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之 无组织可靠 吴宏 自由摄影师
最早我一直认为１９８０年后出生的孩子更多应该为自己活着，所以我一向非常自主，当初不上大学去摄影也和这种想法有关，现在经过四年的风风雨雨，我开始慢慢理解父母的心，也开始考虑购买各种保险。从今年开始我通过商业保险，给自己上了养老保险和意外伤
害险。因为婚姻、生活都很现实地摆在眼前，你必须免除家庭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少让父母操心。但是自由职业者在国内目前没有一个官方组织来管理，很多时候身份不被社会承认。当我递上名片，别人看到“自由摄影师”几个字，态度马上会来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在这些人眼中，你只是摄影爱好者而不是摄影师。因为没有组织，有时候要去一个地方拍片，门卫要求填写单位，填不出来换来的是别人怀疑的目光，虽然我个人活动能力很强，这种情况下大多能突破进去，但是心里难免不好受。据我了解，国外自由摄影师同样会有新闻部门颁发的证件，类同记者，工作上会便利得多。目前的这种状况也导致现在自由摄影师拍摄商业照片的人占大多数，而拍摄新闻照片的人很少，实在是因为工作不方便。
欣喜之 重拾少年时代 胡北和他的伙伴们 音乐制作人
四个人是发小，高中时一起组乐队，在圈子里颇有点名气。上了大学后，两人学计算机，两人学工商管理，因为学业繁忙，暂别乐队，但有时间凑在一起还是做做音乐。大学毕业后，四个人都进入了公司工作，有的做出纳，有的做财务，胡北在中央电视台做录音师，业余时间聚会四个人开始研究音乐。工作扩大了各自的交流圈子，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商业经验，一次胡北的一位和文艺圈非常熟的朋友，将他写的歌拿给一位很有名气的歌手，结果歌手非常满意，唱片公司的反馈效果也非常好，这让胡北和他的伙伴们异常兴奋，同时一个大胆的想法萌生：辞职，做音乐制作人。
接下来的日子里，四个人拿出了全部积蓄，先去学习自己不熟悉的硬件设备，如调音台、音频卡、录音棚声场等，然后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结果由于对资金管理缺少经验，对花费的每一笔钱缺少控制，四个人的ＳＯＨＯ日子一度非常窘迫。好在大家非常团结，共同想办法，将手中的音响设备出租给一些公司做现场活动，为他们出主持人，出乐手，没想到这一招不但挽救了大家的“前途”，还因为在现场播放由他们创作的歌曲而引起音乐公司的注意，结果没花一分钱就揽来了大买卖，为某知名歌手写歌。
现在胡北和他的伙伴们已经开始了公司化运作，如果你看见了“浩讯传媒”这个名字，那老板就是胡北和他的三个发小，但胡北一再告诉记者“他们现在还是四个为了逃避苛刻的上班作息时间的音乐自由职业者。”
尴尬之 无权益可维 宝贝熊 专栏撰稿人
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这些天正郁闷着呢。一年前经别人介绍固定给一家杂志社写稿。开始稿费按月都能付给，后来就两三个月付一次。因为考虑到这是一家非常知名的传媒集团办的杂志，而且我是和主编直接打交道，所以也没有多想，仍然按月供稿。有一天突然接到了这家杂志社主编的电话，告诉我他离职了，原因是他向领导争取按月如数支付我们这些自由撰稿人的稿费，结果惹怒了领导，刚好赶上他合同到期，公司也就不和他续签了。他还一再向我保证，一定会把欠我半年的稿费给追回来。接下来的日子我时常接到这位主编的电话，告诉我他在争取，一段时间后又会告诉我他已经找好律师准备起诉这家杂志社，肯定能够胜诉，但是我们每个人要分摊一些律师费。我对该主编的诚意毫不怀疑，但是对自己作为自由撰稿人的权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保障。首先，我没有和他们签过任何协议，唯一能够证明的就是已经出版的杂志上我的名字，而面对他们，我感觉作为一个ＳＯＨＯ的渺小，更不想牵扯上什么官司。四月份，我曾经试图打电话找他们索要稿费，对方的答复是：一定会支付，但是不可能一次性支付从去年５月份到去年１０月份的全部稿费，而至今我只收到了一个月的稿费，我该怎么办？
欣喜之 硕士变股民 张涛 自由股民
张涛毕业的时候，没进单位，按照户籍管理规定，户口被“打”回街道。当张涛带着户口簿去街道办“打回”手续时，民警捧着他的硕士学位证书爱不释手，迟迟不忍在户籍材料里写下“待业”两个字。民警鼓励他说：“虽然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但是金子一定发光。”最后民警一脸惋惜，张涛却仿佛如释重负，掩不住心中欢喜，因为“待业”的日子他已等了很久。
以后总是有人问他，“为什么毕业不工作”，接下来一般是：“你读计算机，研究生，大好前途呀……”善意之下，旁人认为他现在的身份——自由股民，走的不是“正途”。
张涛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之所以学计算机，是因为我喜欢，我还有其他爱好，还有其他能力，为此我还想做其他事情。至于为什么要做自由股民，那是我其中的一个兴趣，对我而言，炒股是个相对公平的数学游戏，在该游戏中，金钱是奖品，比的是心智，不会涉及到我最不擅长的人际关系。
对于自己选择的这个“正途”，张涛还有这样的看法：这是条阳关大道，和整个世界相比，择业一条路总是太窄，而且太多人争着往里挤，对此我并不喜欢，除非我接受“拥挤是一种乐趣”。阳关大道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路上，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走，仿佛被什么驱赶着。
尴尬之 无公章可盖 妹妹 自由网络工程师
在单位怎么看老板怎么不顺眼，尤其他居然莫名其妙地扣了我的工资，一怒之下我冷嘲热讽快活了自己的嘴，痛快了自己的心，我炒了老板。回家跟老公一商量，老公说“马上就要奔三十的人了，我看你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索性回家呆着算了。”老公的话部分合了我的心，我是要回家，但是不能呆着。就凭我这建网经验和数学脑袋，怎么我也得混个ＳＯＨＯ做做。结果如愿以偿，我成了ＳＯＨＯ，朋友公司事关网络的小活儿都包给我来做。每天不用朝九晚五，不用望着一片车海叹气，我快活了三个月，烦恼很快来了。朋友公司按劳务给我开出报酬，给了张支票，结果会计一时疏忽出了点问题，领取现金的时候，对方非让我加盖单位公章，但我却无单位、无公章可盖，只好上街道办事处央求人家开证明书，可光凭身份证，街道也不能给我开个“自由职业者”的证明，没办法我只能央求朋友好人做到底，拿回公司重新办。这么一折腾，我也学乖了，以后是凡接活，先问人家要不要盖单位公章，因为我可没地儿盖去。
欣喜之 我成了老乡的救星 谢宝贵 新闻报料人
去年８月的一天，谢宝贵在街上看见一起交通事故，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通了一家报社的报料热线，结果让他兴奋的是，这条线索很快就被该媒体采用，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并得到了１００元报料费，谢宝贵激动得整晚睡不着觉，只有高中文化的他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荣誉感。
年底，谢宝贵和老婆商量，决定专门做新闻报料人。老婆为支持他工作，用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给他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为了培养自己的新闻敏感与新闻意识，谢宝贵逢报必读，久而久之，摸索出一套经验，报料的“命中率”明显提高。现在谢宝贵每天奔走于整个北京城，风雨无阻，已有近百条线索被媒体采用，其中有一家报社采用了近６０条，半年的时间里谢宝贵赚到了８０００元报料费。
报料给谢宝贵带来成就与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一次，谢宝贵听说一个地方生产假冒调料，为了使所报料更加准确，他一个人悄悄去摸底，还大着胆子走进黑乎乎的作坊里，险些被发现。
现在谢宝贵俨然已经成为报料的行家里手，而报料除了带给他一笔可观的报酬外，也开始改变着他的生活。在老乡眼中，这个名字经常上报纸的报料人成了他们的“救星”，每次，老乡们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就找他来倾诉，希望谢宝贵能告诉媒体，谢宝贵筛选后将这些线索报料给媒体，大部分得到了解决，他的名声因此越来越大。
尴尬之 无身份可证 某自由撰稿人
现在，每逢登记或填表，我就写上“自由职业者”。“我觉得一个人是否属于“自由职业者”，界定的标准就看是不是有工作单位。“自由职业者”中包括的行业比较多，我是写稿的，细分起来应是“自由撰稿人”，现在的我肯定不是传统概念中的“作家”，但这并不重要。我从心里感谢这个时代给予个人的自由。过去，几位指导写作的老师都极热情极努力地想把我调进文化部门，但受体制和身份的限制而屡屡受挫。如今，人们的择业不受过多限制了。实际上，自由职业者的增多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和走向法制化的标志。
然而，我仍然希望能有“人才交流中心”那样负责保存“自由职业者”档案的机构，管理所有的“自由职业者”，以免尴尬和麻烦。比方说我在采访时往往会比有单位的作者多一套程序，不但要把自己的身份解释清楚，往往还要拿出以前做记者时写的文章进一步验证。有一次参加一个研讨会，文章发表前编辑部来函索要“工作单位、职称”等个人简历，我如实告之，但文章发表时作者身份是“某地一居民”，令人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