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文军吸毒看毒品亚文化:请吸毒是最高礼遇

毒品改头换脸诱惑你

    南都周刊记者·陈庸

    “再把我放到那样的灯光和音乐下面，我不敢保证我不会再吸。”在戒毒两年之后，王毅对记者说，这些东西如今还是避之惟恐不及，有时候它们实在是太诱人。王毅现在的工作是一家小网站的编辑，这个工作的好处是可以每天呆在家里，他说已经害怕去接触外面那个诱惑的世界。

    两年前，王毅的每一天都从夜晚开始。他曾是北京某CLUB里的服务生，每

    他们不把那玩意儿叫做“毒品”，而是代之以“Happy水”、“兵马俑”、“仙人掌”之类新奇艳丽的名字。

    王毅在北京的很多娱乐场合都见过毒贩。很多次在包厢里，他们掏出各式各样的小药丸和瓶子摆在顾客面前。看到那么多客人对之欲死欲仙，王毅也渐渐对那些小药丸充满了好奇，直到某一天他自己亲自尝试了一下，然后他成了瘾君子。

    有一阵子毒贩充斥在各种娱乐场所里，但在2004年之后，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后，警方的强力打击使毒贩们面临着空前的压力。王毅的一些朋友不得不转到郊外的度假村。禁毒成果明显的一个例证是，北京毒品地下市场上产品的价格比外地高出10%到20%左右。

    然而只要有需求，供应就不会停止；风险越大，利润也就越高。

    不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毒品正以改头换面的方式悄悄潜入，不仅潜入地理意义上的城市，更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交际方式。

    “一种‘毒品亚文化’正在形成”，北京市禁毒志愿者总队队长石建春说。一些新型毒品隐藏了它狰狞面貌，在新的营销概念包装背后，以温和的“娱乐休闲”品的姿态出现，并开始在城市白领阶层中逐渐蔓延。

    进城！进城！

    “就算是现在，我只要打两个电话，预付一笔钱，就能有毒品落进口袋里。”王毅说。

    和所有有利可图的商品一样，毒品的贩售网络在产地与城市之间铺开。在进入消费终端之前，毒品要经过长途跋涉。

    “毒品经常是以原料、半成品的形式，从西南的云南、贵州等地，通过火车、客车、货车抵达河北，然后在当地农村合成，也有一部分毒品走的是新疆的路线。”一位北京警察向记者介绍，为了让毒品安全抵达目的地，毒贩会使用各种手法，有的假扮成打工人员将毒品缝进被子四边，有的将毒品藏在牙膏里，还有一些女毒贩在胸罩、内裤等隐私处藏毒。最隐蔽的是人体藏毒，毒贩用避孕套将7-8克海洛因包裹成小团吞服腹中，到达目的地后再排泄出来。

    通常，贩毒多是团伙作案，一次少则二三人，多的可达十几人，货源组织、贩运、中转、交接都有专人负责。

    到达河北农村通常是这些毒品的最后一个中转站，如果顺利的话，接下来很多毒品会进入京、津的销售终端。通常情况下，毒贩一般先把货物运到北京周边的河北农村，然后再以邮寄、人体携带之类的方式带进城内，也有少量通过乘坐客车、公交等交通工具零星进城的，监控难度很大。

    不仅如此，近年来在北京周边的郊区甚至能发现罂粟种植的痕迹，为此今年北京市禁毒办和禁毒志愿者总队还派出了一架直升机做了一次“空中勘察”。不过，石建春也说:“排查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举报线索。”

    相对于“严防死守”的内陆北京，沿海城市的禁毒难度更大，毒品供应也更加充足。王毅对记者说，有一阵子他到外地找朋友，朋友带他到娱乐场所玩都会拿他打趣:“好好玩玩，知道你们北京物价很贵！”

    尽管在娱乐场所混迹多年，但王毅能见到的也只是一些小商小贩，其中有不少新疆人和河南人。他们是整个贩毒产业的末端，有很多人自己也吸毒，通过贩毒来供自己的毒资。

    王毅第一次吸毒，不全是偶然，由于在娱乐场所工作，作息紊乱，他经常胃痛难忍。朋友拿了个一小包东西，说这个药止痛很好的。王毅知道那是什么，但最终忍不住尝试，吃了两颗，果然疼痛感好转了。后来因为胃痛又吃了两次。

    “很少有人认为摇头丸、大麻之类的东西是毒品。”朋友们总是会说，“玩玩而已，这东西不是毒，不会上瘾”。记者还听到这样一个例子:在某歌厅里，几个20多岁的青年拿海洛因跟几个十几岁的孩子说“咱们换一下玩玩”，但那几个小孩子就说不能换“你那个是毒品，我这个是娱乐品！”

    “总有一款诱惑你”

    毒品产业正在成为一个成熟的“快消”行业。

    在产业内部有专门的市场策划人员，他们像推出一款新的饮料一样推出新毒品，他们对人群具体细分，给毒品调制不同的口味，定义不同的时尚特质，抓取城市人群最渴取的卖点和噱头。

    “一些新型毒品强调它的成瘾性小一些，不被认为是毒品，但其实危害同样大。”石建春介绍说。由于工作上的便利，禁毒教育基地与强制戒毒所有比较亲切的往来，他们时常去拜访戒毒人员，和他们聊天，从他们口中总能听说一些闻所未闻的新名词。

    王毅告诉记者，毒贩会告诉他们，哪些能带来兴奋感，哪些可以带来兴奋和抑郁交加的感受，哪些可以带来更强烈的性快感……每个产品对应着不同的需求，套用一句曾经流行的广告词:总有一款适合你！

    这种被贴上“黑色前卫”标签的新型毒品，被种种诱人描述包裹:不会上瘾，无损健康，让人精神振作、充满自信，甚至还标榜具有神奇的减肥效果。

    在各种新潮前卫的包装营销之下，新的毒品消费文化正在慢慢形成。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2000年受国家禁毒委和公安部禁毒局委托，开始了一项长达4年之久的“创建无毒社区比较研究”，此后一直关注禁毒领域的各类新进展。

    他说，目前禁毒趋势中最主要的变化是群体的变化。以往大家熟知的阿片毒品，比如海洛因、鸦片等，在整个人群中的比例逐渐下降；而苯并安类和比安铜类这些新型毒品，在当下不能看到危害，不够引起警觉，人们觉得是无害的。“新型毒品能增加聚会效应、交往效应，渐渐成了大家追捧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时尚；而且吸食新型毒品的人群，年龄也朝更加年轻化的方向发展。”

    邱泽奇认为，新型毒品的危害更大，因为人总是一个情景性的动物，人在一定的情景下，对自己的行为是难以自制的。“和早期劝解人不要吸海洛因时、鸦片不一样，在吸食鸦片海洛因，它没有一个情景，没有一个外在的情景状态来诱惑你，一旦把你带到迪厅、酒吧，你自己本来就是去找HIGH的，人家说吃一个就会很HIGH，你就会想尝试，诱惑性更强。”

    邱泽奇的调查和其他研究小组的调查表明:从初次吸毒的情况来看，92％的人第一次吸毒时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与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并且是被邀请；80％以上的人初次吸毒时是完全被“请客”的；约80％的人第一次尝试毒品的主要原因是好奇，其次是“与朋友起哄”。

    一群人玩，又是别人请客，“不会上瘾、无损健康、让人精神、充满自信”等新潮标签又恰当地掩盖了它的真实危害，再加上自己好奇，年轻人确实没有多少人能抵挡住这些诱惑。

    于是在不了解毒品危害的状况下，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年轻人就会“勇敢”地迈出了危险的第一步，而这一步之后如果没有得到控制，那么他们就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在2—15天之内第二次尝试，并在两个月左右成为“瘾君子”。

    然后，你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专业人士”。

    禁毒亟须换思路

    邱泽奇认为一些地方GDP至上的思路对禁毒也是一个阻碍。“我有个地方官的朋友，做到首长了，觉得有点娱乐场所能提高我们的经济，然后大家消费一下能增加GDP，我把毒品打完娱乐场所没有了，经济没有了。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驱动力就是‘当届政府只管本届政府事’。”

    新型毒品在“改头换面”之后，用时尚的概念攻占拓展了一块新的市场，这个市场上的消费者主要是青少年和城市白领。而反观政府对禁毒工作的认识，却相对滞后。中国对吸毒问题的管理基本由政府操办，这套制度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确实也要进行一些相应调整。

    “多少年来，我们始终在强调禁毒人民战争，我觉得提法上不要讲得这么极端化，这个决心我们支持理解，但我认为禁毒工作实际上是一个日常工作，要平心静气来做，不是打一个战争能解决的。”邱泽奇说。

    石建春更愿意从“文化”层面上理解禁毒工作。

    “以前的禁毒更多是宣传教育，是让你知道，现在我们是力图去‘接近’这些易受感染的高危人群，而不是‘教育’，我们希望平等地交流和影响。”石建春说，今年禁毒基地编排了一部音乐歌舞剧《瘾型人》，准备在6·26国际禁毒日时面向社会公演。

    此外，尽量发起更多的人志愿参与禁毒活动，也是一条减小国家禁毒体制压力的途径。

    北京市禁毒志愿者总队下属有一个直属大队，里面的成员散布在各大公共服务领域，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娱乐场所、出租车、邮局等地方工作。为此，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还联合电信北京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北京分公司共同开发了一款手机，将免费向全市禁毒志愿者、社区戒毒帮教工作者、大学生村官等范围内发放3万部。

    “人人都是我们的志愿者，今后举报仍将是我们很大的工作范畴。”石建春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