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逼各地上演抢人大战 三四千元难招木工

　　大型用工企业样本·富士康

　　富士康用工告急武汉一天“抢”百人

　　记者 徐子莫 杨淑 刘晓杰发自昆山、武汉

　　春节还没过完，长三角地区的“用工荒”再度爆发。作为全球80%笔记本代工基地的江苏省昆山市也遭遇了“春荒”。昆山开发区管委会杨女士告诉记者：根据园区内各大企业的反馈情况，保守估计园区内用工缺口在1.5万~2万人。

　　富士康（昆山）：刚涨了工资

　　昆山最大的两家台资企业仁宝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和富士康（昆山），每年的用工人数在5万人左右，但由于春节前辞工现象比较多，因此节后缺工情况严重。

　　记者上周末来到富士康（昆山）工厂时，看到工厂的操场上已经有很多新来的员工集合等待体检。记者以想找工作为名向负责人打听，相关负责人说，只要年纪不大就好办，现在容易进，不需要花钱经过中介的引荐。

　　富士康（昆山）内部人员谢先生告诉记者：“现在来这里流水线的工人试用期底薪1500元，包吃包住。8小时之外按加班计算，这样下来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在2300元~2400元。试用期满后底薪会升至1740元，工资都是刚刚涨起来的。”

　　富士康（武汉）：每天抢100人

　　在记者赶赴的武汉三处招聘现场中，“用工大户”富士康的表现最为活跃，显示的诚意也最有分量。为了招到足够的工人，除了大幅提高员工薪酬以外，富士康在每一个招聘会上都开通了现场办公、现场面试、现场录用和现场接送员工等“绿色通道”。

　　昨日（2月13日），在富士康惹眼的展台前，一名应聘者正在担心行李太多不好搬运而犹豫时，立刻便有富士康员工对他说：“只要你同意先去园区，剩下的事情都由我们来负责办理。”

　　据富士康方面的人士介绍，2011年的员工工资比去年涨了400元左右，员工通过考核以后，月薪基本维持在2200元~2800元。由于富士康将扩大武汉的项目，“今年计划招聘3万人左右，用工缺口还比较大，所以，现在只要和应聘者达成了工作意向，我们就马上组织专车将新员工送到厂区。”

　　一个决定去富士康武汉园区上班的湖北鄂州籍的小伙子向记者说：“我本来打算后天去广州上班的，今天只是过来看看。”可富士康武汉开出的薪酬吸引了他，“和在广州那家工厂差不多，以后回老家也方便很多”，他抱怨，“每年都不好买火车票，去年腊月二十六坐武广高铁回来的，票价实在是太高了”。

　　在某人力资源市场内的富士康新员工接待处，记者看到已有数十名新员工在等待接他们去园区的班车。据介绍，在这个月里，富士康每天可以“抢”到100人左右。

　　昆山开发区管委会杨女士透露，昆山市人力资源市场已在全国10余个省市建立了637个人力资源开发基地，“解决用工缺口还是会有成效的”。2月7日和8日，还专门针对务工者举办了两场招聘会，但是效果不如前几年火爆。招聘会每天向园区内的工厂输送60~80人。

　　“节后昆山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会上调，希望能吸引更多务工者来昆山做贡献。政府还派专人去西部地区招人。”杨女士说。

　　大型用工企业样本·雅戈尔

　　3万年薪5大社保 雅戈尔也难招人

　　记者 郑佩珊 发自宁波

　　按惯例，每年正月十五左右，沿海地区各个工厂将迎来一次农民工返工潮。今年元宵节越来越近，宁波杉杉时尚服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物业及工厂管理部部长王澄海对今年的招工形势预估却不乐观，“我估计今年宁波出现民工返工潮现象的可能性很小。”

　　招聘摊前门可罗雀

　　农历正月初六开始，雅戈尔旗下的几家公司已在大门前摆起了摊儿，贴出招工简章。雅戈尔衬衫有限公司等开出了年薪3万元、缴纳五大社保等条件，另外享受产假、婚假、丧假及节假日补助工资等福利。

　　街对面，雅戈尔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制衣厂开出了3000元月薪。

　　雅戈尔西服有限公司的招工简章上显示，公司招聘500名技术员工，年薪3万元左右。雅戈尔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招工简章显示，公司需要女普通工人300名，月平均工资1700元；车间操作工200名，月平均工资1800元；制衣熟练技工420名，月平均工资2500元。

　　待遇还过得去，但记者发现，在瑟瑟寒风中，招聘摊前门可罗雀。与雅戈尔相邻的其他工厂，也都摆着招聘摊或贴出招工简章。这些小厂更是无人问津。

　　年薪3万元是否具有足够吸引力？宁波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宁波服装业工人的年薪2008年为22181元，2009年上调到23853元。“现在很多年轻工人对工资的要求并不高，他们宁可每月少拿一点，但要保证他们有足够的休息时间，而且不太喜欢加班。”王澄海表示。

　　流动性大影响企业接单

　　“今年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劳动力输出地不愿意让年轻力壮的农民工外出打工；二是目前打工的大部分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打工的目的主要是体验发达地区的生活，想法多、不稳定，所以这批工人的流动性大。”王澄海表示。

　　“如果离家近，工资相差不大，他们宁愿选择在家乡打工或创业。”宁波纺织服装协会秘书长助理周海燕说。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启明告诉记者，杉杉集团大部分工厂将工人流动率控制在10%以内，宁波市服装行业工人的流动率一般在20%～25%，而中小企业的流动率能达到40%。

　　“劳动力充足，我们安排订单的选择性比较大。如果缺乏劳动力，所接订单会受限。”王澄海表示，劳动力流动过大对一些小厂的影响非常明显。“工人少了就不能接单，不接单的话，剩下的那些工人也会走，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是亏钱也得开工。”

新年上海首场招聘会：普工开价每月至少3000元

　　记者 张娟娟 发自上海

　　“招不到人，现在一个普工开价都要3000元。虽然我们今年已经将薪资标准提高了10%～20%，但还是满足不了许多务工人员的要求。”近日，在上海虹口足球场举办的新年首场大型招聘会上，上海泛港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刘女士告诉记者，整个上午，她只收到10份求职简历，尽管整个招聘现场已被挤得水泄不通。

　　案例一：低于3000元不干

　　刘女士介绍，由于公司今年订单增多，年初计划招工约127名，其中普工50名，初级钳工50名，中/高级钳工20名，电焊工5名，维修钳工2名。“而实际招工人数可能还要比这多一倍。”她表示。

　　记者注意到，只有初中以上学历要求的普工岗位，该公司原本给出的月薪（底薪+奖金+加班另计）为2300元左右。不料，应聘者个个开价均不低于3000元，于是公司不得不现场将该工种的薪资改为2500元，同时，初级钳工的月收入也从原来的2800元抬高到了3000元。

　　除此之外，该公司还承诺，为以上所有入职人员提供住宿和工作餐。“为提高员工的伙食质量，今年的工作餐额度从去年的7元一顿提高了10元一顿。”刘女士说。

　　然而即使这样，当日该公司招聘摊位前依然门可罗雀。

　　案例二：江浙企业抢劳动力

　　上海松川远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滕威，也有着同样感受。

　　“今年用工缺口很大，从打磨工、电焊工、激光切割工，到电气采购工程师、品检员等，共涉及16个工种，100人左右。”滕威表示，招工缺口从去年就遗留下来了，一直没有解决，现在过完年又走了一部分，赶上公司机械加工扩建，导致今年的用工缺口更大。

　　为了吸引务工人员，今年该公司薪资标准较去年年终整体上调了20％～30%，与此同时，其他福利也颇为诱人，除提供食宿外，宿舍内还有免费宽带、空调和淋浴，以及电视厅、阅览室、多功能球场、每月的生日活动、节日慰问品、带薪年假等。

　　然而，整个上午，滕威也只收到10份简历。

　　“江浙地区的企业去年抢走了不少劳动力，同样是技术工岗位，上海企业只能给3000多元一个月，而在江浙部分企业里能拿到四五千元，高级技术工甚至能达到五六千元。”滕威表示，尽管这些江浙企业的工时长达12小时一天，但由于薪资高，生活成本低，劳动力还是更愿意流向那里。

　　案例三：选择在家乡就业

　　同样由于订单业务量的增多，上海蔷薇印刷有限公司年初也计划招工近50人，包括光化印刷机机长、切纸机机长、折页机长、CTP师傅、普工等12种岗位。

　　“普通一线员工月收入1500元到1600元，熟练工2000多元，包食宿。”该公司负责人吴先生告诉记者，该薪资标准已比去年提高了10％～20%。此外，公司今年还改善了员工的住宿条件，从8人一间改为6人一间，特殊技术工甚至还能享受单人间待遇，并提供免费洗衣。

　　不过截至当天中午，该公司在招聘现场也只收到七八名求职者投递的简历。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今年的出口贸易量明显上升，预计订单量将比去年增加30％～50%。”吴先生说，“此外，加上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薪资待遇普遍提高，部分职工年后选择留在老家工作，这也给沿海城市的用工带来了不小压力。”

　　三四千元难招木工 餐馆服务员无人应聘

　　记者 郎振 发自北京

　　在“用工荒”袭击华东和华南的同时，一向人口扎推的北京也开始受到影响。“我们在仓储和物流方面存在很大的人员缺口，这种情况从年前就开始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善，现在配送的压力非常大。”一位家电网购企业高管在接受采访时无奈地表示，“仓库保管员这类岗位的工资已经提高20%了，但还是招不到人。”

　　北京六里桥附近曾长期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的集散地，周边的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和莲花池长途汽车站给六里桥一带聚集了足够的人气，但现在情况有所变化。

　　六里桥南的一家农民工职业介绍所内相当冷清。当记者进入这间不大的职介所时，除工作人员外，仅有三人，而其中两名是来招工的小企业负责人。

　　在丰台区开了一家小型维修厂的王女士表示，工厂需要一名木工，工资计件结算，“按照我们工厂现在的经营状况，一个熟练的木工每个月的收入在3000~4000元，但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该职介所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企业多了，求职的人少了，这和两年前有了明显的反差，“2009年春节过后，整个介绍所都是人，现在来京务工的人减少后，能够明显感觉到企业对人员的需求。这种情况在去年春节后开始出现，但今年更加明显，而且餐馆服务员这类用人单位几乎一个人都找不到。”

　　此外，上述家电网购企业高管也说，现在整个物流行业的压力都非常大，“我们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配送中心，北方比南方要稍好些，但仓储和物流这两类岗位加起来还需要近200人。”

　　北京市西城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一位负责人说，北京不像东南沿海城市需要大量从事加工制造的人员，北京最需要的是“简单体力工人”，这包括餐饮服务业、超市、保安、保洁等。“但这类工作的工资水平相对比较低，不过，物价上涨快，所以在北京打工的性价比并不高。”

　　知名企业蹲车站 平均一天“抢”三人

　　记者 郭荣村 发自佛山

　　农历正月初六清晨，格兰仕集团电器配件有限公司职工宋德利和同事们在佛山大良汽车站摆好了招聘台。同格兰仕采取同样策略的还有海信科龙等好几家企业。他们在汽车站、火车站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设置了多个招聘台。据佛山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预计，节后该市缺工约8万人，其中普通工人占到了八成。

　　不过，这种希望从“源头”上“抢”工人的举措并没有想象中奏效。格兰仕内部员工向记者透露，一个子公司一天在一个招聘点只能获取七八个登记信息，最终能招到厂里的估计只有两三个人。

　　宋德利拿着一叠招工简章，挨个向过往行人派发。在她的隔壁，海信科龙的员工也摆好了桌子，拿着一张登记表向咨询者介绍情况。在佛山大良汽车站，五六家企业在这里设置了自己的摊位。

　　宋德利是格兰仕集团电器配件有限公司变压器车间的一名工人，虽然不在人力资源部供职，但她和其他子公司的同事一样充当了临时招聘员。缺工近2000人的格兰仕一开年就动员众多一线职工在佛山市人流密集的地区设立了20多个招聘点。在宋德利看来，这里是务工返粤人员的第一站，在车站设置招聘点，能最大限度招到工人。

　　“我们实行计件工资制，普通装配工的工资每月能达到2600元，冲压工能达到3200元。”见记者在格兰仕招聘简章前驻足，上述招聘人员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了该厂的薪资待遇。

　　海信科龙则把一箱箱纯净水放在了招聘台前，以这种“温情”的方式增加务工人员对企业的好感。

　　实际上，不仅是上述企业在争夺工人，大型招聘会也把目光投向了这里。2月12日，车站的上方拉起了一条 “2011年顺德春季人力资源暨残疾人招聘会”的横幅。这场由佛山市顺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招聘会吸引了数百家企业参加，为招到更多工人，主办方把广告打到了车站。

　　为便于工人应聘，招聘会举办地选在了从汽车站有公交车直达的顺峰公园。这多少给宋德利增加了一些压力，因为她知道，相比有更多企业和岗位可供选择的大型招聘会而言，自己的车站招聘台多少有些落寞。

　　2月12日下午4时，已接近一天招聘的尾声，但宋德利手中的登记表上只有十来个联系方式，其他同事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据其介绍，从2月8日开始在车站设立招聘台以来，一个子公司每天只能拿到七八个求职者的联系方式，最后真正能招聘进厂的只有两三个人。

　　普工缺口大 上调工资仍难招人

　　记者 陈时俊 发自温州

　　2月12日，记者来到了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节后的第一场招聘会。会场中，应聘者寥寥无几，企业方人员闲散无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屏幕上不断滚动着上千个招工的信息。

　　近几年，以服饰鞋帽及机械加工为主的温州劳动力市场，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用工缺口”问题，不少企业纷纷提高了用工的工资待遇，以吸引新人和挽留老员工。

　　温州几家职业介绍所的工作人员表示，2011年普工的平均工资达到了2000多元，较去年同期上涨了近17%。不过，招聘的效果并不明显。

　　“普工是最大的缺口，温州的各个企业普遍如此。”温州市新韩光学有限公司负责人胡敏对记者表示。

　　春年后，温州市在不少城区都开展了面向用人单位和应聘者的招聘会，仅2月12～13日两日就有三四场。企业“一拥而上”都是为了应对日渐扩大的用工缺口。

　　“我们厂现在急缺20多个普通车工。来几个人应聘，我们都愿意接收。”温州市爱绿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建琴表示，“公司为普通车工开出的月工资为2000多元，但招聘情况不理想。”

　　同样遭遇“普工危机”的企业在温州不占少数。胡敏表示，“2006年之后，招工的难度一年比一年大。今年公司为招工在招聘会、网站和报纸三个渠道都进行了尝试。”据了解，目前该公司有600多名员工，其中普工人数为200名左右。春节返乡后，目前尚有100多名员工未准时报到或提出了辞职，普工缺口最为突出。

　　来自四川的应聘者小顾表示，“目前考虑最多的还是工资问题，如果工资和老家企业的待遇差不多，会更倾向在老家工作。”不少受访务工人员均表示，虽温州、深圳等较发达地区用工机会较多，但考虑各种成本及职业发展的因素，像温州这样的工作机会就没那么理想了。

　　据悉，目前在温州劳动市场上最为集中的是来自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及江西的务工人员。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持续开展，上述这些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大省自身也面临用工压力。温州市职介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瓯翔曾对媒体表示：“现在这些地区自己的劳动力都不够，哪里还有多余的给温州。过去设立在陕西等农民工输出大省的基地都会主动联系温州的劳动部门，希望能接纳对方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但现在这种主动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农民工：留在本省一样赚钱

　　记者 郎振 发自北京

　　当东部沿海城市在与中西部城市争抢农民工的时候，家在山东的张金祥却享受着留在本省工作的快乐。

　　今年52岁的张金祥来自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承包桥梁工程项目已经有五六年，在这五六年之内他几乎没有出过山东省。

　　“我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到县里的路桥公司去竞标，拿下项目后再组织村里和邻村的老乡一起出去干活，我也是从最普通的建筑工人开始做起的，后来慢慢有了经验就开始承包项目。”张金祥告诉记者，“我们主要是做桥梁工程，前几年也会做一些铺枕木的项目。”

　　在张金祥看来，现在山东省在搞建设，省内就有干不完的工程，没有必要一定外出打工。“我们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在省内的，最远也就是到德州一带，这样最大的好处是回家方便，也一样能够赚到钱，生活的成本比起一线城市要低很多。”

　　张金祥的队伍很稳定，基本上都是三乡五里的乡亲。

　　“小项目一般需要四五个月，大项目需要将近一年时间。”张金祥表示，现在刚过完春节，很多乡亲都来找他询问今年的工程什么时候开工，“正月十五以后我们又要出去了，这次也不远，还是在山东。”

　　在张金祥的队伍中也有一些人曾经在北京、天津打过工，但从去年开始很多人不愿再外出。“在大城市做工程的工资会高一点，但是生活成本更高，一些必要的花销会比山东贵。如果是为了学手艺和技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村里也有一些人会到新加坡、日本的船厂打工，但不少都是打扫卫生这样的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还不如搞建筑学得多。”

　　“之所以不离开山东省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家里还有几亩地，每年春耕、秋收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要回家种地、收粮食，如果离得太远对家里也是负担，这样两头都可以兼顾。”张金祥告诉记者。

　　专家建议：企业“四招”留人

　　记者 张娟娟 发自上海

　　目前，除富士康外，不少沿海企业已跃跃欲试产业转移。有观点认为，用工荒是中低端制造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产物。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达2.4亿，比上一年增加了400多万，其中，上海农民工参加综合保险的达到405万，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说明总体上农民工的总量并没有减少。”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导致沿海城市部分企业用工短缺的主要原因，除工资待遇外，还有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分流、新生代农民工更高的就业要求等综合因素。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工劳动力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步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从而导致对沿海城市劳动力的分流。

　　此外，“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除对工资待遇有更高的要求外，相当一部分人还希望学到技术。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看来，除产业布局的转移外，劳动力增长速度跟不上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导致用工紧缺的因素之一。“独生子女政策使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难以满足用工需求，不少农村家庭也只生一个孩子。”周海旺指出。

　　对部分企业用工出现缺口现象，赵建德认为，元宵节以后，随着大批农民工的返城，这些用工缺口会得到部分缓解，但对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企业，这种用工短缺现象可能会长期存在。“这些企业应该对自身产业进行调整，到适合的地区发展，在这些地区招工要比沿海城市更加容易。”

　　赵建德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会带动整个劳动力市场新格局的形成：低端劳动力可能更多愿意留在家乡就业，而技术型劳动力更愿意到沿海地区发展，从而逼迫沿海地区产业升级换代，向高新技术发展。

　　赵建德建议，为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企业应该做好几件事情：一是加强对农民工技术培训；二是适当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三是从生活、精神等各方面关心农民工；四是利用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来留住人吸引人，包括为农民工规划职业发展生涯，让农民工感到有发展前途等。

　　“政府部门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和指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条线’：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工资增长指导线。”赵建德表示，近几年农民工的收入在不断上升，目前上海的农民工平均收入已从去年的1500元左右上升到2000元左右。

　　叶檀：用工荒是大好事

　　评论员 叶檀

　　用工荒是好现象，说明中国产业正在转移，说明目前对农民工极端不利的恶劣环境有了改变的希望，说明前两代农民工无法受到教育、代际传递的贫穷有可能得到扭转。

　　用工荒是产业转移的正常现象，目前这轮的产业转移主要在中国进行，中低端制造业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是大势所趋，是全球战略转移的成果，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将工厂开到家门口”。2010年全球最大、效率最高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的大搬迁就是象征性事件。

　　东部地区与西部抢夺农民工是发展怠惰的表现，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东部沿海地区一直在重复国外订单多了抢民工、订单少了赶民工的戏码，演得太频繁了，也该歇歇了，否则中国经济都将在恶性循环中被拖垮。

　　此次媒体报道，广东省外经贸厅最近的出口订单问卷调查显示，有48.7%的企业反映目前在手的2010年出口订单较2009年同期有所增长。最近两个月广东出口持续正增长，特别是去年12月份，广东省出口399.7亿美元，同比增长23.5%。难道广东又要回到“三来一补”的老路上去？广东沿海的居民又要靠出租房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等待下一次经济危机将成果席卷一空？

　　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却未能创造出完整的内需市场，未能培育成两三代中产阶层技术工人，未能使中国的贫富差距得到扭转。这并不是沿海地区的错，却说明沿海地区与固有僵化治理模式下的粘着性，使中国经济走入陷阱。

　　西部地区发展制造业是拉平地区差距、形成产业技术工人的最后指望，通过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国各地的薪酬与福利基本持平，而后实现全国范围的社会保障一体化，推动行政等体制的大变革。

　　东部沿海地区的代工经济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不能再拼血汗、拼廉价资源，必须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创新经济，而东部沿海地区以往的出口积累为品牌与创新打下了基础。此时，东部地区需要的是新的筚路蓝缕的勇气，而不是在出口订单略有好转后希望在代工的温床上多赖些时间。

　　拼人力资源的吃苦耐劳，东部拼不过中西部；拼土地等市场资源的廉价，东部拼不过中西部。但是东部有更新的观念、更深厚的市场、更多的积累，因此，中国产业升级仰赖于东部企业家的打拼，与资本家的携手。全球市场存在区位间的优势资源，中国国内同样存在，东部与西部的秉赋不同，却同样在低端制造中谋生、抢夺农民工，实在是中国经济的悲剧。希望这只是暂时现象。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东部企业、政府与科研机构开始变身，他们向高中端的制造业迈进，在机械制造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这远远不够，物联网等领域远未成为真正的市场盈利焦点，还在概念的来回拨弄。如果东部地区出现了中国本土认可的高端品牌，甚至全球认可的品牌，他们将忘记抢夺农民工，而致力于更生与创新，到时候，再为东部地区的企业家鼓掌。

　　让农民工背井离乡、过军营生活，在一年的时间里与家人完全隔绝，如工蜂般跰手工作，在技术上的长进可以忽略不计。随着用工荒的到来，这样的代工经济模式应该过去了，实在是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