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驻京办功能异化 专家:跑"部""钱"进必须公开

　　驻京办问题的根源

　　新京报：驻京办产生问题的根源何在？

　　雷颐：这需要从管理制度上找原因。如果你这个地方有驻京办，跟中央政府某个部门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而我没有，我很多项目就是争取不 到，那么我肯定会想办法，也建立驻京办。所以不要谴责驻京办，而是要反思背后的体制性原因。其实，当地政府为什么愿意花这个钱？因为它花这些钱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

　　刘旭涛：这一方面是我们财政的转移支付方面不够透明，比较模糊，也缺乏制约。现在转移支付这一块的资金财政部分解下来以后通过有些部门就下去了，因为按项目来嘛，扶贫呀，西部开发呀，还有很多项目都分解到各个部委，那么这笔资金到底应该怎么去评估，就是项目的绩效评估的问题。一个评估就是你这个地方是否需要这笔钱，另外一个就是这笔钱花完之后要对这个结果进行评估，绩效或者整个过程的评估。

　　但目前我们这一块做的还很不够，项目资金的使用还缺乏透明，缺乏评估。这样就导致使用项目资金得部门弹性很大，给谁不给谁，存在很多随意性的行为。这种随意性就会导致钻空子行为的发生。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是中央掌握的权力太多，有些权力中央是必须要上收的，财政这一块要转移支付也是考虑到全国各国地方平衡发展的问题。所以关键是程序、规则。

　　驻京办出路何在

　　新京报：总的来看，针对驻京办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

　　毛寿龙：其实李金华审计长已经点出了问题的症结，关键还是约束部门的权力，尤其是财政上的权力不要太大。如果各个部门都在各自的条条块块里分钱，对地方政府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建立公开透明的公共财政制度是最重要的，就是公共财政的分配是由类似全国人大的议事机构来分配，谁有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跟它说，你能“跑部钱进”，我也能“跑部钱进”。但必须要公开跑，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全国人大了解信息，另一方面可以控制“跑部钱进”部门出现寻租的举动。因为公开了嘛，可以辩论，你也跑，我也跑，钱要拿的出手肯定需要大家认可。我觉得这是公共财政建立的当务之急。

　　刘旭涛：关键是规范化，变潜规则为显规则。人员管理上要“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编制。至少我们从职能这一块应该规范下来，你到底应该做什么事情，你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联络的窗口，窗口应该具体化，到底有什么功能，办事程序、怎么接待，必须规定下来，这样就可以起到规范的作用。

　　另外要明确编制，到底是行政编制还是什么，要把人员素质以及任免干部这一块纳入我们正常的干部选拔途径当中，因为驻京办作用很大，级别上还需要明确一下。驻京办干部怎么去选，也要有一个透明化的问题。所以整个人财物、职责都要规范。

　　新京报：许多人主张驻京办应该强化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服务。

　　毛寿龙：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各地驻京办应该像我们的大使馆，比如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出现了问题就及时出面保护我国公民的权益。驻京办在这方面，可以像以前的商会，协助地方政府做一些事情。像安徽省驻京办，可以把安徽来北京的小保姆的权益好好保护保护，新疆驻京办可以把来北京的新疆人的权益好好保护保护。

　　为驻京办重新定位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改革行政体制，这对驻京办的定位有什么影响？国外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毛寿龙：欧盟有好多类似的服务机构，但他们的问题要小得多。一个是政府行为本身比较规范，公共财政是由议会支出的，有一个很公开的辩论程序，一般一个预算要花6个月到12个月的时间，头三个月编制，后3个月辩论，或者头半年编制，后半年辩论。如果没钱，决定通过也不会实施。这样自然而然地不会出大问题。而且一旦出问题官员就很容易被指责。还有一个是政府自身建设到不到位的问题，我们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要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驻京办大有可为。

　　刘旭涛：在英国，它的地方政府之间有一个联合会，这个组织完全是地方政府的资源组织的，他们成立的目的就是联合起来保护地方政府的利益，就像行业协会，日本也有这种机构。地方联合起来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不是要跟中央对着干，而是跟中央合作，保护地方利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新京报：我国的驻京办将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毛寿龙：将来驻京办应该是一个不同层级和区域政府之间相互联系的机构，要发挥好五个功能：一是信息沟通机构；二是当地政府官员到某个地方去比较方便也比较便宜的接待机构；三是当地政府在异地的一个宣传机构；四是本地人到外地去的权利保障机构；五是招商引资机构。总而言之，是内应外联这样一个功能。

责任编辑：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