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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国人遇社交困境 人际交往技能退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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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新闻网 2011-01-13 15:09:50 中国新闻周刊 现有新闻评论    新闻报料

    2009年10月,北京一家酒吧里的年轻人。适当的消遣活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缓解社交焦虑的作用。

    “在某些隆重的场合感到自己服装色彩的搭配不和谐,服装的样式也不够时髦,顿时像被人家扒光了衣服一样无地自容!”一位职场人士如此表达她的社交焦虑。

    还有人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忧心忡忡,“本来平时就最怕和别人打交道,但是过年不得不去见亲戚朋友,拜年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城市化,但越来越多的人在感受城市生活喧嚣与落寞的同时,开始对社会生活产生心理排斥。早在2007年,国内某杂志进行了一次“社交商”读者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60.76%的人认为自己有一定程度的社交焦虑;最近一次大成网对近700名网友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人偶尔会在遇到熟人时遮住自己的脸。

    北京安定医院焦虑障碍门诊,从以前的门庭冷落到目前每月接诊三百多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中心每月接诊的患者中,约有5%为社交焦虑障碍,比4年前增加了1倍,而且都是“发现自己出现了社交焦虑的问题,主动到医院求医的”。

    2007年,提出“情商”概念的美国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格尔曼继《情商》一书后再次推出《社交商》,指出“社交商”已成为衡量我们生存能力的一项基本指标,将决定我们将来的走向与可能取得的成就。“28个社交小技巧”“与焦虑同行”??随着媒体、网络上社交焦虑的频繁出现,人们渐渐了解,帕瓦罗蒂挥舞着白手绢,其实是为了克服怯场的毛病;“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脸上的伤疤,来自于小时候医院理疗时被烫伤也不肯开口的自卑??

    社交焦虑,正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速度,走近我们身边。

    迟来的关注

    从业49年的张明园教授第一次接触主动来咨询的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是一位国有大型企业的人事处长,他托了熟人找上门来。因为工资加级的矛盾,一位女员工在他办公室前吵闹一天,之后他便再也不敢与陌生人目光对视。

    “那时候哪里知道有这个病,也没有特效药”,张明园只能为病人做简单心理治疗,开了一些减少心慌反应的药物。在精神障碍上,我国的治疗重点一直放在精神分裂症等重精神病上,以至于他所在的精神病医院一度被戏称为“精神分裂症医院”。

    “你眼看他好起来的时候,就是看他的头是怎么一次一次抬起来的”,由于主动来看这个病的人少,张明园对他印象深刻。这位50多岁的国企干部提出的额外要求是,不要有病历卡、不要有医院记录,“他说我是搞人事的,被人知道我到你这里看过病,我就完了。”

    这还是发生在1960年代的故事。直到1985年,“社交恐怖(Social Phobia)”才正式由美国提出诊断标准,被归入恐怖症中。进入中国后,由于“恐怖”一词没有具体对象、不适用这一病症,便从翻译上被学界修正为“社交恐惧”。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它与焦虑类似、症状可以在治疗后缓解,便最终将其定为“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转而并入焦虑症中。

    相当一段时间,这几个医学名词在中国混合使用、无法区分——在精神卫生资源贫乏的中国,这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

    “最近十多年,我国的精神治疗才往情感障碍上靠”,张明园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抑郁症首先成为研究重点。然而,较少有人知道,抑郁常与社交焦虑伴随而生。

    “可能知道他抑郁,但是他为什么抑郁?有可能正是社交焦虑引起的,”张新凯分析,“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社交焦虑而轻生,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2001年至2005年,我国山东、浙江、青海及甘肃4省进行了一次精神疾病患病率、治疗情况和相关残疾的流行病学调查。它也是在华西医院课题之前,唯一涉及到社交焦虑障碍的大规模调查。

    这次近10年前的调查结论是,社交焦虑障碍患病率仅为0.175%。

    “这个数字,低得我都不相信”,张明园教授说。有感于焦虑障碍被忽视的严重性,他在2000年组织成立了中国焦虑障碍研究协作兴趣小组。10年来,小组每年两次讨论、一次讲习,只是组员数增长缓慢,成立初19人,到如今只增加了2人而已,组员都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精神科专家。

    “社交焦虑障碍这一块,相对来看,专业人员还是较少关注,”张明园评价目前的社交焦虑研究现状时说,“在我们国家,社交焦虑障碍是被忽视的一种精神障碍。”

    听之任之的大多数

    台湾媒体曾报道,台湾患社交焦虑症的年轻人呈上升趋势。10年前,每100人中有1人患社交焦虑症,而现在每10人中就有1人。

    同样的趋势出现在中国大陆。“以前来看病的人少,从四十多岁到十多岁点状分布,没法归纳”,而最近十多年的求医者,“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有各种(发展)机会”,张新凯总结说。

    究其原因,年轻人正处于自我职业发展、社会网络建立、寻找配偶结婚等社交需求比较旺盛的时期,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宅”一族的诞生,因缺乏人际交往而导致社交技能退化,因工作压力过大,对一些应酬场合产生反感,这些都可能导致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是对其他人的排斥,实质上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排斥。“当社交中稍有不完美,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贬低、谴责感油然而生。”心理学家李子勋如此分析。

    “敏感、完美主义倾向、看重自己的努力、比较聪明”,张新凯深感这一部分年轻人受制于社交焦虑的可惜,“他们就像鞋子里有粒沙子。把它拿掉后,他们就能健步如飞。”

    除了年轻人群的增长,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韩海英则注意到另一个新情况,“一些人的社交焦虑,并不是出现在青少年或者年轻时,而往往出现在升职之后。他们有了更多与社会权威人士交往的机会,压力也增加,多方面因素导致恐惧增加。”

    尽管来看病的人多了,但让张新凯和韩海英忧虑的是,愿意且能够接受心理咨询的人仍然是少数。

    识别社交焦虑障碍的难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患者自身。“其他类型的焦虑障碍,身体上有反应,睡觉不好、注意力不集中、消化不良??(他们)都是看病次数增加的,只有社交焦虑,比一般人看病次数少。”张明园说。原因很简单,在这群希望消失在人群之中的人看来,就连医生也是令他们害怕的陌生人。

    对那些严重社交焦虑障碍患者来说,从发现问题到主动求医,可能需要10年之久。“前5年时间自己抗争,花3年时间在网上搜索,再花1年时间寻找民间办法,半年时间找心理咨询师、中医、神经内科医生,最后才找到精神科医生。”张新凯说。

    对于更大多数只有些微症状的普通人,正处于听之任之或自己抗争的阶段,一般不会走进心理门诊或精神病院。而社交焦虑障碍的一大特点正是,平均病程20年左右,除了因年纪增长社交需求减少、或是进行有效自我心理建设之外,大多不会自行缓解。

    这一部分人群究竟有多少?张新凯教授按照自己的推算,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画了一张金字塔图。假定塔尖是符合精神疾患诊断标准、需要进行治疗的1亿人,塔底是基本健康、可以自我心理调适的8亿人,那么,在精神亚健康的中间地带,还有至少3亿人以上。他推测说,以每10人中有1人的标准,至少还有3000万社交焦虑障碍者值得关注。

    如果综合其他焦虑障碍,我国焦虑障碍的患病人数则无法计数。然而,我国的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疾病社会工作者和职业治疗师等仍然缺乏,以重精神病患者为主的传统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也没有足够的资源配备来为社交焦虑这些相对较轻心理问题的患者、儿童或老年人提供服务。

    为此,张新凯说:“如果从全民心理健康促进的角度来看社交焦虑障碍的研究与防治,那么,它的贡献将难以估量。”★

    (本刊记者张蕾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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