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20分钟后，当记者打开来自“爱心代孕中介”的邮件时，看到了前一天电话中吕先生向记者推荐的那个湖北女孩的照片和该女孩简单的个人资料介绍：“湖北荆州人，23、大专、……非常漂亮、身体健康”，同时说明了该女孩要求的待遇是10万元。
2个小时后记者又接到来自“爱心代孕中介”的电话。但这
次不是吕先生而是他的妻子。吕太太询问了记者“夫妻”究竟因何原因不能有孩子后，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做事必须非常小心，一方面是因为去年年底被苏州市公安局网监处处罚过，现在不想再被罚；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去年底开始有很多记者和网络流氓假扮“代孕需求者”打电话给他们，他们现在不想再被这些人追踪。
后来，她又很慎重问记者：如果我们帮你找到既漂亮又有高学历的女子以后，你不怕她把你老公勾引走吗？记者表示无所谓。
两天后在对方的短信催促下，记者打电话告诉对方对他们推荐的“代孕妈妈”基本满意，但关于“交易”的细节问题，想请对方出来面谈。
对方告诉记者，如果在年前他们是可以出来面谈的，但现在不行。如果我们坚持要面谈的话，需要先和他们在QQ上视频对话，或者将我们的照片发给他们，同时要给他们汇去中介费。对方告诉记者只有在确保我们不是可能对他们“生意”造成任何“伤害”的人的前提下，他们才肯接受面谈。
对方显然对于记者的真实身份，已经开始怀疑。
事已至此，似乎已经没有回避的必要了，我们决定亮明身份。
专访----90分钟“零距离”接触
火车到达苏州境内的时候，记者给对方发去一个短信，不仅表明自己的身份，还提出了当面采访的要求。20几分钟以后，对方回复说愿意接受采访，但要求记者在采访中不可以拍照，不可以录音。
抵达苏州后，记者选定位于市中心靠近拙政园对面的一家酒店二楼，作为本次采访的地点。同时按照对方不准录音，不准摄影的要求，关闭了所有采访器材。
12时许，记者终于见到了连日来多次通电话，以及短信联系的吕先生的太太。她说自己已经在酒楼周边观察良久，直到发现没有可疑之处才上楼来的，她姓戴。
“代孕者”多为高学历
记者：您和您丈夫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想到从事“代孕中介”的？
戴女士：2003年底回家时遇到我同学，当时她刚做完人流，因为是在小医院做的，造成了终生不育。因为她的不能生育，她遭到了男友的抛弃。中国是个传统的国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孩子是维持不了的。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像我同学这样的弱势女性，因为没有孩子不是和丈夫离婚，就是位置被“二奶”挤掉。但我们想如果这些弱势女性有了孩子，他们就不会遭遇丈夫的抛弃。所以当时就想到了做“代孕中介”。
记者：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从事“代孕中介”的？
戴女士：2004年初。
记者：在从事“代孕中介”的一年多来，你们约接到过多少人的咨询？最后达成“合作协议”的又有多少人？
戴女士：大约有千把人次打电话来咨询过。至于有多少人最后和我们“合作成功”的这我不能说。
记者：那么您可否用很少，比较多或很多这样的词来形容最后和你们达成“合作”的需求者的数量？
戴女士：很少。
记者：你们认为“代孕”在中国有市场吗？
戴女士：有。我们认为在中国至少百万人口有“代孕”的需求，而且城市比农村需求大。因为城市相对开放，有些女孩因为没钱就选择小医院做人流，因此造成了很多人今后的终身不育。
记者：“代孕需求者”和“代孕者”是从什么渠道得知你们的？
戴女士：QQ和网上论坛。
记者：“代孕者”中来自农村和城市的比例是多少？其中拥有高学历的“代孕者”又占多少比例？
戴女士：高学历和城市户口占多数。
记者：为什么那些高学历的女孩愿意做“代孕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