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艾滋女孩：“我要妈妈！”
“好闺女，你过来，以后，娘无法给你梳头了！你爹给你梳不好，娘给你把头发剪了吧！”
8岁的小女孩甜甜(化名)，曾经与其他女孩一样，有着一头美丽的长发。两年前，躺在自家病床上的妈妈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狠心”地剪掉了甜甜那一头乌黑
的长发。从此，甜甜一直留着短发——如果不是她穿着一身肥大的裙衣，看上去更像个男孩。
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甜甜的妈妈希望自己的女儿漂亮，可她为什么要亲手剪掉女儿漂亮的秀发？
这是一个生命接近极限的时刻，一个弥留之际的母亲，对于自己留在人世间惟一亲骨肉最无奈的关爱！
甜甜的长发被剪掉不久之后，妈妈永远地走了，只留下甜甜和极度痛苦的爸爸！
甜甜的妈妈是在34岁生日那天死去的，死于艾滋病并发症。如今，正在村小学三年级读书的甜甜，也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
甜甜的家在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册井乡张沟村，这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小山村。
2005年11月23日，记者第三次来到甜甜的家里，看望这个腼腆而可爱的小女孩以及她的爸爸张记录。
碎砖块垒起的院墙、七八块木板钉成的柴门，与两边邻居家整齐的院子、房子形成非常大的反差。院子中间有两间红砖平房，其中的一间里放着一个双人大床，占了屋子面积的三分之一。
甜甜的妈妈就是在这张床上死去的。如今，甜甜和爸爸也就住在这张床上。
甜甜的爸爸张记录从箱子里拿出一张白纸条，上面用红笔写着“爱妻，生于1970年10月10日，卒于2003年10月10日上午8时，享年34岁，冤死！”(时间为农历——记者注)
甜甜的妈妈，一个农村妇女，是怎样感染上艾滋病的？又是如何“冤死”的？一个年仅8岁的小女孩甜甜又怎么可能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呢？
甜甜妈妈的死亡之路
与她周围大多数小朋友一样，甜甜原本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2005年9月初，张记录曾经给记者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和我亡妻在1995年结婚。婚后和其他人一样，男耕女织，虽不富裕，倒也相安。1997年，我女儿出生，这无疑给我们家增添了欢乐和动力，我在外打工，妻在家料理家务农活，憧憬着未来的好日子。这期间我妻子虽说反复有感冒、发烧、流鼻涕、体乏等症状出现，女儿也经常反复腮腺肿大、发烧，但这些都未能让我们预感到灾难的降临，只以为是常见病而已。
直到2003年秋忙时节，我妻子口中生疮，体困力乏，不思饮食，久治不愈。约在公历9月15日半夜，我梦中被妻子叫醒，她说，确已感冒身体不对，是不是到医院检查一下。
第二天清晨，我同妻子一道到市中医院检查，化验结果：可疑。后经介绍赶至邢台市疾控中心，初诊为艾滋病，此后省疾控中心确诊了。
当邢台市疾控中心的化验结果告诉我们时，我和妻子都傻了，什么话都不会说了，相对沉默，我们都明白，将会发生什么。我的思绪虽然千头万绪，但我不得不克制自己，故作镇定去安慰妻子，告诉她医生说了，化验结果不一定准确，并携妻乘车赶回家中。
根据疾控中心医生的建议，第二天我携带女儿前往化验，结果祸不单行，女儿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张记录给记者出示了她们母女俩的两份《HIV抗体检测确认报告》。2003年9月24日，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正式做出了这样的确诊报告。)
回到家中，妻子急切地问我：孩子怎么样。我不敢告诉她实情，只说孩子没事。从妻子那郁闷的眼神里我看到她有了一丝安慰，而我的感情却再也无法克制。不敢面对妻子，自己躲到厕所里失声痛哭。
“从确诊到离开人世，也就40天。”
张记录告诉记者，“在我妻子病重期间，她曾一度拒绝吃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她没有生还的可能了——此病是绝症。我也知道她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想为本不宽裕的家庭再添负担。但是为了不应失去的生命和没有希望的希望，我苦苦劝说我那苦命的妻子接受治疗，也托人在北京地坛医院询问疗法，但是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
在从邢台检查回来后的20多天内，“我妻子还能在我的搀扶下上厕所，在院子里坐一会。只是耳朵的听力急剧下降，口腔症状日渐加重。”
然而，霜降的那一天，“她对我和前来探望他的内弟说，自己感觉身上一点体力都没有了。”
张记录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那天晚上，我牵着病床上憔悴的妻子的手说：“你与我说会话吧。”她望了我一眼，有气无力地说，我对不起你，没给你生个儿子。有机会再成个家，生个或抱个男孩，为了以后有人照应你，好好照顾甜甜。
面对善良的妻子，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失声痛哭，告诉她不要顾及我，保佑孩子。如果甜甜日后有什么不测，你把我也叫走(因为孩子的事情她不知道，我又不忍把实情告诉她，增加她的思想负担)，而孩子的未来又是未知数，我虽然侥幸避过此难，而这个世界上已没什么事值得我留恋的了。有的只是生不如死，无绝期的恨。
没想到这段话竟是我与妻子的生死话别，在剩下的日子里，她已经卧床不起，而且已听不到常人讲话了，喉咙也发不清音了，纵然有时看到她嘴里在呐呐地说，但是什么话我已听不清了。大约农历十月七、八、九这三天里，也就是她离开的最后三天里，我妻进食已相当困难，我熬制的草药送到她嘴边，她却难以喝下。买的流食也只能靠我用汤匙从嘴边慢慢送下。而且呼吸困难，喉中有痰，我曾示意让她咳出，然而失败了。
农历十月初十这个令我终生难忘的黑色日子，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清晨，我正为女儿做饭，忽然听到妻子微弱的呼叫声，我的心一下绷紧了，急忙赶到她身边，发现她已奄奄一息：从喉咙里断断续续传出似是“甜甜”声，我忙把孩子叫到她身边，告诉她，孩子在这，你放心，我不会让孩子受到任何委屈。面对慢慢合上眼睛的妻子，我哭着叫着，你回来，你回来，你不要走，你不该走，我和孩子需要你。
然而，她，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善良的妻子和母亲，一个有着许多未了心愿的人，却带着对丈夫和孩子的眷恋，带着满腔的怨恨，离开了人世，终年仅三十四岁。
我凄凉地守在妻子身旁，任泪水无休止地流。抬头望望窗外的天空，天苍苍地茫茫，天啊，我妻何罪之有！不该呀不该，我儿生来无辜，心底无罪。既生之何夭之，我又有何罪，却生不如死。我叩地，我犯了何种天条地规，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难道去医院生孩子错了吗？那可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啊！”
甜甜的妈妈被艾滋病夺走了年轻的生命。那么，甜甜的妈妈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呢？
“妈妈是冤死的！”
“是医院杀了我的妻子与孩子！”
军人出身的张记录，从柜子里取出一把匕首，这是他当年参加对越战争时从前线带回来的纪念品。“如果不是答应了妻子临终的托付，不是考虑我死后孩子没人管，我早跟他们拼了！”
记者先后三次见到张记录，这个汉子每次都泪眼汪汪，激动时拳头捏得嘎嘎作响，感觉他快要爆炸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太冤枉了！”
“艾滋病传播主要有三个途径，性、血液、母婴，已经确诊我没有这个病，从小生长在这山沟的妻子没有可能接触到有这个病的人，妻子的作风与为人在村里是人人称道的。”
“那么，惟一的原因就是血液，她这一辈子就输过一次血，生孩子时输的！是医院把艾滋病毒输给了她，吃娘奶长大的甜甜也便被害了！”
对此，张记录提供给记者的材料上是这样写的：
1997年9月18日上午，我妻子因分娩住进沙河市康泰医院2楼16号病房，第一次交付药费1000元，其间医院进行了常规化验，而后开始输液。
血常规化验得出我妻子因妊娠反应出现贫血，需要补充血液，于是医院在农历18日为我妻输血800毫升(供血者姓王，因时间太久，名字记不清)。我们交付现金920元。
9月26日，农历8月25日傍晚，我妻子出现分娩症状，因难产，需做剖腹产。我在手术书上签字后，于晚9点左右进手术室(手术医生有王顺英，主治医师小马——名字不详，护士长韩仙梅，供氧师——姓名不详，麻醉师——医院临时聘请，姓名不详)。
23时30分左右，护士长韩仙梅抱着我女儿找到我，告诉我女儿于23时15分出生，并一同到一楼接生室称重。
次日凌晨1点左右，我妻子从手术室推出，待常用药输完后，即输上血液400毫升，交付现金460元(供血者为徐，名字记不清)。
七天恢复观察期后，即农历9月3日(公历10月4日)出院，并补交医药费1000元。其间我女儿曾一度高烧，后经治疗，方转正常。
在生下女儿后，我妻子经常身体欠佳，易发烧，随时间推移，逐渐饮食减少，身体虚弱，四肢无力、失眠。女儿身体也一直反复感冒发烧，腮腺肿大，经多方治疗，效果不佳。
2003年9月，张记录的妻子与孩子被判了“死刑”！
为此，张记录写了四条理由陈述自己的意见：
那么病源从哪里来？本人认为，只有在康泰医院住院期间输血所致。
第一，住院期间，医院曾为家妻输血1200毫升(分两次，前800毫升，后400毫升)，且供血来源为私人输血(王顺英曾说过，咱有自己的输血队，都领有健康证的)。第二，我妻子身体自生下女儿后，一直欠佳，近期尤为严重，且症状和发病规律、年限符合HIV。第三，医院在输血来源上属违法采血和输血，有此隐患，不得不疑。第四，我女儿身染此病，完全是由当时其母输血或哺乳所致，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综合上述理由，本人认为，造成如此严重的人为伤害事故，完全是由康泰医院在采血、输血过程中不经检验、违规采血所造成，它使我的妻子和女儿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无情地剥夺了她们的生存权，使我原本和睦幸福的家，变得支离破碎，而我本人也面临着被感染的可能，每天生活在生与死的恐怖之中。
张记录曾经多次到这个医院讨说法。他告诉记者：“他们要我出示输血单，我说这些都在你们这里。后来我明白了，我们出院时连病历都没有。于是我一直向他们要病历，但到现在也没有要上。我们农民打官司怎么能打过他们呀！”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记者曾经两次专程前往位于沙河市显德旺镇的康泰医院求证，均被告知“领导不在”。后来记者曾经打电话给这个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医院血液管理非常正规，不存在任何问题。”
父女活着之痛
“千般苦难集于一家，千古奇冤降于一身，天地不公枉为天地！”这是张记录写在自己家惟一的一张全家合影照片背后的文字。
艾滋病不仅夺走了张记录妻子的生命，剥夺了小甜甜的生存权，而且也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健康。
与此同时，“艾滋病综合症”如同生化冲击波一样，在甜甜与她爸爸的周围全面爆发了：
“人们像躲瘟神一样的躲着我们。”张记录说。
自从甜甜及妈妈的病情确诊以后，“我们再怎么捂也捂不住了，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人们看我们的眼神都怪怪的！”
埋葬了妻子后，这个曾经在老山前线荣立过集体二等功的工程兵，首先失去了在附近选矿厂的工作。“我再解释都没有用，他们也在怀疑我，谁也不愿意与我在一起工作。每月打工所挣的800元钱，本来是家里最核心的收入来源，现在一分钱的来头都没有了。连孩子上学的学杂费都是卖了粮食才交上的。”
“一直想打官司，但是我现在连去邢台几块钱的车费都拿不出来！”
“想过出去打工，但是，我走了，甜甜谁来管？”
如今的张记录是既当爹来又当娘。“知道孩子生病，所以不能让她饿着呀！咱没什么好吃的，但要让孩子吃饱饭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带这个孩子。自从甜甜娘去世后，连她姥爷、舅舅一家都很少来往了，甭说别人！”
张记录每天除了操持家里那3亩薄田，便只能一门心思做甜甜的“保姆”。他说，“也不好到别人家里去串门，不好让人家难堪啊！”自从妻子离开人世之后，他从来不在别人家里喝一口水。其他的，就更不用谈了。
“虽然不是咱自己造成的，但是与任何人接触，都感觉低人一等。”
“人人都怀疑我。”
“别人家都是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自己却搞得家破人亡的！”
“自己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生活却没有着落了。”
“真是生不如亡啊！”
“想到这些真不想活了！”
他给记者的来信中说：
尤其严重的是，妻子离开之后，我和孩子成了村里的新闻广角、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女儿在学校常常受到其他学生的奚落。每当孩子回家告诉我说，“爸，他们都说俺有艾滋病”的时候，我的心犹如刀割，与女儿抱头痛哭，然后违心地告诉她，甜，别听他们胡说，不要理他们，好好学习。
孩子是单纯的，我哄一阵子以后，她不再说什么，但我心里清楚，这都是这些孩子家中的父母议论我的反射而已，虽说他们表面上见到我不说什么，有的还安慰几句，然而从他们异样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他们对我是心存芥蒂的。
人啊，父老乡亲，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可谁能理解我呢？
面对流言蜚语，我只能采取无奈的沉默，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没人会相信你。只有随他去说，做一个不是贼，却像贼一样过日子的人。什么人格、尊严，丢掉吧，为了女儿，夹着尾巴做人，实在忍不住了，回到家中，关上门，对着亡妻的照片哭诉一番，然后告诫自己要忍耐，擦干泪，不要说为什么。因为古人有云：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有时我真的想抽刀与康泰了断这份冤仇，然而想起孩子，我不能。女儿惟一的亲人，惟一不嫌弃他的只有她的父亲，她不能再失去我。
“没娘的孩子像棵草啊！”
张记录说：“最近电视上在演《大长今》，孩子爱看电视，看着看着就哭起来了，嘴里喊着“妈妈，妈妈，我要妈妈！”我的心啊，说有多疼就有多疼！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抱着孩子一起哭。”
在讲述这些时，记者看到他的泪水已经浸透了整个衣袖。
张记录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孩子说：“甜，要记住，你娘是冤死的，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人。爹报不了这个仇，你一定要报！”
张记录说：“孩子她娘真是太善良了，就是在她人生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她还时时为别人着想，每次医生来输完液，她都不让医生把输液器带走，要当着她的面销毁，看着她这么做，让我心碎！”
张记录曾经在甜甜妈妈的坟头发下重誓：“我现在活着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按你的嘱托，带好我们的孩子甜甜；二是豁出一切来，为你们母女讨回公道！”
张记录说，我相信国家的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道，只是我现在没有任何能力打这个官司，“他们有权有势！我一个贫困的庄稼汉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一方面在为这份冤屈痛心，另一方面在为孩子担心。
甜甜能活多久？能不能成人？以后能不能结婚？“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我是她爹，我就得尽父亲的责任。”
记者看到，他家一进门的正面墙上贴着一张大大的奖状，上面写着“张某某同学在2004—2005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荣获二年级第一名”
甜甜最大的理想是长大后上大学，做科学家。
张记录说：“虽然我不知道女儿的未来，也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但我必须为女儿而活着！即便现在生不如死，也得坚定地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