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黄的路灯下，洛溪桥平静得像一只趴在珠江上耐心等待猎物出现的巨型蜘蛛。

　　同样在等待猎物的是那些马仔——“工人房”的马仔——他们游荡在桥底，等待着散落在桥底或者海珠客运站那些无家可归人出现。

　　在这个不到3公里范围的桥底，有4家以买卖劳工为 业的“工人房”在日夜运转。他们是:洛溪桥二手车城好帮手汽修店三楼的徐辉、二手汽车城对面的老东北、西滘村一巷8栋B座201的王大骗子以及在园艺场广州洛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302房安家的周扒皮。

　　据知情者透露，几乎每家“工人房”都有两年的历史。在这里，每天都有上百个劳工被卖到工地。

　　帮派之争

　　8月上旬，洛溪桥脚的“工人房”发生了一场地盘之争。最终结果是，来自五仙桥的“工人房”老板黄晓平堂而皇之地住进了许辉的地盘，作为失败者，徐辉从此消失。

　　关于黄晓平，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全广州“工人房”老板中资产最多的。这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广州开中介的江西人，独霸五仙桥地盘两年之久，据传资产已在500万以上。

　　“老板养了30多个马仔，除去所有开销，一个月净赚15万，光手下的马仔每个月最高可以拿到2万元。”一天晚上，他手下的一个马仔夸耀说。

　　进入秋天后，黄晓平把触角伸向海珠区洛溪桥脚。

　　势力最大的徐辉成了黄晓平的假想敌。仅在一个回合后，胜负见分晓。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怎么过招。

　　8月26日下午，徐辉突然召集核心马仔开会，“散了吧，各走各的。”他没说明原因，马仔们却看到他左手绑着绷带，小手臂打上了一层厚厚的石膏。

　　之后，徐辉从洛溪桥脚消失了。第二天，黄晓平正式进入洛溪桥脚，他的“工人房”就设在徐辉先前的老巢，由五仙桥的一个心腹马仔看管。

　　黄晓平的进入，带来了一场劳工提成的价格战。财大气粗的黄老板前脚进洛溪桥脚，后脚就把给马仔的提成从先前的100元提高到120元。这一手段直接导致了洛溪桥脚的两个最大的马仔杨凡和李兵的投诚。

　　其他3个“工人房”也不得不在几天内同时提高价格，每骗到一个劳工意味着多赚到20元，对于马仔来说，干起活来更有奔头。在9月14日当天，黄晓平一天内卖出劳工103人。

　　“工人房”老板

　　如果不是掩盖着肮脏交易，在这个繁华的都市，站在三室一厅偌大的“工人房”里，该有一种踏实的成就感。

　　事实上，“工人房”在广州已经蔓延开来。记者调查得知，仅仅在两年时间内，光海珠区洛溪桥脚就有4家、东圃5家、黄晓平独霸五仙桥、中山八路1家、天河客运站老贺和阿飞2家。据传徐辉被黄晓平驱逐出来后跑到新市跟一个叫老谢的河南人开“工人房”，从此转为幕后操纵。

　　每天从这些工人房里被买卖出去的民工在200个以上，而高峰期每天多达上千人。

　　工人房的起源没人知道，但在这些工人房老板身上有种很明显的特征——几乎全是开中介出身。

　　“黄晓平、王大骗子、周扒皮、徐辉……都是(上世纪)90年代在广州开职业介绍所的老板，其中徐辉之前是王大骗子的马仔，后来悟出了门道，自己干起来。”

　　“开工人房不是那么容易，”一个为工人房开车的司机说，“每个工人房老板手上至少有20多个工地工头的电话号码。徐辉开中介时认识了最大的包工头柳某，因此，几乎独揽了东莞的生意。”

　　对于这些老板而言，这个朝阳“产业”正方兴未艾。

　　以进入秋季的行情为例，仅王大骗子的工人房每天转卖20人以上，整个广州一天中至少有200个外来务工者被卖到工地。如果处在旺季，每天被贩卖的劳工数以千计。

　　这些劳工按工地的远近以不同的价格卖出去，通常是在200元－250元之间。除去支付马仔的费用，老板从每个劳工身上净赚100元以上。

　　“赚钱速度是你无法想象的，”文斌说，“广州每个开工人房的老板资产至少在50万以上。”但另一种说法是，最大的工人房老板，要数五仙桥的黄晓平，据传资产已在500万以上。

　　9月11日，是黄晓平手下得力干将周某的儿子满周岁，晚上，周某在南方医院对面的韶山冲酒家二楼大摆10多桌宴席，几乎全广州开工人房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捧场。

　　“除了熊掌，其余的像什么鱼翅、燕窝、鲍鱼等等应有尽有。”文斌说，男男女女一共来了80多人，老板黄晓平出手阔绰，给了一个1万元的红包。

　　“利欲熏心，这是工人房，一个充满诱惑的暴利行业。不受外部打击的干扰，无论谁的退出，都不会影响情绪，永远都有新的人填补进去。”

　　工人房的运作

　　工人房的货源来自三个渠道:一是依靠马仔捡“料”。通常一个工人房的马仔在20个以上。对马仔的要求是，必须得有很好的口才，甚至演技，这样才能使你的骗术看起来很逼真。文斌透露，仅在洛溪桥脚，以捡“料”为生的马仔就有100多人，广州所有工人房的马仔多达上千人。

　　渠道之二是粘贴户外小广告。每个马仔都有2、3个广告员。广告员是不用付工钱的，包吃住。如果捡到了“料”，则给25元赏钱。

　　只要花上8分钱的成本，这些广告员便会趁夜色把“牛皮癣”贴满整个广州城，甚至到了从化和太河地区。

　　一个广告员一晚上能贴好200多张，1000多张广告两个晚上就可以贴完。“在广州，任何一条街巷里的招工广告都是骗人的，因为那些都是工人房发布的，有时候，广州的大街小巷已经没有了地方，则贴到别人的广告上，而老板只需在家里接听电话好了。”

　　如果你一没有足够的耐心，二没有广告员，第三个渠道便是救助管理站。“救助站的好处在于，帮你集中了许多劳工，在那里，你可以跟任何人搭讪，告诉他们有工地活愿意不愿意干？通常这办法很凑效。”

　　对于广州市救助站水荫路分站，文斌再熟悉不过了。8月初，他正愁于无着落时，一个马仔带他去了救助站。第二天，他从里面带出一个叫汪峰的河北承德男子以及一名21岁的四川重庆青年，“出站也很简单，只需要签一个‘我自愿离站，一切后果与救助站无关’的字样就可以了。”

　　在记者后来跟工人房的马仔频繁接触中发现，救助站甚至成了一些马仔的捡“料”基地，隔三差四去一次，每次都能领到好几个劳工。

　　利润丰厚的副业

　　年轻女子和未成年孩子，是工人房利润丰厚的副业。按照行情，16岁－18岁的女孩卖到夜总会开价在4500元左右，20岁以上的只能半价卖2000元左右，更老的则几百元卖去站街。

　　8月初，一名山东人领了一个21岁的女孩被徐辉以1700元的价码卖到东莞，他跟山东人说，只卖了1000元，但自己要提成500元。余下给山东人400元，另外100元给参与此事的马仔老金，老金嫌钱少，结果全给了徐辉。

　　9月6日，记者在暗访时得知，周扒皮的马仔刚从救助站领回两个女孩，大的21岁，四川人，小的只有16岁，广西人。周让文斌联系鹅掌坦的一个叫“山东”的鸡头，16岁的女孩价格在4500元左右，而21岁那个只能卖到2000元。

　　几天后，当记者再到周扒皮的工人房打探时，那两个女孩子已经消失了。“工人房与鸡头之间有业务往来，被骗女子一般不在工人房过夜。”

　　和女子一样，未成年的少年另有用途。小湖北用得着他们。

　　“有没有小弟卖，20岁以下的，一个300元，人到给钱。”一天傍晚，记者在洛溪桥脚碰到了小湖北时，他向文斌买小弟去开工。

　　开工是抢劫的意思，有硬工和软工之分。“硬工是直接拿刀勒脖子或者抢钱包，软工则用刀片割袋子”。

　　小湖北20出头，在海珠汽车站以“开工”为生，上个月他手下6个小弟在广州警方“剑兰”行动中全部落网，他只身逃出来。

　　到第二天，记者在火车东站又看到小湖北的身影，他和一个小个子同伴正围着两个刚下火车的吉林四平少年问“想在外混不”？

　　两少年大的19岁，刚刚辍学，“想，怎么混？”大一点的少年小心翼翼地问。

　　小个子按捺不住跳出来说，“抢钱，抢项链。”

　　少年面面相觑，抽身走了。

　　“都怪你，这么沉不住气，把人吓跑了，本来再磨一会，他们会跟我们走的。”小湖北责怪说。而像小湖北这样的抢劫团伙，在广州还有很多，随着公安部门的打击，人员也日益紧张，一个以广州市救助站水荫路分站附近为据点的湖南抢劫团伙成员阿军说，他们“经常来工人房买小弟”。

　　逃出工地后

　　工人房老板最不愿意听到工人逃跑的消息。自货发出三天内，从工地上逃出一个劳工，意味着他不但要退还所有费用，还得把人补上。最麻烦的是，那些壮实的劳工逃出工地后会找到工人房算账。

　　“解决麻烦的最好方法是拳头。”文斌说，这个时候，马仔从捡料人角色转换到打手身份。

　　8月初，他曾帮徐辉修理过一个逃出工地的浙江人，把人打到躺在草地上不能动弹，临走前，还扒光了衣服，到第二天，这个人又被另外一个马仔卖到了工地。

　　但对于这些流落街头的打工者来说，即便逃出工地后，也是继续流浪，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逃不过宿命的悲哀。

　　入秋后的一天清晨，文斌一眼瞄到那个蹲在洛溪桥底的男人时，立刻嗅到了猎物的气味。

　　“有料了。”他对同伴说。

　　当他跨过绿化带时，那个被称为“料”的男人“噌”的一声站起来。

　　“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男人说，“给我一碗饭，我跟你们走。”

　　这是一个头发遮盖到肩膀，一身破烂衣服，面容如同洛溪桥桥墩一般肮脏的男人，他站起来的时候高过文斌一个头。

　　“我知道，”男人面无表情的说，他的身边搁着一个破布袋，“两个月前，我被你们卖到工地，一分钱都没拿到，现在逃出来了。”

　　“给我一碗饭，我跟你们走，”男人抬起头——一张困乏的脸——反复念叨着。

　　源源不断的“料”

　　“在广州，你永远不用担心没有‘料’。”文斌说。

　　如果把一年分为三个时间段，则买卖劳工的旺季落在每年的正月年初、六月麦收和九月双抢三个点上。“一岁三轮换，形如四季更替，赚钱是循环而持续的。”

　　这三个旺季点正好对应了农民工进入广州的三个高峰期，“正月过完年，正是出门打工的高峰；六月，中原腹地的麦子收割后，进入农闲时间，劳力一般会出来赚点钱，这跟南北方九月秋收一致。”

　　每年上千万的外来务工者，拉动了广州这辆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马车。2004年的数据是，中国流动人口已超过1.2亿，其中流入广东的达4000万人，占总数的1/3强，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城镇。

　　日趋饱和的就业市场和日渐恶化的务工环境，以及毫无保障的工作制度和盲目进城的惯性，为买卖劳工培植了沃土。当你走过广州火车站，看到成千上万蹲挤在广场上黑压压的人流时，当你在城市的任何角落都可以目睹背着硕大背包面色枯槁四顾彷徨的农民时，当草地和桥底随处可见蜷曲或衣不蔽体瑟瑟发抖的人时。你会发现，这些进城者身上标有很明显的中国式农民特征:低学历，无技能，年纪大。

　　下火车后，关于淘金、打工、赚钱的热血才在冰冷的现实中慢慢冷却，继而绝望。对于一个正在饱受饥饿困苦和贫穷羞辱却毫无出路的人来说，一声“找工作吗”？无疑具有强大的催眠效应。

　　广州市救助站每个月都有上千名求助者，这也成为工人房马仔捡“料”的场所。

　　“进站条件很宽松，进去后，只要瞄上了人，上前搭讪，然后把人领出来就可以了。”文斌8月份曾在广州市救助站水荫路分站捡了两个“料”。“任何人都可以出来，只要你在文件上签写‘我自愿离站，与救助站无关’就可以了。”

　　9月9日，记者在该站的照片库里看到了其中一个马仔的照片。并且，在救助站门口，专门有抢劫团伙的成员盯梢，趁机拉前来接受救助的青少年入伙。

　　源源不断的人被骗进工人房。对于已经套上灾难枷锁的劳工来讲，噩梦才刚刚开始，在卖到工地前，把劳工身上所有值钱的物品洗劫一空被称之为“杀单”。一般来说，除非有人报警，否则，工人房与派出所、治安员之间维持着彼此认识却又互不相干的关系。这也使得工人房老板有恃无恐。

　　法律的空白

　　“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帮助那些流落街头的人找到一份工作。”为黄晓平看守工人房的马仔说。

　　以招工为由，把劳工骗到工地，从中牟取钱财。工人房是一种买卖人口的组织还是非法中介？这是法律的一个盲区。因此，逃出工地的劳工，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之前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事，”在记者咨询后，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工作人员说，“说它类似于非法黑中介，但又有所区别，他们只是收取了介绍费，而没有骗取求职者的钱财。”但不管哪种行为，都是非法的，都属于应该取缔的范围。“如果工地拖欠工资，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应该受到惩处。”

　　在现今的法律中，工人房也是模糊的概念。一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律师告诉记者，这种工人房以非法收取佣金为业，属于黑中介范畴，套用贩卖人口过于严重。但如果其中掺杂了拐卖妇女卖淫和将青少年卖入抢劫团伙的犯罪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处死刑。

　　(文中除工人房老板外，其他人名均为化名)

　　劳工买卖黑词典 “工人房”

　　以招工为由，把劳工骗到工地，从中牟取钱财的帮派组织，被称做“工人房”。仅在广州海珠区洛溪桥脚附近就有4家。据记者调查得知，天河客运站、东圃、五仙桥、新市等地也存在这样的组织。

　　“捡料”

　　“料”是“工人房”取给劳工的名字。“捡料”就是由马仔“把人骗到“工人房”，之后怎么交易是老板的事”。捡一个“料”，马仔可以拿到100元－120元的提成。

　　“开工”

　　是抢劫的意思，有硬工和软工之分。硬工是指直接拿刀勒脖子或者抢钱包，软工则指用刀片割袋子。

　　“杀单”

　　在卖到工地前，把劳工身上所有值钱的物品洗劫一空被称之为“杀单”。

　　买卖劳工的价格

　　按照路程的远近，一个劳工价钱从200元－250元不等。番禺、花都、从化、增城工地的价格为200元；东莞、新塘等地为220元；中山、佛山、惠州价格在240元左右；深圳最贵，通常每个劳工的价格为250元。

　　工人房”货源”三渠道

　　一是依靠马仔在车站、桥底等处捡”料”；

　　二是粘贴户外小广告，以招工为名骗人前来；

　　三是直接到救助管理站捡料。

　　被骗劳工的结局

　　一般许诺”一天30－40元，包食宿，干完3个月后结账”，但干满三个月后，往往只能拿到几百元生活费，更有甚者，有时工程完工后，劳工再被整体转卖。

责任编辑：林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