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城，那事，那人——青岛建置120周年(二)

    那城，那事，那人——青岛建置120周年(一) 120年，一座城市的版图

    青岛成德国眼中肥肉 李希霍芬考察山东激发帝国扩张欲望

    120年前出版、中国第一张标注在山东修建铁路线的地图上，胶州湾作为山东的出海口，其战略位置被诠释得淋漓尽致。这张出自《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湾》的插图，正式宣告了青岛第一次以近代科学精确测绘的方式，走出中国，走进西方世界。

    这张图的作

    怀着殖民使命首次踏上中国领土

    1859年，被认为是中德关系史上的重要年份。普鲁士政府决定派遣以艾林波伯爵为首的外交使团前往东亚，意图与中国、日本、暹罗（今泰国）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缔结商约。

    普鲁士使团庞大而奇特，除曾任前驻波兰华沙总领事艾林波伯爵之外，还有商会全权代表、银行家、医生和传教士。由于肩负特殊使命，使团配备三艘军舰，一批年轻海军士官。这个打算用炮舰和清王朝讨价还价的高级外交使团，混合了帝国赋予的其他使命——效仿英国在中国获得一块类似香港的海军锚地和商港。当时，他们把选址的目标锁定在台湾。

    26岁的李希霍芬作为攸关选址的地理学者，进入了使团，并被赋予秘密勘测选址的使命。这是他首次踏上东方异国的土地。

    1861年春，普鲁士外交使团到达上海，随后来到天津和北京。恐吓加利诱，使团的目的达到了——同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署《通商条约》。使团返回途中，李希霍芬和艾尔曼·马隆提前离队，乘坐一艘军舰在台湾海峡的飓风季节中，完成了对台湾、菲律宾、苏门答腊和爪哇的考察。回国后，艾尔曼·马隆提交了他和李希霍芬在船上共同起草的包含诸多详细信息的考察报告，报告对台湾称赞备至。艾林波伯爵的意见却恰恰相反，他认为，台湾港口条件非常糟糕，季风中无法找到一处锚地。根据当时形势，要在中国获得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殖民地是不可想象的。最终，这份考察报告无疾而终。 他首次界定山东半岛地理范围

    1862年，李希霍芬试图由南亚迂回进入中国，殊料，承诺资助他的汉堡银行家突然毁约，所有准备付之东流。南线受挫后，来到北美的他又萌生了第二条考察中国的路线——从加利福尼亚出发，经堪察加半岛，抵达西伯利亚，从北亚绵长的边境线进入中国。然而，没有人愿意陪伴他穿越寒冷的西伯利亚和无垠的蒙古沙漠，甚至他的朋友——俄国地质探险家彼得·谢苗诺夫也反对这一计划，认为这是“无谓的自杀”。

    此时，李希霍芬对加利福尼亚采矿业的科学研究——间接导致美国西部“淘金热”，在同行和投资者之间赢得巨大声誉。临近矿业考察项目尾声，加利福尼亚地质研究所所长惠特尼询问其下一步目标时，李希霍芬毫不犹豫地说：中国！他甚至毫不隐讳地提出，“对它（中国）的考察有望在学术上和现实中获取广泛的成就，考察任务巨大，但我决定为之奋斗人生中最重要的几年。”

    李希霍芬考察中国的计划，引起了加利福尼亚资本家的浓厚兴趣。他们表示，愿意资助李希霍芬的中国之行，而中国国内旅行经费由上海的欧美商会提供。条件是，他必须定期用英文提交这个中央帝国的经济特别是煤矿资源的报告。

    1868年9月，李希霍芬经日本返回中国，从上海开始了他独立研究之旅。他动身前往北京，在总理衙门领取护照，并遵照朋友建议，将姓氏由最初的“栗”有意识地改译成“李”，与如日中天的李鸿章同姓，希冀在与清朝地方官员接洽中提高身份。

    从1869年至1872年，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历时4年，7次旅行，对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进行了地理、地质考察，进入了欧洲人几乎从未涉足、更谈不上进行过科学考察的广大中国腹地。不用说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他也是在中国版图上走得最远的外国人。

    1871年，他在欧洲杂志《地理学报》上发表第一份中国考察报告。1872年，上海出版了他的 《中国书信集》，1877—1912年出版《中国，独自旅行以及基于其研究的成果》（以下简称《中国》）五卷本地理地质学巨著。国人至今耳熟能详的“丝绸之路”概念由他首次提出，他基于考察创立了解释黄土高原形成的“风成论”，第一个发明了“震旦系”、“五台系”等解释中国的地质术语，至今西方地理学界仍用“李希霍芬山脊”来命名甘肃祁连山脉，“山东半岛”地理范围也是他首次界定……

    详密考察山东，深刻影响德国“世界政策”

    最终使李希霍芬的影响跨出学术界，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 “世界政策”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他对山东考察及研究。

    山东是他在中国考察最详密的一个省份。

    1869年3月，李希霍芬携一翻译、一仆人，从鲁苏交界的郯城县饮马庄踏上齐鲁大地。在为期一个多月考察中，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早晨4点起床，6点出发，直到晚上6点才歇脚，晚饭后点燃蜡烛，一个人画图、写日记，整理白天收集的矿石。他在山东穿梭2330华里，走遍4府、10县，重点考察沂州（今临沂莱芜一带）、泰安、博山、潍县、芝罘（烟台）。在旅行过程中，他结合中国国情统筹安排计划，采购商品、住宿、参观矿井、学校，与各个社会阶层打交道，这使他的考察成果与那些从未到过中国、单凭文本资料研究的汉学家区别开来。

    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李希霍芬与一般旅行家不同，他没有死守欧美商会的约定，把考察对象局限于各地矿藏、特产和贸易上。相反，他对山东考察的领域更加广泛，涵盖了当地居民精神面貌、生活水平、道路状况、交通工具、植被情况，堪称当时的“百科全书”。他特别对山东植被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并对植被的严重破坏痛心疾首。这一调查，对后来德国在青岛大力绿化产生了直接影响。

    山东纯朴的民风和经济的富庶超乎李希霍芬意料。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山东人民风淳朴、勤劳善良、性情温和、吃苦耐劳、知足常乐等品德。 

    这甚至成为其后来推荐德国政府选择占领胶州湾并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的依据。

    在李希霍芬眼里，山东半岛以西的广大腹地，宛如一条飘逸的黑绸带，上面缀满乌黑闪亮的煤和铁。沿坊子、博山一路西行，形成年代相近的煤层连绵不断，在博山以南，煤层又在黑色的山脊中起伏，矿脉时隐时现，向济南府方向延伸……沂州府煤铁兼富，但交通不便；博山城的路几乎是煤屑铺成的，大路扬尘。

    坊子煤矿也是他考察的重点。对两者对比后，李希霍芬认为坊子煤矿比博山煤矿更具意义，因为煤矿储量更大，大部分没有开采。由此，他萌生出修筑一条铁路连接腹地煤矿和输出港口的设想。

    只不过，当时设想的出海口是即墨金家口，而非胶州湾，“从潍县经平度到金家口路途平坦，因此应该尝试从金家口港，而不是从芝罘修建一条铁路线”，铁路修建还将为 “集中在潍县的国内贸易创造一个更大市场。”之所以会如此，是李希霍芬并未实地考察胶州湾，而且金家口的名声当时远远在青岛口之上。

    但这一结论很快被他依靠收集到的大量信息的研究修正到了胶州湾。 他鼓吹德国应占领青岛

    李希霍芬把调查信息悉数提交上海欧美商会，却对胶州湾商业价值只字未提。毕竟是德意志的子民，对于多年前的那个秘密使命他始终没有忘怀。

    1877年，李希霍芬向德国政府提交《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报告，第一次强调了胶州湾的优越地理位置，并渲染可以在胶州湾建筑港口的观点。尽管这一备忘录受到宰相俾斯麦的冷落，但作为德国在东亚海军站的候选地，胶州湾首次走进西方的视野。

    五年后，李希霍芬在出版的《中国》第二卷中进一步把胶州湾与芝罘、镇江深入对比，发表了对于胶州湾“未来重要性”的看法：“这个海湾可以成为德国的一个港口。在我看来，这个港口可以作为未来一个经过扩建的铁道网的滨海终点，缘此，也是从海上进入华北的唯一天然门户”。

    1885年，李希霍芬出版以近代科学测绘技术绘制的 《中国地图集》，其中包含比例尺为 1:750000的《山东东部地图》，对山东半岛的地质地貌及矿产、农产资源等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标注。地图中青岛的方位上只标注有崂山和浮山所等地名，由于远距离描述的结果，图中青岛口的标注在金家口的位置，出现了较大偏差。尽管如此，这张地图连同李希霍芬在他《中国》第二卷中的论述，为德国最终选择占领胶州湾提供了最具影响的参照系。

    1890年，实施稳健 “大陆政策”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下台，刚愎自用的威廉二世开启德国 “世界政策”新进程。这时，李希霍芬的报告和著作重新被“打捞”上来，成为激发德国在远东攫取基地、扩张势力最重要的参考。实际上，在帝国海军部和外交部漫长的“选址”拉锯过程中，李希霍芬一直被海军部奉为诠释基地“选址”的指南。他对选择青岛作为“军事基地和商港”的双重定位，被海军上将梯尔匹茨誉为 “德意志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1897年“胶州湾事件”前夕，李希霍芬发表《胶州：世界的和可预见的意义》，再次鼓吹德国应占领青岛。次年5月，在德国宣布青岛自由港开放之前，李希霍芬迅速出版了他的 《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湾》，提出他对于建设胶州湾港口和城市的具体设想。并预言“胶州湾作为海港，其重要性，并不仅局限于山东省。必须努力将其打造成进入中国东北部各省的海路门户，这个目标只有借助拥有向内地延伸的铁路才能实现。”书中，李希霍芬在原 《山东东部地图》基础上，又缩小比例尺再版了山东地形图和地质图，并第一次标注了连接山东腹地资源地的三条铁路线 （书中正文论述的是四条）。他以地理学家的视野，从区域的角度全面分析了胶州湾与腹地山东、华北的关系，廓清了胶州湾的区位价值。

    1898年3月6日，一纸《胶澳租借条约》把这一切都固化下来。李希霍芬的研究，甚至导致了一座城市一段屈辱的历史。连鲁迅先生也在1898年感叹：

    “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着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今也森林民族，复往来山西间，是皆利忒何芬之化身，而中国大陆之沦陷之天使也，吾同胞其奈何。”

    1877年，在经过历时4年、7次实地深入考察与缜密思考，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的44岁的近代德国著名地理地质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向德国政府提交了《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报告，第一次强调胶州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可在胶州湾建港口的观点。

    李希霍芬的发现，使胶州湾首次走进了西方的视野，并最终成为激发德国在远东攫取基地、扩张势力最重要的参考。于是，在武装占领青岛强迫中国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的1898年，德国人编制了第一张青岛城市规划图，后几经修改，1906年青岛城市规划最后定型。据此，近代的青岛就成了一座完全按西方规划理念起步的城市。

    20世纪30年代初，青岛主权回归后，国人以其自信和对乡土的挚爱，重新设计了大青岛的蓝图——“中国五大经济区中黄河区的出海口，工商、居住、游览城市”，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文化的气度与自信。随后几年，抗战爆发、时局动荡，青岛城市规划停滞不前。

    而真正把纸上大青岛变成现实蓝图，却要归功于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青岛抢住机遇，实现的一次次重大“版图扩张”。

    1984年、1989年、2004年、2007年，这四个青岛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年份，使青岛由多年来形成的单一、南宿北工的狭长城市，沿着一系列宏伟规划思路次第展开、膨胀，城市空间的快速蝶变，引擎着城市内涵、城市理念乃至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实现快速提升。

    青岛，昔日小渔村，历经风雨，十余次蜕变，如今昂首走在国际化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