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标价240元的商品——记者被卖到了工地

　　8月12日晚上，按照事先约定，记者被文斌领到“工人房”。但并没有直接送到徐辉那里，而是到了一个外号叫“王大骗子”的人那里。后来才知道，这几天洛溪桥脚发生一场血战，外来势力的介入，改变了这个地区“工人房”的格局。

　　“任何 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文斌警告说。在为记者准备的破布包里，除了一些汗臭味的衣服，包底的夹层里还放着一把劣质的瑞士军刀。这冰冷的刀子隔着一层帆布，硬邦邦地顶在腰间。

　　“不到万一的时候，最好不要碰它。”他说。

　　事实上，直到第二天，当记者被卖到工地上时，文斌又开始担心起来，后悔不该把刀子塞包里。

　　王大骗子的“工人房”

　　王大骗子的“工人房”位于海珠区西窖村一巷8栋B座201，穿过一条狭长的巷子即到。

　　晚上10点33分。此刻，在这个有着140多平方米，装修简易的三室一厅里，坐立了10多个赤裸着上身的男子。门窗紧闭，墙上并排挂着4顶安全帽，风扇嘎吱嘎吱在客厅叫唤，从炽热的肉体里蒸发出来的汗臊味，弥漫了整个屋子。

　　望着这些赤裸着上身，一脸茫然的劳工时，记者突然感悟，此刻自己也是一件标价240元的商品。

　　一段胡编乱造后，看守“工人房”的马仔指令记者睡在左边一间空旷的房间。地上已经有5个上身赤裸的男人，枕着各自的上衣，横竖躺着，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屋子边上堆满了行李，透过裂口缝隙，可以看到里面杂乱堆积的衣服。

　　晚上12点左右。“工人房”老板王大骗子带着2个马仔进来。

　　“够10个吗？”身高1.7米以上，穿一身运动衣的王大骗子进来后，目光落在客厅里看电视的5个人身上。

　　“11个了，刚才文斌又领来一个。”看管“工人房”的马仔回答。

　　“那就好，晚上中山那边要人，我还担心凑不满呢。”

　　王大骗子起身，踱到客厅里，他皱了皱眉头，朝地上啐了口口水。

　　人的问题解决了。现在，这个以贩卖劳工为业的骄奢之徒似乎又在思量，该如何尽快把这批到手的“料”卖掉，以免赔上一顿早餐之后，还要和新送进来的人挤占空间。

　　两名马仔被召进办公室商量，大概半小时后，王大骗子带着笑容走到客厅，击掌叫醒所有的人集合，“今天晚上就送你们到工地上去。现在给你们十分钟把行李收拾好。”

　　在他说话的间隙，墙上的挂钟“咔嚓咔嚓”走动:凌晨1点31分。

　　这个猝不及防的决定，使得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如果晚上就被送往工地，那意味着记者将会跟文斌以及报社失去所有联系。

　　但运气很好，在王大骗子跟工头通完电话后，改成了明天早上出发。

　　到次日上午，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巷子里，王大骗子成功地将人卖出去，没有一个被退回，“都是好货色，没有一个北方蛮子，挺听话的。”他对前来点货验收的重庆籍工头说道。

　　“挺听话”的含义是“这些劳工不会逃跑”。按照路程的远近，一个劳工价钱从200元－250元不等。番禺、花都、从化、增城工地的价格为200元；东莞、新塘等地为220元；中山、佛山、惠州价格在240元左右；深圳最贵，通常每个劳工的价格为250元。

　　这样，王大骗子一下就有了2400元的进账。而“捡”来记者的文斌得到了60元的提成。

　　工地上的生活

　　8月13日上午11点，日晒当头。王大骗子的车开到中山市坦洲镇一个名叫锦绣年华的建筑工地。

　　路上没有开空调，下车后，挤在车厢里的10个劳工全身被汗浸透。

　　这时候，先前说好的40元一天的工资，却改成30元。这引起了劳工们的骚动。三个广西人带头闹了起来，但很快被工头的愤怒给瓦解了，“我们这么一个大工地，好几千人，还会骗你几个钱吗？你们不干，有的是人。”

　　之后，这批劳工被分成两组，安排在工地上分别干扎钢筋和推沙石车的活。当时是下午2点，太阳照着工地一片花白。

　　一直到被卖到工地上，在烈日下整整推了一下午的沙石车，睡在记者邻床的老头仍然相信，这次找到了一份安稳的差事。

　　“一天30元，包食宿，干完3个月后结账。”虽然结账的日期长了点，但至少老板承诺了干满十天后，可以借支零用钱。

　　因此，在上车前，他还帮着王大骗子劝说三个不愿意干活的广西人。“人家给钱就行，说这么多干吗？我什么都能干，别看我今年63了，干什么活都行。”

　　老头积极地伸出一双老茧扎堆的手，这手粗糙得像老树的枝桠，又像缝满补丁的旧手套。

　　他从心底惧怕没有被工头相中。去年年初，老头在珠海一条道路工地上挖树坑，临到结账时，工头卷着钱跑了，从此他都是在街头餐风宿露。一个63岁的湖南永洲江永县务工者，一个去年才抱上孙子的老人，在珠三角流落一年后，想想那些挨冻受饿的日子，总让他心头一紧，然后身子开始颤抖。

　　“干完三个月正好过年，结了账我就可以回家看孙子了。”老头憨笑着憧憬未来。

　　但干满三个月后，工头们许诺的工资能兑现吗？在记者逃出工地的那天，其他9个劳工依旧在烈日下干活。

　　接下来发生的，几乎是文斌讲述的一个翻版。整整干了三个月，前后只给了550块生活费。并且，老板事先说什么给你买工伤保险之类，其实是怕你逃跑，把你的身份证作抵押。

　　“这种工地，没有任何保障，既然花钱从“工人房”把你买来，当然要把你榨干。发现的早的偷偷跑了，硬熬三个月的，最后也是白白辛苦一场。”

　　而另一种结果是，工程完工后，劳工又被整体转卖。一个马仔透露，“工人房”老板黄晓平曾经将他自己工地上的70多个劳工全部转手卖给他人，仅这笔交易，黄晓平至少获利15000元。

　　活在谎言之中

　　“有时候，我明知道他是在骗我，我仍然听着，还跟他拉扯点什么，因为我也是在骗他。”文斌说。

　　“在洛溪桥脚，在“工人房”，这是个充斥着谎言的地方，我们全是鬼，没一句人话，别说老乡骗老乡，就连自己的亲戚都骗。”在文斌刚做这一行时，一个马仔把他的手机和200块钱偷走了。

　　每天都在演戏，文斌甚至怀疑真实的存在，怀疑自己是否真实地活着。他经常会产生巨大的幻觉，之后便是漩涡，彻夜失眠。

　　他像一条狼那样警觉。睡觉前要找几个玻璃瓶放在门跟前，有人推门就会发出声响。他不敢睡在房子里，每天在阳台上躺着，闭上眼睛前，先得四处查看，想着万一发生意外，他应该从哪个地方跳下去。

　　9月，背包党事件让洛溪桥脚平静了些时日。

　　但这平静的背后，鼓动着更大的不安。至少，对于洛溪桥脚“工人房”这帮马仔来说，他们不敢到火车站附近明目张胆去捡“料”。“这几天风声紧，还是休息的好。”文斌说。

　　一个星期前，他在“工人房”遭遇了一次恐慌，刚上楼5分钟不到，警察破门而入，把屋子里的牌子全砸了，5、6个刚刚骗进来的劳工也被赶走了。

　　“快走，快走，他们都是骗子，你们还帮着数钱呢。”警察骂道。一个马仔告诉他，老板昨天洗了一个湖北人价值1700多元的诺基亚手机和900元现金，湖北人报警了。

　　没找到当事人，警察问，“你们谁身上有100块钱，给人家坐车回去。”

　　文斌从身上掏出100元钱给警察。

　　“感觉我们丧失了良心和人性。”文斌说，陆续从报上看到背包党的报道，让他越发恐慌。

　　“我决定离开广州。”9月中旬，在协助记者完成采访后，他说。

　　几天前，他打电话回家，妻子在电话里哭了，文斌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思绪如麻，又不知从何理起。他没有让妻子叫醒刚刚睡下的儿子，他怕自己也会忍不住哭出声来。文斌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人都可以当商品买卖，还有什么比这更肮脏的事？”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那些骗子受到法律制裁。

　　“跟你们合作，是我心甘情愿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文斌问，“因为只有跟你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还是个人。”

　　当天晚上，文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上车前，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望了这座城市最后一眼，发誓有生之年再也不踏进广州一步。

　　列车驶向一段更深邃的夜色，文斌的噩梦醒了，其他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