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万国人遇社交困境 人际交往技能退化(图)

    面对社交，我们可以不焦虑

    社交焦虑的最终解决，不仅依赖个人对自我的接纳，更依赖整个社会对“以人为本”这一基本理念的融入与消化

    本刊记者/陈薇 杨正莲

    2009年7月，香港一名18岁的送货工人在房间自制手榴弹时突然发生爆炸，左手掌被切除。事后得知，这名青年患有社交焦虑症，从2007年起便沉迷于制造炸弹以舒缓焦虑。

    随着越来越多社交焦虑患者进入公众视野，人们开始发现，社交焦虑不只是令患者个人备感煎熬、生活受阻，当他们背过身去，主动成为社会陌生人，留下的是一片不能忽视的阴影。

    社交焦虑的社会成本

    早在1996年，美国学者发布《全球疾病负担报告》，预计全球疾病总负担的14%源于神经精神疾病。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收入国家，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已经超过传染病、心血管疾病或肿瘤，在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

    社交焦虑障碍患者，常常也是抑郁症患者。在首次发病年龄小于15岁的社交焦虑障碍患者中，七成的患者共病抑郁，四成患者共病酒精滥用。裹挟着社交焦虑的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常因情绪相关的不良身体症状反复就诊，耗费基层医疗资源，增加社会负担。

    更广泛、更普遍的社交焦虑加深着社会隔阂。因为社交焦虑，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陌生，群体与群体、阶层与阶层之间也丧失了越来越多的交流空间，最终放大社会对立的危险情绪。

    “现在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自然交往就少，这些人很难跨越制度性障碍。”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事实上，社交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暴露的是这个社会的健康状况。

    社交焦虑还可能继续发展为“社会焦虑”，令社会弥漫着焦虑不安的情绪与浮躁氛围。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2134名受访者中的34%经常产生焦虑情绪，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当这种压抑、紧张等非理性情绪聚焦到一定程度，甚至可能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最终释放。

    为焦虑“剥洋葱”

    根据目前研究，大脑内某些物质、遗传与家庭环境、个人性格、生活经历等等，都是引发社交焦虑障碍的可能因素，对于个人来说，可针对这些因素来主动调节社交心态。

    “(社交焦虑者)要充分认识到人格的形成是有原因的，借助于性格分析、精神分析解读自己，用‘剥洋葱’的方式重新生长一回，把痛苦的东西表达出来。”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表示，要想解决社交焦虑，首要是接纳自我。

    精神科医生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帮助患者们“剥洋葱”，找出产生恐惧的关键“扳机点”。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新凯曾遇见一位特别害怕与男朋友并肩走路的女孩。他与女孩交谈后发现，女孩子担心男朋友看到自己咽口水，进而认为自己很兴奋而不正经。

    “剥洋葱”的结果是，女孩最后告诉张新凯，她的恐惧很可能是来自于儿童时期的一次出丑。小学时，她在一场演出中跳舞，裙子却不小心滑落下来。

    “如果当时老师意识到这一点，安慰她说这不是一个太大的失误，或者说别的同学也有失误，把这个小尴尬补起来可能就没事了，而这其实一点儿也不难。”张新凯说。

    “社交焦虑应该在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治医生邱昌建同样表示，首先要从家长、从老师的启蒙教育做起，让他们有意识地注重孩子的心理保护。

    “比如对孩子说，叫叔叔。如果孩子不叫，家长就责怪，你为什么不叫叔叔？其实，可以告诉孩子，如果你叫叔叔，叔叔会觉得很开心；而如果责怪说，你有毛病，这么大了，人家都叫叔叔你为什么不叫？便可能出现问题。”在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看来，这种责怪可能让孩子从小不接纳自己，埋下社交焦虑的种子。

    这也体现了我国当代教育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不尊重个体原来的样子，而是要依照我们设定的好孩子的模式试图改造孩子。”

    “以人为本”化解焦虑

    与中国相比较，美国、德国等国家对社交焦虑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更为充分。对于克服社会焦虑障碍的方式，与应对其他精神类疾病一样，仍主要依靠采取药物和心理治疗两种方式。药物治疗方面通常会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抑制剂、阻断剂及抗抑郁药物。它们对于调节情绪效果明显，但同时也存在着副作用。而类似于“剥洋葱”这样的心理治疗方式，仍是不可替代的解决之道。

    事实上，心理治疗对社交焦虑障碍来说，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尤其是对儿童和轻微症状者而言，这是首选。目前常用的、比较有效的心理治疗是认知行为治疗，通过社交技能的训练改善人的社交技能，提高社交信心；通过暴露干预治疗可以降低患者社交时的焦虑。

    但事实上，这种治疗方式不只是心理诊所或精神科医师才能提供，有社交焦虑的人往往需要从社会各个地方获得帮助。目前，国内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足。但也有一些机构或团体开始注意到这方面的需求，并开始着手构建这样的帮助体系。

    在杭州和深圳等城市，一些学校开始尝试在班级设立心理委员、探讨中学心理健康“同伴互助模式”的可能；在网络上，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爱维心理社区、阿尧心理互助网等等，成为网民互助互济的平台。一些高校也越来越关注大学生的精神健康状况，开设心理教室。

    “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要鼓励学生不受限制地表达自己”，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罗教讲教授说，他们所做的心理咨询培训，便是有针对性地培养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是思维的训练，表达力也能有效增强社交能力。

    除此之外，要想真正缓解社交焦虑乃至其他精神亚健康问题，还是要致力于社会整体关怀的建设和努力。焦虑本来是人们对于陌生人群和场合的正常适应行为，而社交焦虑无疑是一种过度保护。而人们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也加剧了心理上的焦虑感。

    因此，从环境诱因入手，为了根本消除集体焦虑，仍需更好地解决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建立公平有效的分配机制、共享社会成果。

    “我们应当从教育、从人际关系，从社会健全等各个角度，建立一个良性环境。一个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一个诚信的社会，才可能使民众心理健康。”孙时进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