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受贿款中的“扶贫”细节

　　细节一：一个基建工程的贿款用途

　　记者发现，在最初的公诉中，检方指控余斌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在该市教育局新办公楼招标工程中，作为教育局长的他就收受建筑商钟希金11.5万元的贿赂，为钟希金顺利赢得该工程；为了得到 300多万元的电脑业务合同，长沙某电脑公司业务代表委托李建波，在送给余斌1万元贿赂后，成功得到该业务。

　　另外，检方还在后来的抗诉书中称，在上述工程中，余斌将中央空调和电梯两项工程交给好友王建军来做，虽然王建军不是具体业务承接者，但王建军居间介绍从中获益，后送3万元答谢余斌；李建利为办理土地使用证，送给余斌5万元，请其出面办理相关手续。

　　后来，在该案终审裁定中，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自2001年4月到2003年春节前，余斌收受钟希金、李建波等人贿赂共计人民币9.5万元，其中钟希金贿赂8.5万元，而收受王建军、李建利等10万元为非法所得。

　　但在临湘市教育局采访时，记者却了解到余斌“受贿”的另一个版本。据该局办公室副主任余志刚透露，横铺乡中学校长郑解军忽然在工作岗位上去世，在家属还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身为教育局长的余斌，帮其一个子女解决了工作问题，当其家属拿3000元表示感谢时，余斌当即拒绝。

　　对于收受9.5万元的贿赂，余斌自己也表示认同，承认自己没有按程序上交，而是由自已来进行支配，用于扶贫帮困、公务活动等。

　　他表示，自己做过城建工作，深知基建工程利润惊人，建筑商拿钱出来，他感觉反正不是自己占有，就理所当然地收下了。

　　根据余斌的解释，他之所以私受财物后又将其用于公务，是因为作为一个副市长，每年的公务经费根本不够解决大量实际问题，而如果将收受的钱财上缴单位，自己又失去了支配权，故采取了这种“受贿扶贫”的方式。

　　2004年7月11日至15日，余斌被岳阳市纪委“双规”，7月30日被批准逮捕。2004年12月8日，他被取保候审。

　　细节二：11笔开支的去向证据

　　在余斌的辩护律师周来保处，晨报记者得到了另一份材料，详细记录了余斌11笔开支的去向和证据，合计总额达到15.53万元。记者发现，除了公务活动开支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开支用于了扶贫帮困。

　　材料称，2002年和2004年，余斌分别给文白乡政府1万元的扶贫款和2万元的城镇建设费；2004年，他给横铺乡横铺村扶贫款1万元；2002年和2003年，他分别给源潭镇防汛救灾款5000元、贺畈乡西冲村维修水渠资金5000元等等。

　　晨报记者调查发现，2002年12月26日，时近年关，临湘市特困乡文白乡党政机关没钱发工资过年，余斌以市教育局扶贫的名义，当时拿了1万元钱，并由文白乡财政所开了收据；2003年春节，三名下岗职工找到政府，余斌自己拿了600元钱给了秘书科，安排给下岗职工每人200元钱，买点肉买点鱼过春节用。

　　临湘市贺畈乡西冲村党支部书记沈造圣称，2003年6月23日，该村一条水渠因为无钱维修，导致淤塞影响泄洪和灌溉，村民为此发生冲突。无奈之下，他去市政府请求拨款，余斌以市政府的名义，从自己的包里拿出5000元钱，村委会也出具了收据。

　　细节三：没有记录的扶贫款

　　当然，还有一些此类开支根本没有记录。在城南乡政府办公室，一名曾姓负责人说，他的妻子是中学教师，后来因公受伤住院治疗。余斌当时担任教育局长，听说后立即拿出3000元钱，给他们好好看病，但此事没有记录。

　　关于余斌部分受贿用于扶贫，记者从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书也得到证实。该裁定查明，余斌在收受财物后，从2002年6月28日开始，分别以临湘市教育局、临湘市政府的名义，支付给临湘市源潭镇政府、文白乡、横铺乡横铺村等地扶贫款项，共计金额4.5万元。

　　据余斌提交的相关证据称，在几年担任副市长期间，余斌共以单位名义从自己私人掌握的钱财中拿出了近15万元用于扶贫等公务活动。作者：晨报特派记者李锐湖南临湘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