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家庭：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这不仅仅是艾滋儿童甜甜的爸爸张记录之感叹，更是记者访问过的许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叹。
“心上扎着千把刀，身上刺着万根针是什么感觉，我就是什么感觉！”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人没有了，在家的人，也是活死
人！”
记者访问过的许多家庭，都是整个家庭被艾滋病判了“死刑”，只是“死得早与迟的问题”。
沙河市白塔镇某村的艾滋儿童丹丹的爸爸，十分激动地对记者说：“我们是被医院给满门抄斩了呀！”
丹丹全家，除61岁的爷爷没有感染艾滋病外，她的爸爸、妈妈以及自己，没有一个幸免此难，妈妈已经死了。丹丹的爸爸说：“不知道哪天是我与女儿的日子。我们已经被判了死刑啊，只是等天数，熬日子了。”
因此，丹丹的爸爸觉得活得太没有意思了。“我常常想，拼死算了，但是上有老父亲在这里呀，我怎么能就这样死呢？！”
艾滋病死者的冤屈
“他们死不瞑目呀！”
“许多人到死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死者的亲人们说：“本本分分的庄稼人，怎么就会感染上艾滋病呢？”
“有的也知道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但就是到阴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上这个病的！”
邢台市威县39岁的农民王树强(化名)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死去的：
2003年7月13日，王树强因肝病发作住进邢台市惟一的三甲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该院对王进行抽血化验，测定王血液中HIV呈阴性反应。之后，医院分三次为他输了630毫升血。几天后，因治疗不明显，王转到收费更加低廉的邢台市第二医院。
入院后，这家医院即采血化验，查出他感染了艾滋病。
“查出结果后，邢台市第二医院便拒绝对他进行治疗，并强行让他出院回家。”王的家人说。
一个月后，王所在乡村便接到威县政府盖着公章的《通知》，要求“做好病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监控防治工作”。于是，村干部对王的妻子说，“他的血有毒，不让出去，要隔离起来。”村干部还传达精神说，“上面有规定，你如果传染给别人了，要负法律责任。”王的妻子说，“那我们被传染了，由谁来负法律责任？”
一方面，县政府要求对王树强及家人进行“监控”；另一方面，“到死也没有防疫站的人来，没有任何救治药品到来。”
从此，王树强被关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吃饭由家里人送，两个儿子也不敢到他的房间去。
同时，村里与周围没有人敢来他们家了。
不知道自己害了什么病的王树强，愣是要求再上医院。于是，家人又将他带到邢台市第二医院。“一个医生对我们说‘刚才院长命令，不许你们在这儿住，不许给你们化验，也不许给你们开药，叫你们快走。你要是光肝炎这病，再厉害我也不能不让你住，关键是你还有艾滋病。’一听这话，俺孩子他爹当时就傻了。我们说，做做CT检查行不行？医生说：给钱也不给做！病没看成，反过来原本是走到医院去的人，出医院时连腿都抬不起来了！”王树强的妻子对记者说。
回家后，王树强在自家的隔离间里，不吃饭、不吃药、不输液。在床上躺了十几天便死了。死后，他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入棺材，第二天便埋了。
为了其他家人的安全，许多患者被极其“残酷”地与家人隔离起来。
邢台县山区某镇有一位老太太，2003年4月被确诊为艾滋病，被从医院“赶出来”后回到家里，老伴与她一起从大房搬到后边一间小屋。原本五个孙子从小都由老太太带着，一直与老太太睡在一起。从那以后，几个孩子再也没有与奶奶在一起。另外，原来她一直在伺候着老伴与一家人，从那以后，老伴不仅不让她做任何事情，而且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让她动，“要吃馍馍，我给你掰”，“你要喝水，我给你倒”。她的儿子对记者说：“这是对老人的折磨与摧残，她只知道自己得了传染病。”
“其实，许多艾滋病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隔离、歧视、冷漠折磨与摧残死的。”
记者发现，其中也有部分人知道自己被确诊为艾滋病了，但这“等死”的日子非常不好熬啊！
此次记者调查到的患者，只要被确诊为艾滋病，无一例外地被拉回家里等死。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痛苦
“死者死得冤屈，活着的人活得更加冤屈！”
“窦娥有冤枉了还能说出来，我们这冤枉连说都没法说呀！！！”
第一个打艾滋官司的王为军，向记者讲了他家的一些遭遇：1999年5月，王为军的妻子死于艾滋病后，村里关于他家有艾滋病的事情已经传得人人知晓。他说：“出了这事以后，村里的乡亲像躲瘟疫一样躲我。我女儿当时两岁，刚学会走路，她在外面路上摔倒了，那些人在远处看着，连一个拉她的人都没有；她想吃糖，街上的小贩一看她过来了，远远地就把糖扔给她，钱都不敢要。”
那年，她妻子送葬时，按农村风俗，家里做了许多饭菜，没有一个人敢吃。“好好的整锅整锅的面条，我想送给人家喂猪，人家都坚决不要！”
艾滋病是绝症，人人知道。感染了艾滋病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我们活着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沙河市白塔镇某村32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李某，妻子去年被艾滋病夺走了生命，8岁的女儿与他一样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说“不敢想呀，一想就绝望，过一天算一天吧，孩子小啊！”
有一位50多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说：“孩儿们也不能到我跟前来，周围更没有朋友来看我。我都变成孤家寡人，这样活着还不如早点死了好！”
艾滋病患者家人的痛苦和委屈
“最怕孩儿们发烧、感冒！看到他们痒，发烧，我心里就乱成一团，头脑里空空的。觉得活着不如死了好！”
邢台县一个小山村里，公公、婆婆先后被艾滋病夺走生命之后，二儿媳妇最担心与老人一起生活直到上小学的几个孩子。她的哭声，让记者感到窒息。
她说：“8年前孩子的奶奶就在医院输过血，这些年来，她经常痒，痒了，孙子们就帮她挠痒痒，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虽然孩子们都做了检查，没事。但是，“他爷爷不是也做过两几次检查，都没有事情吗？第三次却又查了出来，让我们相信谁呀？”
她说，孩子们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心里的压力压到哪天才是个了结？至少得20年吧！20年呀，这是什么日子？
这对因患艾滋病已故的老夫妻的长子对记者说，“母亲死后，父亲又倒下，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得了什么病。父母亲要把自己隔离到小院的破屋子里。我们心疼呀！”
他告诉记者：“亲戚朋友上门来骂我们兄弟俩，我大伯骂我说，‘你没钱让老人住院，我掏钱！”我们何尝不想让父母住医院呀！亲戚们一片怨言，都在骂我们不孝。我们左右不是人！”
人们不断来问我们，老人得了什么病，我们不能说是这个病，不然，我们以后没有办法在这里立足，就我们这样的农民到哪里去生活啊？
“人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艾滋病家属，他们总认为你的家人得了艾滋病，你一定就是艾滋病人。”艾滋儿童甜甜的父亲张记录告诉记者。
同样是艾滋儿童之父的王为军告诉记者：“我这讨说法的5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外面经常受到欺负和冷落，无数次地和人家发生争执、谩骂，甚至动手。”
他说“1999年12月3日，我去省里的一个部门，他们见到我连问都不问，‘呯’把门关上了，说世界艾滋病日刚结束你们就到处跑。
我一听就火了，我说我不是艾滋病，我的孩子虽然是，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们说：‘你怎么不是？你妻子是，你女儿是，你肯定也是，你不是那是因为你没被查出来！’”
正如张记录所说，“面对流言蜚语，我只能采取无奈的沉默，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没人会相信你。只有随他去说，做一个不是贼，却像贼一样过日子的人。什么人格、尊严，丢掉吧！”
邢台的许多艾滋病感染者及家属，面对记者的到来，非常感动，他们说，没有人把我们当人，就你还来看望我们。
艾滋家庭的贫困
“楠楠，你最想吃什么？”
“大米饭。”
“你最想要什么玩具？”
“三轮的童车。”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上大学，考博士。”
“你长大以后最想干什么？”
“想当老师。”
“最想当怎么样的老师？”
“当我们村里的老师。”
这是记者2005年7月13日与柏乡县龙华乡艾滋儿童楠楠的对话。一个8岁的女孩最想吃的既不是巧克力，也不是果冻或者火腿什么的，而只是大米饭！
她的双腿残疾的奶奶告诉记者，“没办法呀，现在这社会干什么都得花钱，我和孙子两个病人，没钱怎么活呀！”
沙河市白塔镇某村的丹丹一家也是这样，丹丹与爸爸都得治病，61岁的爷爷只好捡破烂来补贴家用。丹丹的爸爸虽然也是身患重症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但他每天却不敢有半点怠惰，一大早就得去附近的小煤矿为人家开矿车，“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每月也就赚600元。”
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情况，那个煤矿还不知道，否则他会像册井乡张沟村的张记录一样，只能靠贫瘠的土地维生了。
记者访问的34位艾滋病及感染者中，几乎清一色是普普通通的农户，其中大部分家庭就算在当地的农村来说，也是很贫困的。
本来，邢台市就是河北省经济水平比较差的地区，而这些农户又是这个地区很普通甚至贫困的农户。
“我们落得这样惨，都是医院害的！”在采访中，无论有点经济能力的，还是非常贫困的家庭，他们大部分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告医院！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