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多城市城区合并 公职人员安置成最大压力

　　并区时代来了

　　这是一个城市的电子地图，上面布满了五彩斑斓的色块：卢湾、黄浦、崇文、宣武、南汇……有的名字蕴含历史遗韵、有的通俗易懂、有的方便适用、有的还带着生僻字。它们会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被写下、提起和说出，如空气般寻常。

　　突然有一天，当这些名字消失时，一座城市在改变，一段历史在悄悄改写，一个新的征程开始起航。那么，新的城区能否承载这些失去和改变，承载这个时代的历史变迁？

　　20

　　一些上海网友聚集在宽带山社区上，深情写下“如果在卢湾遇见你”的诗句，希望留下关于卢湾的美好记忆。要知道，合并之后，“卢湾”这个见证上海繁华和优雅的名称会从很多个户口本、街头招牌和电波信号上消失。

　　纵然有再多的不舍，崇文、宣武、卢湾终将成为过去。随着城市的发展，像卢湾这样从地图区划名称中消失的名称还有很多。两年前，上海浦东新区与南汇合并，从此，南汇区成为历史书中的记载；五年前，哈尔滨市香坊区与动力区合并，动力区暂时放下了寓意三大动力企业发源地的称谓，走向了新区。

　　“区划调整”，这是城市发展中的必然，它如同历史的碎片，拼接起，便成了一座城生长发育的轨迹。放大地图，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星罗棋布的街道、正在扩建的商场、即将改造的图书馆、正在扩容的学校、正在招商的工业区……这里有百千万的民众，数千家的企业，他们的现在或未来，都与“并区”相关。

　　这是一个城市的大事件，与其说关乎百万民众和企业，不如说关乎一个城市的战略思维和与时俱进的能力。

　　“各取所需”的姻缘

　　对于首都北京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心城区的两区合并还是头一遭。

　　新区划意味两区财政上统一，说白了，两家的钱放在一个袋子里花。如果像原西城区和宣武区、原东城区和崇文区一样，富人家的姑娘与穷人家的小伙儿联姻，什么才能说服彼此？

　　“每次走过菜市口附近的那些低矮民房，我都在感慨，当看到奥运村建得那么漂亮，CBD高楼林立，这里什么时候能够跟上首都的步伐，不再像‘贫民区’？”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老肖每天上班都要经过宣武区。有些老社区低矮破落，为了不影响美观，有的街区用一堵仿古的墙壁遮住过往人们的视线。

　　而在西城，赫赫有名的金融街，聚集着近百家跨国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这里上班的人们西装革履、谈吐优雅，带着国际化的精英范儿。金融街是原西城区财政来源的钱罐子，每年带来上千亿元人民币的税收。

　　2008年奥运会后，北京打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口号，然而，作为首都核心功能区，“东富西贵、南穷北贱”的历史分割依然在中心城区留下不协调的印记。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三十多年来，即使城南那些常年坐在胡同口晒太阳的老人家，也觉得身边的变化太慢了。

　　“合并”对破旧的老街区来说，是搭上了北城的现代化“列车”，对于发达城区来说，也并非在无私分享发展的蛋糕。

　　北京金融街的高楼已经鳞次栉比，但依然有很多企业要求入驻，而现有的机构也需要扩充经营和办公空间，金融街亟待扩容。

　　而在首都核心区域，毗邻金融街的宣武区有成片尚未开发和改造的老城区，这在首都核心区域已绝无仅有。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用一句话概括了“并区”的缘由——“突破原有行政区划的制约，促进北部的优势资源向南部辐射延伸，实现整体提升、联动发展，提高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发展水平”。

　　在上海，南汇对浦东的利好，也是如此。对于南汇并入，浦东新区将这称为“第二次创业”。如果说，土地就可以带来发展空间的话，浦东的发展空间就此扩大了一倍多。在与浦东新区的一位工作人员交流中，她激动地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合并带来的不仅仅是发展空间的拓展，而是一种新的能量的迸发。

　　并区创造了一个新的平台，各区都能根据自己特征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滨海新区区政府对塘沽、汉沽、大港的产业进行分工，实现优势互补；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整合中获得了土地，大兴区获得了就业和税收。在“并区”中，利益分割上无法完全的均等，一方的妥协，需要的是远见。

　　行政“洗牌”后的利益分配

　　两区合并，变动最大的就是机构的精简、统一。这是一个城市的重大决策，牵涉到被调整方各个层面的利益。

　　“相当敏感和复杂。”民政部区划司区划管理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每次的区划调整前期都是保密的，消息公布时对民众来说很突然，实则酝酿了很长时间。”

　　对于所有被调整区域的公职人员来说，“并区”是一次彻底的洗牌。

　　一年多前，李东（化名）被调入原宣武区文化委员会，不久后，便经历了这次“并区”。李东记得那段时间整日地开会，由区里部署调整的具体工作，对于媒体的采访，他们当时也无暇顾及了。

　　北京“并区”的整个过程显得雷厉风行。2010年6月，区划调整方案被中央批复后，全市召开了全市厅局以上的干部会议，7月1日，四个区召开了处级以上干部座谈会，7月份新东城区已开始合署办公了。

　　“在机构编制、人员、岗位确定之前，有关系的开始找关系，没关系的则是感觉前途未卜。”原宣武区的一位公职人员向记者透露了当时的情形。“在宣武区文化委员会中有四五人进行了分流，在西城区和宣武区合并以后，政府各个部门的人员多了，但总的人数少了。”

　　“分流一般有几种形式，有些人被调到市里，有些人则被派出去学习，另外一些接近退休年龄的则鼓励提前退休。”李东向记者介绍。如今，合并后，他所在机构的副处级的干部比原来多了，晋升的几率就小了。李东身边的很多同事，有人正期待每一两年的一次人事调整，就赶上了“并区”，于是少了一次晋升提拔的机会。

　　哈尔滨香坊区和动力区的合并就显得压力更大。原动力、香坊两区的处级干部达500人，科级干部就有1000多人，当时只有不到50名的干部可以分流，其他人员如何安排，成为并区最大的压力。

　　相对而言，进入新西城工作，李东是幸运的。“新西城管辖范围大，舞台更广阔了，责任也更大了。”对于调整后的工作压力，李东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因为一些老人和不适合留任的人员被分流了，合署办公后效率就高了，原来5个人干的活现在3个人来做，成本也降低了。”经历东城和崇文合并的原崇文区老干部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而且，由于两个区的人合署办公，在管理理念上、工作方式上的交锋反而带来了一种活力，“这种感觉是好多年都没有的了。”

　　改变带来的也不全是压力。区划调整之后，干部员工的工资、福利以及一些激励政策就高不就低，“哪个区的好就用哪个区的。”李东说，这样的优势互补还用在了街道管理上，比如以前宣武区打造街区文化品牌的手法就被新西城所吸纳推广。

　　这是一种“1+1>2”的合并，在天津滨海新区，这种行政整合后的力量更为明显：三区一盘棋，曾经所涉机构太多、区与区之间行政办事难协调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至今，中国很多城市的行政区划还是沿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版图，那时候，城市很小，城市的行政区则更小。相对于后来形成的城市新区，老城区的面积已经显得微不足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卢湾这样一个只有8平方公里的区域里，设有和1000多平方公里的浦东新区一样多的行政机构。对于老城区来讲，以“并区”的方式精简行政机构、整合行政资源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对于新区来讲，虽然原浦东新区有着5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但站在打造世界“中心”城市的野心上，浦东新区需要更广阔的土地、更高的视野、更全局的规划，再纳入一倍的土地也不在话下，滨海也是如此。

　　对开发区来讲也是如此，如果说，老城区的“并区”是百姓喜闻乐见的行政精简，那么对于新城区来说，并区就意味着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上面坐着雄心勃勃的掌舵者。

　　“开发区”的扩张冲动

　　经过近20年的哺育，“经济开发区”等一些城市新区已经从孩子长成青年，它们在急速对外扩张。这种扩张背后，开发区与所在行政区的分割线在以各种整合、融合的方式被模糊，甚至有了“破格”的冲动。

　　经济开发区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国家在多个城市设立的不同发展主题的经济开发区，就如同一个个小“特区”：归属于所在市区，享有特殊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

　　2010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了“融入大兴”的行动——相对浦东新区吸纳南汇来讲，这只是“并区”的前奏。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个官方名称，人们更习惯于叫它亦庄开发区。亦庄开发区属国家级开发区，位于通州、大兴的交会处，自1992年开建并对外招商以来，已经有3800多家企业聚集，其中世界500强的企业就有90家。

　　相比大兴区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几十平方公里的亦庄开发区只是冰山一角，而它创造的GDP却是大兴的两倍多。18年来，亦庄已累计创造了上万亿的工业产值。

　　“我是亦庄的，跟大兴不一样”，这种经济能量所生成的骄傲，亦庄人似乎从不掩饰。作为国家级开发区，虽然亦庄开发区受市政府直接管辖，在行政级别上跟大兴一样，但地位上似乎比大兴高一头，一些高学历的年轻人也乐于在这里发展。

　　大兴也曾有人表示，正是因为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带来的吸附效应，导致了大兴的招商引资更为困难，大兴区的发展反而受到了制约。将亦庄开发区放入大兴，自然是大兴一直的梦想，然而开发区毕竟是北京市直辖单位，大兴区难以吞下。

　　近年来，亦庄发展遇到了瓶颈。在北京市，亦庄虽然与其他16个区县并列，但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经济开发建设，并不具备行政区划的管理职能。在亦庄来说，道路等公共设施的建设维护、持有开发区户籍的员工子女的上学等问题都需要大兴区政府协调。

　　另外，亦庄急需土地。开发区现有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更多企业的入驻、扩厂以及建设配套生活区、功能区的需求。 2010年1月26日，大兴区区委书记林克庆曾表示，由于亦庄一些项目急于落地，春节后，亦庄将往大兴区扩区12平方公里，其中8.3平方公里是产业功能区。

　　对于大兴来说，亦庄扩区也是一件好事，不仅可以带动当地就业，也带动了大兴的工业和城区建设。

　　此时，两区显得更亲密了。

　　2010年初，北京市正式推动大兴区和亦庄开发区行政资源的整合，亦庄开发区和大兴区要共同打造城市南部制造业新区，成为北京新的“增长极”。此后，“南部新区”这一名称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整合有条不紊地进行。当年2月，大兴和亦庄的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交叉任职，大兴区委书记林克庆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这为打破大兴区对于亦庄开发区的行政壁垒，给予土地、户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提供了条件。

　　2011年，当《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亦庄开发区时，这里持开发区户籍的居民可以申请政策性住房了，其子女在大兴幼儿园上学也不再需要交纳借读费了。这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此时，人们不再刻意将大兴和亦庄分开，而统称为“南部新区”。

　　如果说亦庄和大兴正在打一套“并区”动作的太极拳，浦东新区与南汇的合并则可以说已经收官。浦东新区是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拥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南汇合并后，两区领导班子就合为一套，行政机构融为一体。如果说亦庄是两家共一个餐桌吃饭，时而互通有无，而浦东与南汇则已是一个锅里吃饭，真正是一家了。无论是土地，还是社保、户籍、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两区都得保持高度一致。

　　作为国家另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走了另一条路径。曾经的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只是一个类似于学术单位的指导性机构，不具备财政、规划、建设的权限，这让滨海新区的蓝图无法执行。当三区合并成立滨海新区政府时，三区政府成为一级政府，滨海新区的区域战略开始真正得到践行。

　　到2010年5月，我国已经有78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其中很多开发区都是跨行政区，在行政审批上需要多个区政府协调，这就产生了打破行政区壁垒的需要。“另外，当前很多开发区已经进入到饱和的阶段，有的开发区已经数次扩区，未来开发区的扩张可能会成为推动行政区划调整的一大动因。”肖金成表示。

　　“往事”不只成追忆

　　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市区行政版图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但身处其中的人们总要经历理性和情感的纠结。

　　对于过去，“并区”中那些消失的地名让人心痛。上海“卢湾”、北京“崇文”、“宣武”，哈尔滨“动力”……这些提起就能触动人们情愫的词语，如今已慢慢远去。

　　“田子坊的浪，新天地的美，八号桥的设计夺花魁。大时代的潮，上海滩的洋，淮海路的美女清凉装。味香斋的面，红房子的汤，光明村的熟食排队长。”这是一条描绘上海卢湾区记忆的微博，近日来依然在被广泛转发。

　　“当卢湾地名消失时，这一切似乎变了味道。”在卢湾出生和长大的小沈伤感地说，很多感情无法用言语表达。和很多人一样，她不愿因为行政区划调整而放弃那段美好的记忆。

　　不同的地方，对于生养土地的情感却是相同的。当哈尔滨的动力区与香坊区合并以后，那些在这里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工人们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他们见面时总爱问一句话，“你原来是老动力的？”如果是，内心就有了一份天然的亲近。

　　“崇文”、“宣武”的名称有着厚重的历史，承载着老北京的记忆。宣武是京城宣南文化的发祥地和著名的传统商业区。北京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800余年的建都史，为宣武区留下大量宝贵的历史遗存，这些都与“宣武”二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然而，当“崇文区”、“宣武区”、“卢湾区”、“动力区”这些行政名称消失后，随之紧密相连的文化真的会消失吗？

　　记者在走访文化界的专家和官员时，能感觉到他们些许的遗憾。

　　但是从长远来看，文化又是受益的。北京天桥传统杂耍“中幡”的传承人付文刚告诉记者，“由于政府对民间艺术的保护和投入不足，很多民间艺术面临断桥，合并之后政府更有财力来支持，看新西城的吧！”

　　为了让那些带有厚重历史气息的地名很好地留存下来，合并后，并区后的政府也在尽力保存这些地名，如对“宣武区”、“崇文区”采取了“改姓不改名”办法。行政区划调整后，原来“北京市宣武区”的法定地址会变更为“北京市西城区”，但在具体地名和名称中，“宣武”字样可以保留。例如，原“崇文区工人文化宫”就可更名为“崇文工人文化宫”。

　　另外，北京市还将适当增加一些增强崇文、宣武等南城文化符号的地名、楼名，比如，在适当时候把“崇外街道”更名为“崇文门街道”。

　　或许，随着一些行政区的撤销，伴随这些地域的文化或多或少都会离开人们的视野。或许，人们惋惜的不仅仅如此，更多的是关于一段城市的记忆。

　　不过，历史一直在演绎，就如同一位网友所说，“名字没了，根还在！”

　　新生活，新财富

　　在惋惜之余，人们更关注生活的变化，“并区”还是带给了人们惊喜。

　　在并区前的宣武，旧城改造早就提出了规划，由于资金不能到位，居民听了多年的口号，却是只打雷不下雨。而西城的到来，新西城财政的统一调度，意味着在统一规划中，原来宣武的旧城改造将大大提速。

　　同样，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合并后的新区可以实现区域共享。

　　在新西城，原宣武区只有“师大附中”、北京十五中等少量的优势高中，而西城的教育资源更为丰富，有北京四中、北师大实验中学、北京八中、北师大二附中等众多聚集优势资源的学校。6月份的中考刚刚结束，并区就意味着初中毕业生们可以自由选择新西城所有高中了。一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他们家孩子刚刚初中毕业，赶上好时机了。

　　在哈尔滨，道外区和太平区“并区”已有7年了。这些年来，随着道外工业的发展，一些工厂延伸到了太平，这里曾经下岗的工人和农民也荣耀地变成了城里人，他们放下田地里的锄头，开始在城里做起了环卫、餐饮，有的开了商店，有的进入了工厂上班，随着大量的土地上被开发商建了楼房，他们也能住上小区的回迁房了。

　　在上海，浦东和南汇多年未解决的“断头路”将被疏通。

　　改变不仅如此，对于“区划调整”，或许很多老百姓并没有特别的感受。但在未来的生活中，他们会发现基础建设、公共服务共享所带来的便利，曾经不一致的社保标准在悄悄改变，开发区经济区的建设和未来的工厂让更多的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配套的服务业让他们的家人也有事可做。

　　此时，人们可以发现，区划调整带来的不仅仅是行政机构上的变革，而是城市的进化、生活的变迁。

　　（本刊记者李小晓 、宋雪莲、汪孝宗、谈佳隆、实习记者李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秀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本文亦有贡献。）

　　“如果在卢湾遇见你”

　　当卢湾成为黄浦，昔日的凡尘往事便化作了新上海的振兴图纸。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谈佳隆I上海报道

　　“如果在卢湾遇见你，那么，我会带你去新天地电影院；如果在卢湾遇见你，那么，我会带你去坐146路，从宁静到繁华，卢湾可以就这样看遍；如果在卢湾遇见你，那么，我会带你去新天地的跨年倒计时，回味那些一起期待未来的幸福感……”

　　在宽带山社区，一个以上海本地人为集聚地的论坛，有网友贴出了“如果在卢湾遇见你”诗歌来表达对于“卢湾”这一地理概念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遗憾。

　　6月8日，黄浦区、卢湾区两区建制撤销，将设立新的黄浦区，这意味着不久之后“卢湾”这两个字将不再出现在官方的行政文件之中。记者注意到，虽然此前传言不断，但“并区”之举仍然引发了上海市民的热议，有人认为，新黄浦区的成立并不影响卢湾原有文化的传承，但也有人说，那些在卢湾生活过的居民多少有些“失落”。

　　“绝版”老上海

　　“我的‘310103’开头的身份证以后就是绝版的了。”家住原卢湾区瑞金二路街道的施先生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我国身份证的编排规则中，310代表上海，103代表着卢湾。

　　在卢湾、黄浦并区的半个月时间里，无论是坐地铁还是坐公交，“绝版”身份证往往成为拥有“310103”身份证的上海人讨论最多的话题。身份证作为公民标识认同的主要方式而存在的，而“310103”背后折射出民众对于自身出生和成长地的强烈归属感，毕竟卢湾是个有历史渊源的地名。

　　“卢湾”的地名得名于“卢家湾”：旧时肇家浜自西向东，折向北流，转弯处浜畔有罗姓居住，故名“罗家湾”（约今鲁班路、斜徐路、泰康路 、建国中路一带），后谐称“卢家湾”。1945年建区时，以境内地名“卢家湾”命名，1950年改称“卢湾区”。

　　施先生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卢湾区绝对属于上海的黄金地段，历史悠久，也是老上海人比较多的地方，里弄多街坊多，既有典型的老上海风情，又有十分欧派的生活气息。”

　　漫步在淮海中路（霞飞路），参天的法国梧桐树立两旁，国际性品牌鳞次栉比，这是很多小说和散文描述上海经典和浪漫的发源地。这条文化底蕴深厚，以时尚高雅而著称，在上个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东方香榭丽舍大街的商业大道如今仍然充满着勃勃生机。

　　根据卢湾的地方志记载，20世纪初，在法国租界文化下，卢湾区的道路与建筑的风格，都带着法兰西格调的欧陆风情。俄国革命后，迁入的彼得堡贵族们在这里开设了崇尚法国文化的精致、高雅的商铺，以致营造了淮海路区域独具魅力的生活样式，吸引了许多文化精英、新思潮者。

　　事实上，卢湾区一直以来被视为华洋文化的交融地，特别是上海石库门和里弄文化能够在卢湾找到最原始的保留。施先生向记者回忆起童年和伙伴们在弄堂里玩耍就津津乐道。

　　然而，伴随着卢湾和黄浦的合并，不少本地人担心，卢湾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标识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但有官员认为，两区合并对其长远发展是更为有利的。

　　从民居、工厂到创业产业园

　　在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卢湾、黄浦两区行政区划调整方案中明确强调了“加大区域资源整合力度，优化总体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提法。那么，两区合并的行政动因究竟是什么？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一位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卢湾、黄浦行政区划调整是涉及上海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上海中心城区原有区划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部分区管辖范围狭小、发展受限的情况突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官员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上海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聚集百万人口以上的区，而相比之下卢湾和黄浦太小了，人口也太少了，有官员甚至坦言，卢湾、黄浦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阶段，更应该讲究单位效益而不是规模经济。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卢湾区的常住人口248779人，而黄浦区429891人，尤其是卢湾区人口下降速度很快，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当时卢湾的人口还有328918人，十年间，卢湾区的人口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还多。

　　“很多人已经搬走了，工厂也已经迁出了，腾出的地方给政府搞商业、搞服务业、搞创意产业了。”施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人口减少和大量原有卢湾区动迁有很大的关系。卢湾区是上海最早实行旧城改造的区之一。”

　　根据国务院批复，调整后新的黄浦区面积达20.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90.9万。记者在实地采访中了解到，像田子坊、八号桥以前都是民居或者工厂，如今变成了上海知名的创意产业园区。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一位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这一较小的区划面积里，可以整合现代服务业的很多方面，比如文化创意产业的聚集，楼宇管理服务经济的集聚，金融规划和吸引投资的整合，旅游资源的整合共享等等。”

　　引人注目的是，两区合并之后，上海南外滩部门将获得综合性整体开发的机会。根据上海“十二五”规划，黄浦区东侧将集聚更多的金融企业入驻，而卢湾区的并入将进一步充实黄浦区发展金融和高端商务商业的腹地。

　　“大巡游”结伴“大狂欢”

　　每年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至10月上旬，上海都将迎来旅游节，在卢湾区举行的“大巡游”、在黄浦区举行的“大狂欢”已成为旅游节开幕的经典方式。

　　在上海，卢湾区应该说是最具有深厚历史人文底蕴的区之一，拥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史迹。区内有历史遗迹100余处，中共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周公馆、中山故居、韬奋纪念馆及郭沫若故居等，闻名海内外。区域内还有一批近代优秀保护建筑。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今兴业路76号）召开，与“一大会址”比邻的新天地则是上海地标性的休闲场所，这些都是卢湾区原有的标志性旅游资源。巴金、梅兰芳、柳亚子、郭沫若、许广平、徐志摩、郁达夫、刘海粟、丰子恺等近代几十位社会名流选择这一区域生活学习。

　　上海市旅游局一位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随着黄浦和卢湾的合并，两区的旅游资源有望进一步整合，特别是在旅游线路上可以进一步做文章。新黄浦区拥有旅游资源品类很丰富，比如南京东路步行街、豫园、外滩等各类旅游资源。”

　　“我看好卢湾和黄浦在旅游资源方面的整合。”施先生说，“在这块土地，既能找到时尚的又能找到怀旧的，既能找到高雅的又能找到平民的，既能找到国际的又能找到市井的。游客可以各取所需，寻找自己曾梦寐以求的目的地。”

　　崇文、宣武的“东张”与“西望”

　　对公务员们来说，合并不简单意味着“另起炉灶”或“推倒重来”。

　　《中国经济周刊》汪孝宗I北京报道

　　说起一年前的北京中心城区合并，北京市政协委员程茂全心里似乎“颇多遗憾”。

　　“一夜之间，宣武、崇文两个地名没了，只剩下了东城和西城，太可惜了。其实从心里讲，我更愿意留宣武、崇文两个名称。因为有一个崇文门和一个宣武门，它们历史悠久，影响更大。”程茂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城区合并前，程茂全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宣武区政协常委、文联副主席；合并后，他的工作没什么变化，只是将职务里的“宣武”换成了“西城”。

　　尽管如此，对日常工作、生活主要在琉璃厂文化街的程茂全来说，他对宣武还是有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事先没有前期调研和论证，也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就决定了新城区的名称，我总觉得不太舒服。”程茂全说。

　　南城文化难割舍

　　随着南北城区的合并，北京中心老城区整体文化保护的关注度早已“空前高涨”。古老的南城文化会不会“香消玉殒”，如何保护、传承南城文化等话题，牵动着无数像程茂全这样“老北京”们的心。

　　在程茂全眼中，位于老城西南的宣武区是一块有3000多年的历史、藏珍蕴秀的宝地。清代时，文人称之为“宣南”。自清顺治年间开始，在宣武门外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朝官、京官及士子为主要居民的地域，催生出以士人文化为主体的“宣南文化”。各种商业、娱乐业也应运而生，宣南大栅栏、天桥等地也因之而繁荣。作为一种雅俗共赏、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现象，宣南文化折射出北京文化的历史缩影。

　　同样，作为地名而消失的“崇文区”，也令许多老北京人“难以释怀”。

　　崇文区位于北京城东南，因位于崇文门以南而得名。历史上是珐琅、玉器、雕刻、绒鸟、绢花等传统工艺厂家聚集地，拥有许多闻名遐迩的历史古迹，天坛公园、正阳门及箭楼、明城墙遗址公园、东南角楼都是北京著名的标志性古建筑。

　　“保护文化”其实也是并区的目的之一。据新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党委书记程永涛介绍，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和专项规划，旧城保护任务由四个区承担，不利于统一建设、管理和整体保护。区划调整后可以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区改造，加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

　　如合并后的新东城，除现有的崇文门菜市场、崇文小学等地名继续保留外，还注重适当增强崇文乃至南城文化符号的名称，将“崇外街道”更名为“崇文门街道”，将“崇文区工人文化宫”更名为“崇文工人文化宫”等。今后，新东城还将引导南片地区的开发企业申请具有浓厚崇文特色、南城文化特色与涵义的楼宇、小区名称。

　　行政资源“最优化”

　　正如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所说，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调整“是关系首都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

　　实际上，四个城区的政府构架是长期形成的，党政机构合并之后，人员如何配置显然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而合并，并不简单意味着“另起炉灶”或“推倒重来”。

　　针对这一问题，刘淇在四区合并之初就明确指出：“要在调整区划、机构的同时保证党政机关正常运转。要按照统一政策、坚持标准、公平公正、结构合理、总数不减、职级不变、多方负责、妥善安排的原则，开展行政区划调整中的干部工作。”

　　但无论怎么说，四区党政机构并成两区，势必造成局处级领导岗位减少。

　　为此，依据市委部署，东城区委确定的原则是：“统一政策、兼顾平衡；坚持标准、人岗相宜；职级不变、待遇不减；内部消化、适当交流。”

　　据东城区一位处级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合并前，原东城、崇文不少委办局的党组书记和局长由一人担任。合并后，将由两区委办局各出一人，其中一人出任党组书记，另一人出任局长。也有委办局有三四位正处级干部的，大部分平级调离或调整到其他部门任职，较少有两个行政主官在同一部门任职的。

　　此外，根据“总数不减、职级不变”的要求，合并前两区的副职基本保留。通过梳理东城区多个委办局的新任领导，可以发现副职数量明显增加。部分处级、副处级干部因年龄等原因，在此轮调整中不再担任相应领导职位，但保留级别，即去职保级，退居二线，或外出挂职、学习。

　　另据西城一官员透露，新西城的委办局业已合署办公，西城、宣武合并后，将由两区委办局各出一人，其中一人出任党组书记，另一人出任局长，基本情况和新东城“大同小异”。

　　据了解，为了保持四城区社会管理工作的平稳有序，这次合并只涉及相应区级机构的整合，原来四个区的各个街道保持现状，不进行调整。辖区居民可继续正常办理相关业务，不受影响。如原宣武区新办理身份证，只是在身份证前加上“西城区宣武××街道”即可，其他不变。

　　有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两区委办局以下的科级部门还在融合、消化，但日常工作正常进行，处于“双方共治”阶段。

　　打通“商脉”和“文脉”

　　对于商家来说，并区是“开疆拓土”的大好时机。

　　就在合并不久的去年8月，原本扎根在南城虎坊桥的百年老店清华池，就将招牌挂进了北城的什刹海、展览路、月坛等街道的22个社区。随后，门店多集中在北部的原西城区华天饮食集团，也多次“南下”寻觅空间。

　　原宣武区的老字号“张一元”也全力“北扩”，紧随其后的瑞蚨祥、内联升、戴月轩、东来顺等南城老字号，也“频频造访”荷花市场、什刹海茶艺酒吧一条街、烟袋斜街等，并向什刹海商会“取经”，伺机“北上”。

　　事实上，新西城区商贸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既有国内外时尚品牌云集的西单现代商业中心区和老字号品牌集聚的大栅栏传统商业中心区，又有新街口、西直门、阜成门、宣武门、菜市口等多个地区型商圈。

　　同时，拥有烟袋斜街、什刹海茶艺酒吧街、护国寺小吃街、琉璃厂文化街、马连道茶叶街等12条特色商业街，还有19家亿元大型商场和购物中心、近百家老字号等。西城、宣武合并后，使这些共同构筑了新西城区完善的商业服务体系。

　　相对而言，新东城在文化旅游产业方面更具优势。

　　“新东城区拥有古城仅有的两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和天坛，今后东城将成为民族历史文化的集中展示区、现代时尚文明的建设引领区，文化产业将成为东城区支撑产业，文化将成为全区最亮的名片。”程永涛说。

　　据程永涛介绍，在今后20年内，新东城将定位“首都文化中心区”和“世界城市窗口区”，打造“一轴两带五区”文化旅游产业带。

　　一轴是指历史文化传承发展轴。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传统中轴线及其周边辐射带动区域，这里将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使之成为东城区“文化主脉”；两带是指王府井和东二环；五区则包括和平里商务新区、雍和文化创意集聚区、前门历史文化展示区、龙潭湖体育产业园区、永外现代商贸区。

　　此外，程永涛指出，要在原有“戏剧东城”建设工作基础上，对演艺剧场资源进行重新梳理，找准新的宣传推介定位；继续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寻找创新点，不断提高文化创意产业在全区GDP中的比重。

　　有关专家表示，四区合并将有利于延伸南北文脉与商脉，有望贯通发展东单—崇外、西单—宣外两大商业街，形成各节点功能互补、各具特色、穿透中心城南北城区的两大商脉、文脉。

　　学生和家长“最开心”

　　对普通百姓而言，并区后受影响最大、最开心的群体，莫过于广大中小学生和家长了。

　　“因为相对于东西城而言，崇文、宣武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一些。合并后，南城地区的学生可选择的学校多了不少，将有更多的机会享受与以往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模式。”新东城的一位中学教师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这位教师说，今年小升初，在原来宣武区上学的小学生也可升入四中、八中等原西城名校；五十中、广渠门中学等原崇文区的初中生中考时也可报考二中、五中等原东城名校，这样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据了解，在义务教育均衡方面，东城将继续学区化探索，完善学校联盟和校区制。在两区合并之前，原崇文没有建立学区，两区合并后，东城计划将学区化管理方式向南片推广，在南片选取幼儿园、小学、中学发展较均衡的地段试点建学区。

　　新西城区教委主任田京生透露，今年中考将全区统一报名，初中和小学仍将免试就近入学。“两区合并后将实行统一招生，今后老百姓更受益，他们选择优质教育的自由度将更大。”

　　据了解，在小学入学和小升初时，新西城也将重新调整入学时所依据的“划片”，主要以街道为依据，同时进行适当调整。这主要是考虑该区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最终保证每片都有1～2所优质学校。

　　据田京生介绍，为促进新西城教育“南北融通”，除了教师队伍资源整合外，该区还将推进干部统一调配与打通使用。今后原宣武和原西城的一些校长将安排交流，互换到合适的学校担任校长。

　　针对北京行政区划调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核心区减少两个行政区，有利于精简机构，合理配置地区经济、社会资源，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提升核心区规划建设和整体管理水平，把首都功能核心区打造成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示范区。”

　　哈尔滨：老城脱困

　　“穷穷联合”的结果，远超人们的想象。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雪莲 马玉忠I哈尔滨报道

　　哈尔滨市香坊区成高子镇的一些居民最近多了一项嗜好——数火车。

　　正在进行二期建设的商德国际金属物流园每天进出七八十列火车皮。居民程大爷告诉记者，原哈尔滨三大糖厂之一——和平糖厂破产十多年以来，成高子镇好久没这样热闹了。

　　这是一个国内金属材料加工经营行业“航母”，尽管建设还没有完工，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储、中铁、五矿等120多户企业进驻。

　　“建成的4栋办公楼已经被抢订一空了。”上海商德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陈学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据悉，物流园年内将完成项目建设并投入运营，可为当地新增就业岗位2000～2500个，“还不算相关产业。”

　　原香坊区发改局局长、现香坊区人大副主任刘文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商德物流园成为合区以后引进的200个投资亿元以上大项目之中的一个，将对当地农民再就业起到很好的调节保障作用。

　　2004年2月，哈尔滨开始了史上第一次大的城区区域调整：撤销太平区，将其行政区域划归道外区管辖；撤销呼兰县，设置呼兰区；成立松北区。

　　2006年8月，第二次大的城区区域调整再次降临：撤销动力区，将其行政区域划归香坊区管辖；撤销阿城市，设立阿城区。哈尔滨市市区面积增至7086平方公里。

　　对一座城市来说，每一次行政区划的调整都必将对该城市的发展和进步带来历史性的变化，无论是道外、太平还是香坊、动力，在合区之初都被认为是“穷穷联合”，甚至有戏言称，“哈尔滨从此没了太平和动力。”

　　但经过近8年的调整，哈尔滨在成为中国省辖市中面积最大、人口居第二位的特大城市后，显现出了城市的活力。

　　也有代价。“我们真的是为哈尔滨城市的发展做出了牺牲。”香坊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级干部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并区“拓疆”

　　下了出租车，站在自己曾经生活了5年之久的原动力区旭升街上，哈尔滨市民宁女士怎么都辨别不出原来家的模样。

　　她记忆里，自己原来住的锅炉厂家属楼户型还是非常老式的小两居，“客厅只有七八平米。”

　　出租司机此前并没有对她说要去动力区旭升街感到诧异，只是告诉她那里已经归香坊了。而她最大的感受是，她从开发区去老动力办事的一路上，新楼和商埠多了，新开了不少宽敞的路，不堵车了。

　　“过去我们一提哈尔滨就是道里、南岗，道外、香坊、太平好像不能代表哈尔滨，动力是大企业集聚区，平房基本上是把它划在城市圈外，不当区看了。”宁女士告诉记者。

　　1905年哈尔滨开埠之初，只有南岗、道里、道外三个城区，前两个区基本是外国人的居住地，只有道外区聚集的都是中国老百姓，闯关东的、做买卖的外地人都到这里“安营扎寨”。

　　历史发展到2004年，不足1700平方公里的哈尔滨已经有了南岗、道里、道外、香坊、动力、太平、平房七个城市行政区域。“由于区划分割，各自发展空间狭小，资源整合和产业扩张受到了限制。”刘文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合并前的香坊区和动力区，人口、土地面积、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主要指标仅是道里、南岗等区的一半左右。“想做很多事，但是财力十分有限。比如对教育的投资，能保证开工资就不错了。”刘文学说。

　　同样，作为中国东北近代崛起的国际商埠、哈尔滨市老城区、老商业繁华区的道外区，“在合区之前，市区面积仅8.23平方公里，人口最多，空间最小。道外旧城区活力不足的状况已经日益显现。”哈尔滨市委政研室主任张同义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人口最密集的道外区是哈尔滨棚户区面积最多的地区，拆迁安置也是问题，没有多余的土地。”张同义说，“而像北环商城这样的建材、装饰材料批发零售市场，放在道外这样人口密集的中心区已经不再合适，交通都承受不了。”

　　“道外区是哈尔滨商业发达的老城区，就因为地域狭小，很长一段时间招商引资都招不来，因为项目没有地方落地。”

　　历史上的动力区、香坊区原本就是一个区，1958年才调整为两个区，不仅地域相连，且区情基本一致，即都是以机械工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城区。

　　“我们的结合可以说就像分开的兄弟又在一起了一样，没有两家人的隔膜。”刘文学说。

　　“合区后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一是它的地域面积大了，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他告诉记者，合区后，新的香坊区人口、土地面积、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主要指标已经与其他区大体相当。而合区以后，作为哈尔滨市的老工业城区，辖区内“三大”单位多，闲置厂房场地多、地区闲置生产要素多，交通发达，为发展物流产业带来得天独厚的条件。

　　刘文学表示，“原来哈市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园区，定位市场发生冲突，造成了在全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无序经营和竞争。通过现在的区划调整，各区定位明确，各自按照自己的发展对产业重新布局，让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据悉，合区前原香坊区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1.5亿元，原动力区是2亿多一些，加起来也就3亿～4亿元，而去年底香坊区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11亿元，并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成为了全国的科技示范区。

　　张同义介绍说，与道外区接壤的原太平区是哈尔滨市的边缘城区，地域较广，资源丰富，具有潜在的后发优势。“这两个区相邻，地缘相接，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趋同，将它们合并后组建的新道外区，发展空间扩大，有利于优势互补，把这个区做大、做强。”

　　据悉，合区后，北环商城已经迁至原太平区域的陶瓷批发市场，道外区的棚户区改造，也向新的城区转移了大量的人口。道外区腾出来的老街坊，素有“中华巴洛克”之称，将进行改造发展文化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

　　升值的新区

　　人口也在转移。

　　在道外区一家银行上班的付先生几年前迁居到了原太平区的红平小区，“这里早就不是原来哈尔滨人说的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了，儿子结婚的婚房我们也正在这边新建的小区里挑呢”。

　　腾出的道外正在进行老城改造。在原道外区的老街坊，记者看到，旧楼因异国建筑风格得以保留。这里将成为道外区打造的旅游最佳地。

　　“没有合区，这些老符号还会被淹没。”张同义说。

　　已经与南岗区、道外区打通的原动力地区的房价已经成为哈尔滨涨幅最高的地区之一，“每平米高于原太平地区300元～500元。”在道里区一家媒体工作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只几年间，她就发现自己的好几个同事在香坊购买了住房。“原来以为这里是郊区，现在看这里的繁华，已经直追道里了。”

　　城市空间的拓展，也使更多的农民有机会成为城镇居民，大项目建设给他们带来了就业新机遇，在香坊开工建设的几个园区为脱离了土地的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年龄大的可以从事清洁卫生等生产区的物业工作，年轻的可以经过培训成为技术工人。

　　“我们这里给大企业配套的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比如给哈尔滨汽轮机厂做叶片的配套企业就需要4000多名车工，除了800余名原来的工人以外，其余的人都来自周边各县，对农民是很好的安置。”刘文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就是这些技术工，每个月的工资都在4000元～6000元左右，而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也不过1500元。”

　　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开在香坊区的家乐福因为这里产业工人的高收入而成为了在哈市最赚钱的一家分店。

　　企业也接踵而至。“企业的感受是：怎么忽然政策上有新变化了？或者土地指标宽松了？其实是两个区域的资源合在一起使用了。”哈尔滨龙运物流园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博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他们正在建设的园区周围，擦车、搬运、装修的小公司都一家家起来了，“来物流园的司机多了，周围的旅馆都不够用了。”

　　干部安置成最大压力

　　道外区某局的一位干部一直对没能在第一次区划调整时转岗感到遗憾。由于当时道外区和太平区合区带来的人员安置的问题，他们享受了市里给予的优惠政策，可以分流到市级机关、其他区，包括新成立的松北区，以期完成合区的平稳过渡。

　　该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的很多同事都在新区做出了成就，“毕竟那里是新区，有更多的事可做。”

　　但两年后，香坊区和动力区合区的干部安置可能还不如他幸运，因为有人连位置都没有了。香坊区区委组织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合区最大的压力和矛盾就是干部安置。新合的区，职位减少一半。”

　　据悉，原动力、香坊两区共有处级干部512人，科级干部1133人，人员多，岗位少。新区成立后，干部的调整、安置成为新一届区委面临的首要问题。

　　“道外和太平合区时的干部分流政策要比我们优惠，连街道的干部都可以分流。”该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时香坊也承接了几个分流任务，而不像我们合区时，只是在处级干部这个层面上有些政策，因此我们只分流了四十几位处级干部。剩下的人都是1加1，比如说人事局、教育局等诸如此类的局，一合区就出现了两个局长现象，怎么合理安置多出来的干部？这是当时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压力很大。”

　　当时香坊区委定了几个原则：第一是区级后备干部优先考虑；第二是考虑到任职时间；第三是考虑到岗位的适应性；第四是考虑统带能力，综合表现。

　　尽管当时香坊区克服了很多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合区后的干部安排，但由于职位少，干部要在区内自行消化，香坊区直到2008年才提拔了一小批后备干部。

　　“香坊区多的这些人，是由香坊区财政负责的，人员多了，相对经费就少，财政压力较大。要合并的某个区、某个县不是局部的，是全市的一部分，（财政支出）超一点应该是正常。”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经过这几年的工作，年纪大的退休了，干部队伍现在基本都消化掉了。”

　　“如果其他城市进行区域调整的话，建议当地党委、政府一定要考虑到位，政策做到位，工作做到位，多几条安置渠道，合理地把这些干部安排好。”这位负责人最后说。

　　谁是“亦庄人”？

　　亦庄开发区——大兴的“香港”，“矜贵”仍在，且不再“孤独”。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小晓I北京报道

　　北京亦庄开发区和大兴区的行政资源整合，总让当地人联想到香港回归。

　　“就算被整合进大兴，我们也愿意说自己是亦庄人。大兴太土了，说起大兴我能想到的就是西瓜。”亦庄女孩王婷婷诚实地告诉记者。

　　一边是广袤平坦待发展的大兴，一边是高楼林立、外企云集的亦庄开发区，也难怪亦庄人会有这样的优越感。

　　但他们没考虑到的是，亦庄开发区之前在行政上的特殊性，给他们的生活也造成了诸多不便，例如上学贵、不能申请两限房等等，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同时，亦庄开发区的面积有限，未来的发展已经严重受到土地资源的制约，行政资源的整合成为必然。

　　此亦庄，彼亦庄

　　“亦庄一直都属于大兴啊，从我记事起，亦庄一直就是大兴的一个镇。”

　　“亦庄就是亦庄，我们是国家级的开发区，上面就是管委会，不归哪个区管。”

　　“我们夹在大兴和通州之间，具体算在哪边我也不清楚。”

　　在和亦庄居民交流的过程中，记者惊异地发现，每个亦庄人对自己的归属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民众的困惑源自对“亦庄”这个概念的混淆。经相关人士介绍，亦庄分为“亦庄开发区”和“亦庄镇”两个部分。

　　“亦庄开发区”的全称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北京市政府1992年成立，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开发区。2010年以前，它的“政府”就是开发区管委会，属于北京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和大兴区政府在行政级别上平级，互不隶属。

　　而亦庄镇则是大兴区下属的一个行政镇，毗邻开发区，和瀛海镇、旧宫镇一样，同属大兴区所辖的3个街道、14个镇之一。

　　这样的划分让许多民众都被弄得糊里糊涂，填错地址、找错街道办的事情时有发生。

　　据介绍，有一名购房者冲着“地处开发区核心”的广告购买了大兴亦庄镇的一处房产，拿着售房合同去开发区的天华路派出所办暂住证，派出所却告诉她，她的事不归亦庄开发区管理，只能去亦庄镇派出所。

　　原本暂住证上的地址写哪里也无所谓，但后来亦庄开发区推出优惠政策，规定在开发区购房的非本地户口孩子可以免费就读实验小学，这名网友此时发现，由于属于亦庄镇，她的小区并不属于免费就读的小区范围。

　　“政府”间的“渗透”

　　2010年初，一则新闻让麻烦的局面改观。人们得知，大兴区和亦庄开发区进行行政资源整合，从此不论是亦庄开发区还是亦庄镇，都不仅在户籍上属于大兴，同时还和大兴一起归为“南部新区”的战略规划中。

　　2010年2月4日召开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干部大会宣布，在此次整合中，大兴区委书记林克庆任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大兴区区长李长友任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同时，会上还明确了开发区工作有五个“不变”，即国家级开发区的法律规格和架构不变；机构设置不变；人员待遇不变；行政责任不变；对企业、社会承诺的政策、服务不变。

　　“你可以把大兴区和亦庄开发区理解成A、B两个公司：双方原本是独立的，在合并之后，A和B还都存在，但拥有了同一套领导班子，大兴区的行政机构还在，亦庄开发区的也还在，只是互相渗透，整合统一。”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的刘涛（化名）向《中国经济周刊》解释道。

　　根据亦庄开发区《2010年工作总结》，两区融合后，集中了两区优势资源，建立了联合招商机制，组建了联合招商队伍。同时，两区还统一了招商政策、入区标准、项目布局等，辐射带动了大兴区各镇、各园区均衡快速发展。2010年全年两区统筹对接项目共18个，涉及投资总额456亿元，其中已签约落地项目6 个。?

　　两区融合对大兴的经济带动作用是巨大的。2011年初的《大兴区三届人大六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预计大兴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以上；财政收入完成29.9亿元，比上年增长30%；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成134亿元，比上年增长16%；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10亿元，比上年增长15%。

　　同时，在亦庄开发区的带动下，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等重点产业园区规模效应初显，京东方八代线、中检所、金晶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和检验机构相继开工，新华网等重点项目签约落地，高端集聚效应凸显。

　　“开发区已经发展了近20年，发展空间严重受到土地资源的制约。而大兴区则能够用广阔的土地为开发区发展壮大给予强有力的支撑，同时还能从行政管理上、劳动力上对这个区域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帮助。”刘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此次行政资源整合中，最受瞩目的就是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据了解，亦庄将往大兴区扩区12平方公里，其中8.3平方公里是产业功能区。去年8月，12平方公里范围内18个村已经拆迁完毕。

　　“通过这个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对这里老百姓的居住环境是个比较好的改善。他们可以从比较分散的农户房屋，统一搬迁到在原区域内建设的回迁房。”刘涛表示。

　　据介绍，该区域的18387套回迁房属于民生工程，大兴区领导一再要求建设要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在回迁房的选材上，使用的都是施耐德、西门子等“大品牌”建材，同时，配套项目幼儿园、学校、医院也已经同步开建，将来村民不出社区就可就医上学。

　　找工作似乎也成了易事。“想想看，这么大面积的工业园区，将来一定会产生很多的就业岗位。”刘涛表示。

　　据刘涛介绍，现在的亦庄开发区产业级别较高，普遍是大型外资、合资企业。因此，雇用的人群大多是高级白领，农民工其实并不多。但随着12平方公里工业园区的兴建，产业也将更加多样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将是多层次的。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分析，认为即将引进的项目中，对高级白领和农民工都将有很大的需求。这也将满足当地不同层次人群的就业要求。”

　　住房、教育实现同权

　　在12平方公里的新区内，除了产业园区和回迁房，还有1000多套为开发区员工建设的公租房已初具雏形。

　　过去，在亦庄开发区内房租高昂。两区行政资源整合之后，亦庄在原本局促的土地之外终于有了新的建房空间，准备新建的公租房也就成了当地员工的福音。

　　鹿海园公租房小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记者在网络样板间里看到，每一间房子都是经过精装修，可达到“拎包入住”的标准。据小区网站介绍，整个装修都是由轻舟装饰公司完成，在质量上有严格把关，不仅铺好了瓷砖，刷好了白墙，就连卫生间的马桶、面盆、浴室柜、浴霸、毛巾杆等都一应俱全。

　　据悉，鹿海园公租房的租金约为每月每平米20元左右，大部分房型的租金不超过1800元，其中还包含了物业费和供暖费。而这些申请租住的企业还将补贴员工一定的金额，这样一来，员工就可能以50%～80%的租金享受到这些公租房。

　　两限房也来了。从今年年初开始，亦庄开发区户籍的居民可以申请政策性住房。从此以后，符合条件的开发区家庭就可以和其他大兴区居民一样，在大兴区范围内接受统一安排配租、配售，不再生活在“被遗忘的角落”。

　　卢女士住在亦庄开发区金地格林小镇，她的孩子今年3岁。卢女士告诉记者，亦庄第一中心幼儿园是一所不错的公立幼儿园，许多家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这里就读。但在行政资源整合之前，开发区儿童上这所幼儿园需要多交好几千的赞助费。

　　而去年9月开始，不仅亦庄第一中心幼儿园面向开发区儿童招生，第二座公立幼儿园——亦庄第二中心幼儿园也随之开园。随着两区的行政资源整合，持有开发区户口和亦庄镇户口的适龄儿童均可报名，并按每月400元左右的标准收费，这让原本被高昂赞助费吓退的开发区家长们笑逐颜开。

　　“过去在开发区只能上私立幼儿园，免赞助费入学的那两所幼儿园也是挤破头都进不去。现在两区行政资源整合，让我体会到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孩子可以上公立幼儿园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实惠的帮助。” 卢女士告诉记者。

　　新浦东的“政通人和”畅想

　　“断头路”的解决，让浦东与南汇并区后“政通”可见一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谈佳隆I上海报道

　　两年的光阴倏忽而逝，作为国内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浦东新区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区域合并给原来的浦东新区和南汇区带来的变化，却已鲜被人顾及。浦东“动力不足”的质疑之声多了起来，20多年来的土地批租是否还有发展空间也受到关注。

　　面对质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梁给《中国经济周刊》的答案是：“浦东的干部依然还是信心饱满，充满当年浦东创业时的激情。”

　　“断头路”背后的深意

　　“两区合并之后，我最明显的感受是浦东和南汇之间断头路越来越少了。”在上海南汇区周浦镇从事五金加工生意的廖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因为生意的关系，他需要经常往返浦东和南汇，在2009年之前，浦东和南汇之间遍布着几十条的“断头路”和“断头河”，长期都没有解决。

　　浦东新区区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出现那么多断头路、断头河主要和市政规划有关，原本南汇和浦东的规划是各自做的，没有统一思路，现在两区合并了，新的交通网络图已经越来越清晰，将会为浦东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有些就是协调和效率的问题。”廖先生说，有些路看着很近，也就差个几公里的样子，就是因为断头路不通而开车要绕行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如果不开车只能靠穿行于南汇乡间小道的“摩的”来摆渡。

　　据浦东新区建设交通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原南汇和浦东新区仅南北向就有近20条道路属于“断头路”，其中首批8条道路已全部完成立项，有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完工。

　　事实上，要解决“断头路”，不仅仅是协调那么简单。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两年前并区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之道。浦东城市化水平比较高，而南汇主要是农业为主，如何形成互补才是关键。”

　　长期以来，由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浦东新区的城市化程度高，道路大多是主干路或次干路，而南汇地区道路则多为乡村公路，不同种类道路的路幅、等级、绿化标准、排水标准完全不同，两区之间分界河资金如何筹措曾经是困扰两区的问题。

　　根据国务院对建立新浦东的批复，意味着原有适用于浦东的各项优惠政策和综改都能够适用于南汇，这对提升上海东部地区的竞争力明显。不过，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这场强（浦东）并弱（南汇）区划调整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平等，这与卢湾和黄浦的“强强联合”根本不同。

　　在记者采访中，不少官员和学者都认为，虽然浦东经济相对发达，南汇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并不应该把“合并”视为“吞并”。

　　是“合并”而非“吞并”

　　从历史上看，南汇区的历史比浦东悠久很多。因“大海环其东南，扬子江水出海后受海潮顶托，折旋而南，与钱塘江水在此交汇”而得名。

　　早在明朝，政府为防倭寇就已在南汇嘴（今惠南镇）筑城。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南汇从上海县划出长人乡设立新县，因县治设在原守御所南汇嘴，故县名为“南汇”。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顾晓鸣看来，虽然浦东高楼林立，但是文化贫瘠，南汇合并进浦东后，浦东要利用这一机会，把南汇的历史文脉吸纳进来。浦东的“过现代化”需要南汇的历史沉淀来抚平，南汇还是一块处女地，现在成了“新嫁娘”，浦东不能“娶进门”后一厢情愿地将其按照“城里媳妇”的标准进行改造。

　　祖籍南汇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黄小姐告诉记者，南汇是历史名人辈出的地方，从北宋南迁以来历朝历代都有知名人士选择在南汇定居，而张闻天、傅雷、吴仲超等近代南汇名人更是广为人知。

　　两年前，在一个以上海本地人为主要用户的宽带山网站论坛里，已经有不少人担心浦东合并南汇之后，南汇原有的文化可能会消失或被稀释，理由是：原来的浦东新区是新上海的外来文化的集聚地。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合并后的浦东新区常住人口为504万人，是上海市常住人口最多的一个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浦东常住人口中，外省市人口为202.4277万人，占40.13%，而在十年前，外来人口只有70万人，无论是增速还是绝对数字的增长，都令人吃惊。

　　廖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合并之后，现在周边的朋友和生意伙伴当中说普通话的越来越多，而说上海话的，特别是说南汇本地话的已经越来越少了，而现在的孩子平时会说南汇话的也已经不多了。”

　　实际上，除了移民对南汇本土文化形成冲击之外，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未来几年也会越来越明显。今年4月初，代表美国文化的华特迪士尼，把中国内地第一个迪士尼主题乐园选址定在了原南汇区的川沙镇。

　　“政通人和”畅想

　　当初的合并，背后的推力究竟是什么？

　　“浦东和南汇合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通原来没有打通的症结，例如在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区域布局上，浦东、南汇各自有港口，通过两区合并可能会更好地解决联动打通的问题。”周振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这样描述“新浦东”的意义。

　　在记者对官员和学者的采访中，“政通人和”的提法常常能够听到。浦东新区作为国内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其重要的设计功能就是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在试点过程中把原有的制度性和区域性障碍降到最低，以实现“政通”的目的。

　　以“三港三区”为例，新浦东成立的2009年，上海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其作为上海市政府的派出机构，统一管理位于新浦东面积达20多平方公里的“三区”——外高桥保税区（含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洋山保税区的行政事务。而“三区”内又分别拥有高桥港、浦东国际机场空港、洋山港。

　　这意味着上海东部沿海大通道的行政规划体系因为新浦东的成立而完全被打通了，与之相伴的信息流、物流和其他相关配套条件也正在获得整合。

　　“政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和”，在新浦东成立的两年来，原来南汇地区的经济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一大批项目落户此地，而浦东新区原来人口所享有的社保、医疗、教育资源也正在向南汇辐射。

　　浦东新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长远意义来看，浦东合并南汇的意义相当于浦东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再造了一个浦东。”

　　滨海“一家人”

　　“一个企业可以同时用塘沽的人力资源、用汉沽的能源、用天津港保税区的物流，这是多强大的团队！”

　　《中国经济周刊》实习记者 李妍I天津报道

　　坐在天津城际动车上，窗外的风景组成了一幕电影，每一个停下的站点，都可以看到“滨海新区”的宣传牌，蓝天、大海、高楼、港口……

　　后排座位上的两位已经交上了朋友。“我是塘沽的。”“哦，我是汉沽的，都是一家人嘛！”

　　“一家人”，这是人们提及并区时最习惯的表述。

　　建立“高效”政府

　　2009年11月，天津市委、市政府召开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动员大会。大会宣布：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以原三个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

　　“当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三个区的领导不停在握手、拥抱。”一位参会的塘沽区管委会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争议已久的管理机制冗繁问题终于得以破解。”

　　在此之前，滨海新区的管理体制要画上几个树状图才能描述清楚，因为它包括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3个行政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港区、生态城、旅游区等9个功能区，还有7个公安分局、5个工商局、6个国税局、5个地税局、6个法院机构和5个检察院机构。

　　“别说外人搞不明白了，我们自己人都不一定理得清楚。”上述人士笑称，当时的滨海新区是“大区套小区，区中还有区”。“我们自嘲为‘联合国’，多国协商办事。”

　　“协商”的弊端是难以统一步调。

　　“一锅粥啊！”该人士感慨，“当时各区的总体规划由天津市审批，控制性详规由各区自行审批，项目和土地按权限分别由市主管部门和各区审批，产业难以聚集，功能区和行政区也难以分界。”

　　于是，启动多年的滨海新区一直深陷于管理体制不畅的泥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上层建筑的掣肘效应越发明显。

　　“改革是根本动力，不改革，没有出路！”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表明了决心。终于，“最彻底”的改革方案在千呼万唤下诞生——经国务院同意，滨海新区将建立区政府，形成统一的行政架构，塘沽、汉沽、大港合并为滨海行政区的下辖区域，分别成立工委和管委会。

　　至此，已经酝酿了15年的体制改革终于破冰，滨海新区掀起了机构和人事巨震：同级机构大幅精简、行政编制大量减少、行政区和功能区管理机构分离……

　　沉疴已除，“精干”的新区政府将拥有更多的权责，同时，它也必将承载更多的期望。

　　“新区的事在新区办”，“凡新区能办的事，支持先行先试”，天津市市长黄兴国表示：“赋予新区更大的自主发展权、自主改革权、自主创新权。”

　　从此，塘沽、汉沽、大港成为了“滨海一家”。

　　“三区辐射地域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全境常住人口147万，此次调整力度之大为国内沿海区域所罕见。”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感慨道。

　　津版“环渤海经济圈”

　　并区后，塘沽、汉沽、大港的环渤海港口连成了一片，产业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很快显现出来。

　　仅以塘沽区北塘街为例。三年前，北塘人还以打鱼为生，贩卖零散海货，早晚经营集市。而现在，这里是著名的海鲜港和旅游区。

　　在沿海码头上，上百个由集装箱改造的“商铺”连成了串。

　　“每天都特别热闹，到了周末，人多得都挤不动。”坐在商铺——同时也是自家门口的老板娘告诉记者，这个码头主要卖鲅鱼、海茸、墨斗、八爪鱼、海贝等“稀罕物”。“我们这儿不卖小鱼小虾。”老板娘强调。

　　“现在的渔民都只做买卖不下海了，下海的都是大船。”她一指，上百艘大小各异的船艇停靠在码头边，红旗招展。“那是专门打鱼的船，下海范围、网眼大小、打鱼时间都有规定的。”

　　据这位老板娘介绍，附近的十几个码头都“各有分工”，“卖的海货都不一样”。“这样才能形成规模，价格统一，定位明确。”老板娘很内行地介绍道，“不像以前，鱼啊虾啊的都一起论斤称，根本卖不出价来。”

　　北塘经济区管委会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并区前各区域相对独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不同程度的重复建设和产业雷同，“竞争大于合作”。

　　而现在，“整个渤海湾都在搞‘码头经济’，并区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在合作的基础上再分工，明确各自定位，最终实现集体共赢。”

　　在码头正对面，是当地政府就地取材，用经过密封和加固处理的集装箱搭建成的“海鲜城”。

　　错落有致的架构、干净漂亮的玻璃门窗、搭满阳伞的前街、时尚的涂鸦墙……还有露台，客人坐在上面，可以看到整片海景。

　　并区后，北塘的“功能区效应”大于“行政区效应”。

　　“北塘与周边多个街道合作，共同打造两大知名旅游品牌——‘北塘海鲜’和‘做一日渔民’，以后要让人们听见北塘两个字就想到美味的海鲜和悠闲的渔民生活。”上述管委会人士说。

　　当地著名的“北塘小镇”也将于“十一”开门营业。“这是滨海新区‘十大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塘未来的旅游胜地。”该人士介绍说。

　　北塘小镇占地45公顷，如今已经可以看到明清风格的城门和初具雏形的廊檐勾角，炮台营楼座的主体也已封顶，东区沿河会所正在精装修，凤凰街局部建筑及酒吧街大部分主体也已清晰可见。

　　“北塘小镇营业后肯定能带动周边经济的快速发展，其辐射效应将非常大，甚至成为整个渤海湾的核心点。”北塘经济区管委会人士说。

　　人+能源+物流=吸金

　　在并区前，功能区拥有财力优势，但不掌握土地等要素，行政区拥有土地资源，但缺乏财力支撑。

　　因此，“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影响了新区的整体竞争力，大量的内耗损伤了对外招商引资的能力。”塘沽区管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并区后的滨海新区在资源利用上充分体现了“抱团”优势，形成了合力。

　　“世界500强企业中有70多家在滨海新区投资，这里已经成为外商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上述工作人员表示，滨海新区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一个企业可以同时用塘沽的人力资源、用汉沽的能源、用天津港保税区的物流，这是多强大的团队！”

　　在汉沽，已经形成了以海洋化工为主体的产业基础，拥有“天工”、“芦花”、“津脂”、“飞鱼”等一批在国内外市场上知名的工业品牌，全区共有工业企业300余家。

　　“汉沽的制盐、化工、轻纺、机械加工等都做得很成熟了，可以为企业提供厚实的产业基础，所以成为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制造基地。”富士康（天津）科技集团人士表示，“塘沽的人力资源和环境都非常好，而且有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和国家级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很多企业都在塘沽设置了总部。”

　　在塘沽，钉子厂、水泥厂、煤场等被一栋栋高档写字楼取而代之，临海的村镇也变成了别墅区，有办公用的，也有住宅用的，全部沿袭了老北塘的四合院风格，红顶白墙，一圈整齐的木栅栏。

　　沿着宽阔的双向道行驶，很快就能看到“大牌林立”的经济开发区，斯坦雷电气公司、诺和诺德、诺维信、霍尼韦尔、雀巢……

　　“都是投资的企业建的办公地。”附近的村民介绍说。路边大大的展板也红得耀眼，“临海办公——迎着海风享受后现代生活”。（记者 李凤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