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驻京办功能异化
新京报：设置驻京办的初衷是什么？
刘旭涛：这个具体文件我没有看到，但应该是为了方便地方政府和各个部委进行沟通，同时也为地方官员来北京办事情提供方便。
因为计划经济的时候，市场化程度并不高，来京官员需要中央接待单位来管，而住在驻京
办的确比较方便。
但现在的驻京办已经变了，有些演变成李金华说的“跑部钱进”的部门了。
这个也是延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习惯。那个时候因为是计划经济体制，都是批计划、批项目，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要紧密得多，所以人们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当时涉及一些事务审批等事情，需要地方在北京设置一个联络机构，但现在是市场经济，联络手段、沟通方式也与以往大大不同了，交通也十分便利，网络也逐步普及，那么现在驻京办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驻京办，在功能上是一定需要做些调整的。但由于相关的规范制度没有跟上，部分驻京办就产生了不少问题。
新京报：针对李金华提到的有些驻京办第一任务就是“跑部钱进”，有评论认为这种做法毕竟是为地方谋取福利，是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地方争取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的物质支持，所以可以理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毛寿龙：从微观来讲对地方政府是有好处的，因为可以搞到钱；对中央政府也有好处，因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有时候搞不清楚谁最需要，驻京办的游说等于给中央政府一个明确的信息，有一个信息沟通的作用。总不至于中央政府到处乱跑去给你发钱吧？要知道中央政府不可能跑到所有的地方，几千个县全部跑下来不可能。所以驻京办作为信息沟通机构还是有必要的。
大家都跑到北京来，可以加强中央和地方的沟通，也是好事。我们强调政府对老百姓要有回应性，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不能对地方政府有回应性呢？有一些问题也是自由空间范围内的，所以不要以为“跑部钱进”
就一定不好。当然，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央政府将减少一些审批项目的权力，这样地方政府就不用什么事情都往这跑，北京也不会人口膨胀了。此外，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会滋生腐败、导致权力寻租。
刘旭涛：但现在，“跑部钱进”已经牵涉到我们说的权力本身市场化的问题。权力运行当中，在内部形成一个小市场，正如李金华批评的，一些部委给地方好处，不排除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
目前我们驻京办的“跑部钱进”有许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他们进行的感情上或者资金上的沟通，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没有合法性。这种潜规则的方式与我们的民主法治原则、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这是问题的关键。
新京报：各地驻京办除了“跑部钱进”，还有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服务地方官员。有驻京办人员表示，当地有领导或者领导家属来了办事处，就如同到了“行宫”，接机、送机，吃、喝、住、行及购物样样都要精心安排。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毛寿龙：我觉得驻京办作为接待地方官员的机构，也能免得地方政府官员到北京都住5星级饭店，开销多大呀，所以反而可以节约成本。
谈到腐败，其实不仅仅是驻京办的问题，很多职权部门都存在这个问题，包括暗箱操作，信息不透明，监督效果不好等。对官员来讲，可能存在工资低，生存、交际成本比较高，这样就不仅是个人腐败，还是公款腐败。驻京办主要是存在公款腐败、职务消费的问题。要放在大背景下看这个问题。
新京报：据一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说，“驻京办是个肥缺。驻京办设在北京，好玩。经常接待的是当地领导干部，有人脉关系。工资也比地方高，放在外面三四年时间再回来，又有钱又有势。”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刘旭涛：驻京办从法律地位上讲，目前是存在一些问题。国家目前对于驻京办的机构设置、法律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国务院主要是对这个行业进行统筹安排，人财物是当地政府管的。
驻京办目前没有列入政府的正式序列当中，现在都是隐含的一个机构。
另外它资金使用上的透明度比较低，因为它主要是处理政府之间的事情，与老百姓打交道比较少，或者说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有时它会用自己的亲信拉关系，为自己的地方办事情。所以整个的原因还是这个机构的合法性问题。它本身的尴尬地位，导致它运行的不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