太多，功课太多，都没有自己的时间了。我问她，如果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你不用做这些，只做你最喜欢的事情，你会做什么?她想了半天，想不出来。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正处于这种状态。这是教育的失败。

    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正在成为一场反恐战争。你去北京中关村黄庄的那个红绿灯站一会儿，到了下午三四点，人大附中的孩子放学之后直接过马路就去了学而思。你站那儿不动，前后左右全都是教育培训机构的广告牌，开过去的公共汽车上也是这些广告。你回家了，小区门口还是这些教育机构的牌子，做成霓虹灯，在闪。你打开报纸，还是这样的广告，告诉你说，你不为孩子报个班，他们就会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还在不断提前，以前是高考，后来是小升初，再后来是幼升小，现在已经到了早教、幼教、胎教甚至孕前教育了。

    这是一种全社会的教育恐慌。家长们惶惶不可终日，非要上人大附中、清华附中不可。这一方面是没主见，一方面是受商业推广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商业力量不过迎合了应试教育的需要。说到底，这种刚需是被中国的学校制度制造出来的。

    以小升初为例。20世纪90年代，北京的小升初还是比较严格地实行统一考试入学和极少数的择优入学，保送生只占5%。1998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取消小升初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和电脑择位。但是，由于学校之间差距过大，优势教育资源稀缺，以钱择校、以权择校和以优择校的现象越来越多，几乎成为某种潜规则。

    以钱择校、以权择校的典型是“共建生”和“条子生”。

    “共建”是具有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以北京八中为例，共建生占录取学生比例的17%。许多优质中学的共建单位多达十几个。北京市外企服务总公司是国资委所属的大型国企，据网上披露，该企业的共建学校都是在北京家喻户晓的名校、热点校。

    “条子生”也就是后门生。一些家长通过特殊社会关系，使自己的孩子获得重点学校的入学机会。“条子生”是最为不公平的入学方式，赤裸裸地侵犯教育公平，严重扰乱了义务教育的正常秩序。重点学校的“条子生”一般占当年招生人数的8%-10%。在升学季节，名校校长总能收到众多条子而难以处置。某校每年会设立一个临时机构，叫“条子办”。一般来说，每年春节前后就开始“条子生”的工作。

    相比之下，既无权也无钱的普通百姓只能够通过以优择校的方式来获得进入重点中学的机会。即便在这个环节，培训机构和重点学校也形成了利益同盟。这就是“占坑班”。

    “占坑班”起源于1998年。由于当时小升初由统一考试改为电脑派位，一些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薄弱校就读，而重点学校为争优秀生源也不愿意接收电脑派位生，于是出现以奥数培训为主的培训学校，充当起替重点中学选拔学生的功能。一开始，重点中学自己办“占坑班”，比如人大附中的华罗庚数学学校(后更名为仁华学校)。后来，义务教育不允许择校，政府叫停，学校就改为跟培训机构合办。比如，人大附中就跟学而思合办“占坑班”。目前，各所名校都有自己对口的培训学校。你去查它，学校说跟我没关系啊，是培训机构。其实，大家都清楚怎么回事。

    以海淀区为例，2010年海淀区七大名校对应的“坑班”有106个，按每班50人计，总人数达5000多人，总人次约55000人次。“点招”人数共计560人，约10%。这就是说，约90%的孩子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之后，并不能如愿进入名校的大门。

    这些“占坑班”按照靠谱程度的不同，被家长分为“金坑”、“银坑”、“土坑”和“粪坑”。占了坑不见得能上，但是你不上的话根本没有机会。这个班从三年级就得上，一轮一轮淘汰，经过三年以后，一个班有几十人能上。家长为了保险，他要占好几个坑，万一人大附中不行了还可以到北大附中啊。当然了，因为精力有限，他这三个坑不可能都去上，两个坑就白交钱。现在北京市已经通行了几年，每一个小升初学生的家长都门儿清。

    这些教育恐慌背后，其实是增长的财富如何实现分配的问题。有人批条子就能进，有人交钱就能进，有人得考奥数才能进。财富的增长并不会自动达成分配，各种特权和规则不公都在抬高门槛。照陶行知的说法，基础教育是为了成为人中人，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人，本不该有门槛，但现在，每个孩子都面临巨大的门槛。这是一道窄门。

    (杨东平系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徐小平：无聊课堂和学校的终结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雷晓宇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罗恩老师的奇迹教育》，看了第一章我就感动得要哭。这是一位教育家对美国教育的革命，是停滞的、沉闷的、无聊的课堂的终结。一位老师，他梦想办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在学校里有蹦极，学生上数学课的时候大声唱歌。他说，你要把每一个学生看成未来的总统。事实上，成为总统的人微乎其微，但是你一定要坚信他们能成为总统。

    以前，我两个儿子成绩不好的时候，我太太会愤恨。我说，他们都是天才，天才总是不被理解的，天才总是不循常规的。现在，我的儿子非常好。

    有一次，我儿子还差3个月到18岁，晚上喝得醉醺醺地回来。我说，你还不到18岁，不能喝酒，他就愤怒。我想了想，就去敲门，带了两个酒杯和一瓶酒，跟他一块儿喝。我想到我15岁的时候第一次喝白酒，喝得浑身过敏。我想，提前3个月庆祝成年有什么不好?有时候，手中的教条没什么意思。我年轻的时候写文章，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报纸，一边脑子构思文章。我老婆说，你怎么还不写呀，我马上写不了了。我也是扭曲的受害者。

    我曾经被骗过。我带小儿子去一个外语学校学习，他说两万块钱一年，但是再交3000块就可以再送一年。我交了23000块，但是我儿子上了一节课就再没去过，也没管他们要退款。我为我的23000块而愤怒。

    这种健身房模式的教育必将灭亡。是时候了，必须回归教育的本质，该交的钱必须交，不该交的钱求人家不要交。我在新东方的时候，曾经多次劝人家别交钱。有人要去美国留学，说，30岁了，再不走就不是三十而立，是三十倒立。我骂了他一顿。现在他是新东方的高级副总裁。还有个女孩，要去加拿大留学，打算花十几万念托福学校，在新东方交了1000多元就进来了。多年以后，我在国外演讲，看到她在丛中笑。

    也许，将来我可以做个教育行业的大众点评网。美国有个评教授的网站，这个课好不好，这位教授好不好，都可以点评。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类似的独立网站，用户捐款，评学校，评培训班。这个上不了市，但是教育培训也可以大众点评吗。

    现在的中小学还去竞争高考吗?我觉得过时了。今年，去美国留学的人有30万，明年估计是40万。这30万还只是去美国而已，走向全世界的话，达到百万人数指日可待。家长应该意识到，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这个情形在台湾已经发生了。在台湾，18岁的孩子100%能上大学，入学率已经达到118%。这说明，大学已经招不满学生了。

    已经有很多高度差异化的竞争者了。我投资了一家学校，它直接引进美国中小学的全套课程。它本身就是个虚拟的学校，很多家长不去上传统的学了，直接去它那儿。我还认识一个人，他直接把英国的课程引入中国的大学。打个比方，他把英国的养羊专业引入陕西林学院。把中国长期赶不上的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引进一个就等于开了一个新的学院。

    其实，民办教育要是真做到多样化、个性化和国际化，可以不要学校了，要什么学校!美国的免费网站正在迅速取代传统学校。美国一个互联网创业大师说，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是学校的终结。中小学更多的是社交和发展身心的地方。有一个叫KHAN的网络学校，它是免费的，已经有几十万次的学生上课，十分钟一个视频，学完了就受益，要大学干吗?

    现在，中国的教育培训行业就像整个中国一样，处于青春晚期，茁壮成长，发育，迷乱，弄不好就成堕落少年，弄得好就是成熟的、幸福的人。这个时代的人是幸运的，有多样化的选择，但又是不幸的，因为我们动不动就会陷入一场灾祸，比如地沟油，比如三聚腈胺，比如毒牛奶，起码，教育不会死人。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所在：80年代，我们不断渴望着“九州生气恃风雷”，要等待着风雷的出现。现在，连这种感觉都没有。现在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空气只有在坏掉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对教育的基本理念是，每个小孩都能成为伟大人物。我从乡下来，俞敏洪比我更土，我们都在逐步实现梦想。什么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是教育。真正的教育，它能够不断刺激、鼓励和引导孩子去寻找他心灵深处的激情，像瑞士手表匠人、酿造葡萄酒的人、做奶酪的、做茶叶的、做瓷器的教育的本质，就是点燃孩子心中本来就有的、有如大海地心生出的石油似的激情，照亮一生的激情。这是教育应该做的事。我是这样教我儿子的，我也天天问我自己，我的激情是什么?

    (徐小平系新东方联合创始人，著名天使投资人)

    对标：韩国MEGASTUDY教育集团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雷晓宇

    在东亚国家里，韩国的教育环境跟中国更为相似：是否能上大学很重要，上什么样的大学很重要，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所以，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舍得花钱。2009年，韩国用于公共教育的经费达到了55万亿韩元，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与此同时，私人的教育支出超过了20万亿韩元。如此沉重的负担，已被视为导致韩国低出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八成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曾请过家教或上过补习班(线上或线下的)。线下补习课程的费用是网上课程的五倍。

    韩国有大约一半以上人口都居住在首都首尔附近。首尔与北京相当，各方面都很像，房价昂贵，生活成本高昂。因此，我们将韩国作为一个参照物，对观察中国教育培训行业应该很有借鉴价值。

    在K12中小学课外辅导这个行业，韩国的MEGASTUDY集团有很好的对标性质。

    MEGASTUDY创立于2000年，是一家市值1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2011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它有高中和初中的面授、在线课程，面授增长了32.3%，在线课程则有所下滑。但即便如此，这家公司光在韩国市场，2011年一年就做了16亿元人民币，折合2亿多美元，光是卖在线课程就卖了将近10亿元人民币。

    MEGASTUDY走的是典型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路线。它是做高考复读起家的，一开始弄了几个名师，做视频，后来慢慢发展到线下业务。它的主力业务还是网校，线下面授为辅。它有400多名教师，100多名工作人员。

    MEGASTUDY是典型的名师路线。最牛的一位老师曾经一年创造100亿韩元的收入，老师分红1000万元人民币。

    MEGASTUDY收费很便宜，一个学生大约也就收两三百块人民币。整个韩国也不过300万学生，基本上一半的韩国学生都是它的用户。

    MEGASTUDY的课程研发非常厉害。在它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光初中就有2000多门课程，高中则有5000多门课程，每一门课程30多个学时，光诗歌类的课程就有十几个。

    韩国的网络是全世界最快、最发达的，韩国的电子产品也是全球顶尖的，韩国的网络教育也是国家战略。韩国政府非常重视，不仅立法，还成立了一个副总理级别的网络教育办公室。韩国政府认为，国民为了孩子上补习班花费过多，希望降低国民负担，曾经把最好的老师请过来，搞了一个免费的网校，所有学生都可以来学。

    所有人都认为，这对MEGASTUDY会是个致命的打击，但最后证明这是好事情。第一，这相当于政府为它做了个大大的广告，告诉国民，网络教育是个好东西，连政府都在大力推导。第二，政府的网校出来以后，质量较差的中小型课外辅导机构全部死光了，市场更加集中。

    MEGASTUDY的模式，很多中国公司在学。学而思的线上线下结合模式就是典型的MEGASTUDY框架。

    但是，学MEGASTUDY很少有成功的。第一，韩国只有中国一个省那么大，但在中国，各个省份的语言不一样、考试题目不一样、教材不一样、分数线不一样、老师认可度也不一样。第二，名师模式是有风险的，就跟华谊和冯小刚的合作一样，哪天他不想干了或者出事了，就不好办了，必须把上游资源分下去。第三，孩子学习不好，很大程度上不是智商问题，是自觉性问题。名师和网络教学并不能够解决孩子学习自觉性的问题，而1对1模式给你反复讲，能提高孩子自觉性，至少也是个高级保姆。

    两三年以前，MEGASTUDY来到中国市场，试图做一些收购，也想自己做，但最终选择和国内公司合作。外国人做产品生意干得过中国人，但这是服务生意，需要你在身边一点点磨，还要搞定工商和税务，很难的。一个文化不同，一个法律不同，存在这两个不同，你就没法做。而且外国人在中国做教育要在省级特批，不是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