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扫黄或助推官商勾结 执法需更公平(图)

吕文举

    扫黄动力机制

    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些方面的动力会促成扫黄？

    赵军：中国的扫黄从动力机制上来说可能经历了一个转型过程。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动力，警察扫黄也一样。

    与杀人放火、盗窃抢劫不同，性工作及其关联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属于犯罪学上的“无被害人犯罪”，强迫卖淫当然例外。没有被害人，通常就没有人报案，就没有人要求警察，尤其是基层承担扫

    我的研究发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清除精神污染、净化社会空气这种政治上的诉求色彩比较重一点，当时的扫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出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及其道德体系的自觉维护。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扫黄动力机制中的政治诉求有所减弱，对基层警察和基层公安机关来说，“罚款”成了当时一个重要的扫黄动力。当时中国的经济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财政状况没有这么好，公安的经费也不充足，有些落后地区的基层公安甚至连基本工资都成问题。为了维持公安的正常运转，必须得有经费，包括“性产业”在内可以罚款的行业就成了当时公安机关的收入来源之一。

    后来，扫黄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分化。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可能还要靠一部分罚没款补充经费，但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现象基本切断了。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扫黄一直都保持着一定的力度。就我目前的研究来看，较高的社会关注度似乎是警方扫黄的一个重要动力。比如，来自普通民众尤其是网民、媒体的关注，还有领导的关注等。对这些地方的警察来说，扫黄成了他们的一个工作指标，一项考核任务。

    问：以前民众感觉扫黄扫的全是那些低端场所，但今年这一轮扫黄，不管是北京、南京还是其他地区，都精确打击了不少高端娱乐场所，这是否代表了中国扫黄的一个新动向呢？

    赵军：前些年警方查低端场所查得多一些，因为好查；高端场所很难查，关系复杂，自我保护能力强，运作能力强。所以，搞了这么多年，民众就有意见，为什么抓低端不抓高端，这就涉及了社会公平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这样的压力下，警方做出这种行动是很正常的，这可看作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进步。毕竟，民众要求执法公平的诉求影响到了警方的执法方式，并最终变成了一次针对高端场所的大规模扫黄行动（至少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如此）。从这一点看，警方的执法理念有了长足进步。

    不过，从我们历次的“运动式”整治来看，这样一种“运动式”的扫黄，其效果是有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