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扫黄或助推官商勾结 执法需更公平(图)

赵军

    警力不足之困

    问：“运动式”扫黄的效果怎么样？

    吕文举：“性产业”本身是一个貌似合理的“社会需求”。如果你长期观察扫黄，你会发现，扫黄越紧，安全成本上升，“价格”会出现上涨；相对宽松的地区价格就会下降，这几乎是几十年来的规律。

    赵军：我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介入该领域的研究，各地“运动式”扫黄的整治结果都较难持续。从时间纵向来说，这个

    问：在扫黄问题上，警方还有更好的办法么？

    吕文举：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扫黄，扫出的性服务工作者从60年代出生的一直到80年代出生，现在扫的很多都是90年代出生的了。扫完了吗？我看没有。

    KTV这种娱乐形态在分化，夜总会这种形态目前规模在调控，高速发展的是量贩式KTV——扫黄更多针对的是一些“夜总会”形态的KTV。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KTV产业群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直接或者间接靠这个行业生存的人非常庞大。

    这个行业已经涉及餐饮业、出租车、银行储蓄、美容美发、服装等行业。广东一扫黄，银行的储蓄额甚至会直线跳水，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资金会大幅度飙升。

    赵军：如果按照现有的思路对待整个“性产业”，警方是不可能取得建国初期的那种实效的，因为条件不具备了。如果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可以办这些“小姐”的“学习班”、给她们安排工作、甚至安排嫁人成家，现在可能吗？要让现在的警方在这个问题上达到从前的工作效果，不现实也不公平，是在难为他们。

    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警力相对充裕，他们尚有可能相对多一些地腾出手来应对卖淫嫖娼这种“无被害人犯罪”，但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警力并不充足，他们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对付杀人、放火、盗窃、抢劫、绑架、诈骗之类的“硬犯罪”，还要负责日常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维护。在那些地方，在“运动”之后，警方还能抽得出多少精力去扫黄？

    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的事实是：警力是有限的，社会控制力量是有限的，要求警方将“黄”扫得一干二净不现实。我们需要进一步理性思考的问题是：怎样将有限的警力资源配置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有偿陪侍难题

    问：以“天上人间”为例，在很多民众心里，它成为一种特权的象征、官商勾结的标本，警方的行动是不是有一种缓和“民怨”的意图？

    赵军：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已是“民怨沸腾”，据我所知，中国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严格意义上的民意测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相当部分的民众对于警方扫黄过程中的打低（端）不（少）打高（端）确有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民怨”是存在的。只不过，这种“民怨”并不是，或者说并不主要是针对“性产业”的，它更主要是针对人们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官商勾结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警方的这次扫黄，更是一次实现社会公平的行动。

    不是说“天上人间”这种场所就一定存在官商勾结，但是人们会从这个方面想，什么人能开这种场所？什么人能在这种场所消费？他们为什么可以一掷千金？“民怨”主要是在这儿。

    问：警方会如何处理有偿陪侍，或者叫“营业性陪侍”这一行为？

    吕文举：“有偿陪侍”不是今天才有的，其来有自。法规上有《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处罚有偿陪侍，但是有谁真正认可它呢？

    准确地说，这些娱乐场所应该叫黄色“架步”（粤语，指色情场所，主要流行于港澳地区），不能说是卖淫嫖娼场所。它就是一个媒介，提供一个相识交往的平台，它并不是提供卖淫的场所，去其他场所是你自己的事儿，这和卖淫嫖娼场所不一样。

    这些夜总会经营者或者“妈咪”也许会抽取小姐“出台”的提成，但夜总会投资者很可能不会去挣小姐“出台”的钱，因为这些钱会给自己带来法律风险，他只赚取店内消费的利润。

    赵军：按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娱乐场所存在提供或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公安部门可没收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责令停业整顿3个月至6个月；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娱乐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些处罚针对的主要是场所，北京警方对“天上人间”的处理，就是如此。但对小姐个人来说，营业性陪侍与“卖淫”在法律上是两回事儿，不能对她们按照“卖淫”的规定处理。况且在此次行动之前，营业性陪侍活动在中国的很多娱乐场所基本处于公开状态，甚至小姐本身都不一定能意识到这是件“非法”的事儿，她们可能也就认为这是个“灰色行为”而已。

    从媒体报道也可看出，几次大行动所抓到的绝大多数都只是营业性陪侍，达到“卖淫”程度的有，但不多。现在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些大量存在的“三陪小姐”，我们能够怎么办？又应该怎么办？有人可能会说，对营业性的陪侍活动处以重罚，但这么做的公平性何在？罚完之后又能怎么样？还有人可能会说，对有证据证明“卖淫”的予以严惩，这样可以“杀一儆百”。然而，我们的法律在这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对于卖淫嫖娼者，最多可以收容教育两年，如果是劳动教养，则有可能是三年。两年或者三年之后，她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谨防扫黄贪腐

    问：现在的扫黄方式，是否存在弊端？

    吕文举：“中国式扫黄”具有其特点，如运动式，有时行政化色彩较浓，随意性较强。各地扫黄的方式也不一样，无固定模式——有的城市的做法，是把街面都扫到屋里去就算完成任务了；有的城市为了不留死角，把屋里全赶到街面上去了；有的城市去扫低端，有的去扫高端，还有的高端、低端全部扫。

    赵军：首先，扫黄和腐败有某种关联，它可能为某些贪腐官员提供寻租机会。事实上，将任何没有被害人的行为犯罪化，都会为执法者的选择性执法提供方便。因为没有被害人，执法者可以抓也可以不抓，可以抓你也可以抓他，这就变成了一个寻租的机会。

    另外，“性产业”的“地下化”会让黑恶势力获取更大利益。当一种产业居于“地上”时，黑恶势力参与其中的机会相对较低，但当一个行业处于“地下”，在这个行当获利的就只能是黑恶势力或官商勾结者，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在“地下”产业中获取超额利润。

    更值得注意的是，“性产业”一旦“地下化”，从业人员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小姐被杀、被抢、被绑架的风险就会增高。她们在易于被害的情境中工作，被害后又很少去报案，这些都加重了她们被害的可能性。“客人”也存在被抢、被绑、被敲诈的可能，因为他们同样是在“地下”活动。所不同的只是，小姐是在“工作”，他们是在“消费”。

    所以，我们说，对于没有被害人的行为，国家不是不可以对之“犯罪化”，关键是在针对这类行为制定具体的社会反应对策时，应该反复权衡，慎之又慎。

    问：对于“性工作者”问题，除扫黄之外，警方还有哪些需要做？

    吕文举：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轻重缓急首先取决于其社会危害性。

    在当前社会结构下，你如何去定位这些女孩子？骨子里可能没有人愿意去做这种事，但社会氛围和价值观导致她们这样去做了。所以，我认为，对这类问题怎么看——是面对现实，还是按照建国初期那种消灭妓院的观念去看。这，可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赵军：警方在对待“性产业”问题上有时会面临一些较为尴尬的状况，比如，发生了小姐连环绑架案件，警方前去了解线索时，有很多曾经被绑架的小姐不说，害怕公安机关处理她们，追究她们性工作；老板也不说，说了就不仅仅是卖淫问题，还是组织卖淫，要坐牢的。警方一方面要保护这些小姐的生命权、财产权，要打击硬犯罪；另一方面又是“性产业”的取缔者，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处理这种矛盾，非常困难，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前些年，推广安全套也有人提反对意见，现在大家都默认了，这是全球范围内的共识。下一步，是小姐被害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涉及生命、健康、财产、自由这些更为基本的人权，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