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民性调查很开放 性学者自曝有妈咪求嫁

    学校不开性教育课违法?

    彭露露一心想到中学从事性教育，却因目前中学没有性教育教师编制而不能如愿。对此，彭露露的导师彭晓辉认为：“学校不开设性教育课程是违法行为。”

    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新亮告诉记者，我国现行法律中确实有与性教育有关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三条规定——— 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

    王新亮说，这是“性教育”首次出现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但不能简单地以学校开设的课程中有无“性教育”这几个字眼来评判违法与否。“不一定非得开设性教育课程，关键在于学校是否‘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向学生传授性知识。”

    但也有性学界人士认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提到的性健康教育只针对青少年，而没有涉及中老年人，但这不意味着中老年人就不会面临性问题。因此，国家需要通过一部专门的《性教育促进法》。

    “中国性学第一人”曾来济南开展调查——

    潘绥铭：济南人配合性调查很开放

    如果向你介绍他的学术成就，你不一定感兴趣。但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家里有世界各地的毛片儿，你肯定很想知道他是谁。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潘绥铭，号称“中国性学第一人”。

    潘绥铭的性学观点一向以“麻辣”著称，他会如何评价济南?4月8日，潘绥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他10年前就曾带队到济南开展调查，从配合调查的情况来讲，济南人的性意识比美国人开放。

    济南人10年前就很配合“性调查”

    潘绥铭称，目前他正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人的性行为、性关系进行调查，之前他分别于2000年、2006年做过两次同类调查，但这次调查又有许多新发现，最新调查结果将于今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公布。而这种历史比较调查在世界上是较少见的。

    潘绥铭说，他对济南并不陌生，早在2000年第一次开展中国人的性行为、性关系调查时，他就带队到济南进行过调查。潘绥铭回忆，当时是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进行调查的，调查对象是18至61周岁的济南居民。“我们采取等距抽样的方式，隔三四十个人抽一人，把他们请到一间屋子里，由调查员一对一调查。”潘绥铭说，当时被抽中的济南居民中，有75%的人愿意配合“性调查”。“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美国人在这方面才52%，从这一点上讲，济南人的性意识比美国人还开放!”潘绥铭说，中国人并非不愿意谈“性”，关键是看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谈“性”。当年来济南调查时，潘绥铭设计了一套体贴入微的调查方式，从问卷设计、调查地点都有安排。“而且做到了人员完全陌生化，保证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在访谈之后不会再见面，这样他们才会把平常难以启齿的事情说出来。”

    “性革命”意义：在夫妻生活中获得快乐

    潘绥铭认为，目前全国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性调查”，是“性革命”在中国基本成功的重要因素。他说：“参与调查的人越来越多，说明反对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不反对了，这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成功标志。”

    潘绥铭说，这场“性革命”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最直接的革命对象是“文革时期的性文化”——— 很多人称之为“无性文化”和社会的“非性化”。潘绥铭认为，这场“性革命”与1980年公布的《婚姻法》和1980年开始提倡、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很大关系，“在1980年的《婚姻法》中，夫妻之间的爱情和感情成为婚姻的目标与衡量标准，各种婚变的可能性大增。独生子女政策基本摧毁了‘性的唯生殖目的论’，在生完一个孩子后，人们再过性生活的理由只能是为了维系双方感情。这样，‘性的快乐主义’和个体主义’及其实践就第一次在中国有了发展的可能。”

    潘绥铭表示，“性革命”并非单纯指“多伴侣性行为”和“婚前性行为”，最全面、最深刻的“性革命”应该是性行为的“革命”。它包括性爱抚总量的增加、性生活方式的种类越来越多、性生活越来越美满等。“如果你的性生活方式单调乏味，即使拥有成千上万个性伴侣也不叫‘性革命’。相反，即使你只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但采用的性生活方式丰富多彩，那这就是‘性革命’!”潘绥铭认为，“性革命”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可以争取在夫妻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