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
第一本引诱我想将世界名著译成汉语的小说，是俄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那时我在大学念书，买了几本美国尼尔逊版的袖珍丛书，其中就有译成法语的《安娜·卡列
尼娜》。这本书激发我强烈的共鸣，使我产生抑制不住的与人共享的欲望，宛如我初读《红楼梦》后的感觉。可惜我当时年轻，课余时间只顾和同学开PARTY，打桥牌，定不下心来翻译，只能将愿望压在心头，这一压就过了十几年。解放了，文艺欣欣向荣，翻译出版外国小说如雨后春笋，满园春色。我禁不住也跃跃欲试，终于在1952年间，决心利用我学到的法语，为中国人民介绍法国文学名著。
我译的第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3篇短篇小说：《猫球商店》、《苏城舞会》和《钱袋》。译稿寄给出版社以后我心内稍感不安：因为我对出版界情况不很熟悉，不知这3篇小说以前是否有人译过，在当时，一本书重复翻译出版是不可能的。后来书出版了，证明以前没有人译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我翻译出版了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梅里美、大仲马、左拉、纪德、乔治桑、莫泊桑，以及萨特、罗伯·葛里耶、巴西亚马多、加拿大伊夫·泰里奥等人的作品，共有40余本，600多万字。只有在“文革”时期，我随大伙到河北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方停止了翻译；我的家人还认为今后不可能再翻译了，把我的大部分外文藏书都卖掉了。
我因为是业余翻译，时间很紧，不可能先译成草稿，修改后再抄一遍，作为定稿。我只能在稿纸上一次写成，即为定稿，文字难免粗糙。因此我特别崇拜那些译笔流畅，读起来好像在读中国作品，毫无翻译痕迹的翻译家。傅雷就是其中一个。傅雷的译文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读过的人无不爱不释手。北京大学曾经邀请我去为法语系的学生谈谈翻译的体会，我谈的就是傅雷的译文。我记得我当时是分四部分阐释傅雷的译文，盛赞傅是中国第一人，介绍北大学生向傅雷学习。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了几年，我又变成傅雷译文的批判者。
关键在于到目前为止，我只读过傅雷的译文，却从来没有拿原文对照一下，不知傅译是否忠实于原文。这时湖南长沙铁道学院有一位孙恒教授，写了一篇题为《评卡门的两个中译本》的文章，刊登在该院学报《长院科技》1985年第1号上。该文将傅雷译的《嘉尔曼》和我译的《卡门》对比，两者都是根据梅里美的原作译出，而“傅雷译的《嘉尔曼》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好译本，但是，郑永慧翻译的《卡门》……比傅雷的译本更臻完善。”文章列举了不少例子，说明傅译有漏译、错译之处，最后总结说：郑译本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形象更加完整；(二)文字更加炼达；(三)风格更加统一。
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立即复印一份，寄给杨绛女士，征求她的看法。杨绛复信说：“孙君的文章，写得极好，评得也极公允。”这就使我萌发了将傅雷的译文，与原文对照一下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