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民性调查很开放 性学者自曝有妈咪求嫁

    彭晓辉在彭露露的结业点评中写道：“该生已具备了在高校独立开设性学课程的能力。”这引起了济南这家中学负责人的兴趣，希望能与彭露露交流。“但我联系不上她，你们媒体渠道广，能给牵下线吗?我们或许会把她招过来。”

    两天后，记者向彭露露转达这名济南某中学负责人的意图后，彭露露说：“我最想去中学当老师，虽然理想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但如果济南有机会，我也愿意尝试。”彭露露表示，记者可

    记者随即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位负责人。但当天下午，记者再次联系上他时，电话那头的他颇显为难：“我还没给彭露露打电话，我请示了学校的一把手，一把手认为请她来当老师，舆论压力太大，所以还是算了吧。”

    【记者手记】

    “性”要说出口

    最近有人问我这期新闻要作何选题?当我说出“性”时，大家反应都比较强烈，或者惊叹，或者露出暧昧的笑容……如此几番，面对相同的问题，我只好含含糊糊地搪塞过去，不愿再把“性”说出口。

    “性”要怎么说出口?这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年前，一本《性史》开创了中国性学研究的先河，作者张竞生却被迫离开执教的北京大学，连《潜伏》里的站长太太都骂他是“淫虫”，最终凄惨而死。 年前，一门《西方性观念发展史》在中国人民大学引发“地震”，主讲人潘绥铭被学生直斥“脸皮厚”，差点儿被停课……如今，济南的教育工作者还羞于在课堂上把“性”说出口。

    其实，中国人是最不讳谈性的。两千多年前，“性”就被说出口了。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也说过：“食色性也。”

    ……

    古圣先贤都这般坦荡，今人何必忌讳如斯?没有人能完全脱离“性”，却又很少有人能坦然正视“性”，这极易诱发“性”的堕落和扭曲。

    与其让“性”压抑在心底发霉，不如把“性”置于阳光下，让它健康地融入生命活动中。

    面对孩子，也应该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方式把“性”说出口。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对“性”产生好奇，人生道路上也就少了一个神秘的陷阱。

    如果彭露露来济南求职，我想没有学校会要她。现在几乎没有一所学校真正开设性教育课，何况是聘请专职教师。”济南一所中学的老师如是说。这正是济南青少年性教育的现状。记者调查发现，济南中小学普遍谈性色变。偶有曾经试水性教育的学校，目前也对“性”极为敏感，轻易不敢沾边。

    关上的门依旧关着，打开的门却有可能关上。“性”与“不性”，这是一场必须面对的较量。

    济南有两所小学开设健康教育课程

    目前，济南青少年性教育以生理卫生课的形式出现在初中二年级的课堂上。4月上旬，记者对8所中学的20名学生进行了采访，问及是否上过生理卫生课时，4名学生予以肯定回答，其他人反应各不相同，“不记得有这门课”、“好像上过”……其中一名学生经记者一再提示才反应过来：“噢!你说的是周三下午那节课啊，我们班主任规定这门课用来轮流上数学和英语自习。”即使上过生理卫生课的学生也向记者透露，这门课大多由生物老师、政治老师兼任，“就在第一课时，老师讲了讲早恋的危害，剩下的内容都让自己看教材。”

    在青少年性教育普遍匮乏的济南，有两所小学开设了性教育课程，分别是解放路第一小学、德兴街小学。他们为什么开设性教育课程?这些课程现在还有吗?4月11日上午，记者先后与这两所学校取得联系。

    得知记者要了解有关性教育课程的情况，解放路第一小学校长苗建纠正：“我们开设的不是性教育课，而是主题班会，如果要报道，最好别用‘性教育’这个说法。”

    德兴街小学党支部书记阳纯青说，他们的性教育课程是以健康教育课的形式开展，从2002年坚持至今。记者希望到课堂上观摩采访，阳纯青表示要请示校长。当天下午，阳纯青向记者反馈称“抱歉”，她解释：“我们的健康教育课媒体已经报道过很多次了，如果我们再请记者来采访，别人会想，这个学校这么高调地宣传性教育想干什么?这会给我们带来压力。”

    八年性教育教会学生防范“性侵害”

    尽管担心招致舆论压力，但阳纯青并不否认健康教育课已使学生受益，而这门课缘起一次险些发生的校园性侵害。

    阳纯青说，2002年一天下午放学后，济南某小学有几名六年级的女生在办黑板报。“这时，闯进来一个大约三四十岁的男子，冲着其中一个女生跑了过去，想要搂抱她，其他几个孩子都吓蒙了，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幸好，学校一名老师闻讯赶来，才将男子吓跑。“面对性侵害，孩子们手足无措。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比较单纯，认为世界上不会有坏人，一旦遭遇危险，不知道如何处置。”随后，在对学生青春期生理健康调查中发现，六年级有超过60%的女生来了例假，四、五年级中也有来例假的女生。“这些情况说明，有必要对这部分孩子进行生理健康教育。”

    于是，德兴街小学决定将四、五、六年级的学生以“大合堂”的形式集中上课，由时任副校长的阳纯青主讲生理健康教育。“当时一节课有300多名学生听，还把学生家长请来试听，他们也觉得给孩子讲这些知识挺有必要。”但开课一段时间后，阳纯青发现了问题，“上课时常有四年级的女生偷笑，我们进一步了解发现，虽然她们中间也有少数人来了例假，但很多知识她们还理解不了，过早灌输反而对她们不好。”之后，四年级的学生退出，五、六年级的学生继续上这门课。

    健康教育课讲什么?怎么讲?阳纯青介绍，除必要的生理卫生知识，还重点教孩子们如何防范性侵害。“我们找了一些案例给孩子们讲，甚至包括如何防范班主任、体育老师对自己实施性侵害。”

    阳纯青称，去年发生的一件事证明健康教育课已取得成效。德兴街小学门前的经十路上有一座过街天桥，竖立在两侧的广告牌把桥遮蔽成了“胡同”。去年的一天早上，德兴街小学六年级的一名女生早到校，路经过街天桥时，被一名成年男子跟踪。“当时‘胡同’里没有别人，这名女生反应非常机智，最终顺利跑到学校向老师求助，老师随即报警，避免了一场危险。”此时，德兴街小学的健康教育课已开设八年，八年的性教育让学生在两起性侵害危险面前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被前列腺炎吓得要自杀的学生

    山东省性学会秘书长孟彦称，从上世纪90年代他们就开始与济南很多中学联系，希望组织性学专家去学校做公益讲座。“有些学校很热情，大多数学校以‘不方便’为由拒绝。”至今，请他们去举办性学知识讲座的学校不过五六家。“学校不热情并不代表学生不需要性知识。相反，他们非常渴求。”孟彦介绍，有次他们到一所职业高中举办讲座，学生们反应热烈，“我们现场进行了性知识咨询，学生们踊跃提问。有的当场咨询，有的递纸条，都是一些比较严肃的生理问题。”

    现任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男性科主任的孟彦称，由于性教育缺失，青少年只能从媒体、网络等渠道获取性知识，这些性知识未必是科学的，甚至会损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在孟彦平时接诊的患者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去年我接诊了一个小伙子，被前列腺炎吓得要自杀。”这名患者20岁，是一所职业中专的学生。刚开始他发现自己尿频，对照一家医院的男科广告一看，怀疑自己得了前列腺炎，就去那家医院检查。“检查发现确实是前列腺炎，但很轻微，只要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就能好转，根本不用太当回事。那家医院却诱导着他做了很多医学检查，其中有些连我都没听说过。”在那家医院住院两次后，这名学生花费了1.2万元，但医生告诉他病情还很严重，需要继续治疗。

    向家长要钱继续治疗时，他把医生的诊断告诉了家长。“家长也吓坏了，急忙找到他的班主任，那位班主任认识我，便带着他来向我求助。”孟彦说，当时这名患者情绪非常低落，“他以为自己没救了，一心想自杀。”孟彦给他检查后发现，经那家医院治疗，他的前列腺炎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但还不是非常严重，只要注意饮食和生理卫生就能慢慢康复，甚至不用吃药。”

    但患者并不相信，反而担心患上那家医院诊断的前列腺增生、不能生育、性功能障碍等“并发症”。这让孟彦哭笑不得，只好向这名学生解释：“前列腺增生是 50岁以上的人才得的病。精子不是从前列腺里产生，前列腺炎不会影响生育，更不会影响性功能。”最终，患者露出笑容，回家调养了一段时间后果然康复。

    “这个患者还算是幸运的，有些学生很让人痛心!”孟彦说，有名19岁的高三学生因包皮粘连导致反复发炎，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才就医。“但已经晚了，龟头被包皮挤压变形，这意味着不仅他将来的性生活会受影响，而且患阴茎癌的概率会比正常人高20倍。”

    “其实前列腺炎的概念、包皮过长的危害并不是多么复杂的生理知识，只要学生平时稍有了解，就会避免这种悲剧出现，但家长和学校在平时的教育中都忽视了这一点。”

    上世纪70年代的性教育课

    孟彦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我国就强调要重视青少年性教育。当时，著名医学家吴阶平编写了一本青少年生理健康教育教材，里面有两张男女正面裸体图。教材发放到学校后，两张裸体图都被撕掉了，这引起周恩来的重视，他对吴阶平说：“你要去帮助他们，青春期教育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把大家发动起来。”

    孟彦说，现在有些学校的性教育水平甚至不如他在上世纪70年代接受的生理健康教育。孟彦回忆，1979年他上小学四年级，一天放学后，女班主任突然让班里的女生都留下，男生则全部离开。

    “当时我们男生边走边嘀咕，以为班主任偏向女生偷偷给她们补课，有男生忍不住就跑回去趴在教室的窗户上偷看，结果发现班主任正给女生们讲月经之类的生理知识。”过了没几天，孟彦和其他男同学也在放学后被留下。“女班主任请了一位男老师来给我们讲男生应该知道的生理知识。”至今，孟彦对班主任当年的这一举动都感叹不已，“她真是负责任的老师，当年了解的那些生理知识让我受益很大，避免了青春期可能会遇上的一些烦恼。”

    出身医学世家的孟彦说，除了班主任，他的父亲也没有忽视对他进行性教育。“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出差回来后，把几本新买的书放在了我的书架上，其中有生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书。他做得很含蓄，如果他直接给我讲，我反而会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