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从空间意义上想到他所成长的城市。陈逸飞虽然与我同籍，但他出生在宁波，同年迁往上海，与我长大后再来上海很不一样，堪称一个十分地道的上海人。而且，他从小进的是极具老上海特色的教会学校，又长时间居住在外滩附近最能显现这座城市特色的地段，可说是充分上海化的了。 　　

　　是上海，使 他在很不正常的时代气氛中打下良好的艺术基础成为可能。作为一座曾经是中国最西化的大都市，至少在陈逸飞的童年时代还余风犹存。街市间的生态秩序与油画艺术的生存环境有不少相通之处，而说不定在哪一座房舍里还可寻到深受欧洲文化陶冶的美术家，更重要的是综合文化信息，点点滴滴不绝如缕，或许是音乐，或许是电影，或许是书籍，或许是教堂的钟声，或许是都市化了的古典文学，以一种包围态势浸润着陈逸飞，正是这一切，使他无论是进行写实的基础训练还是浪漫的理想追求都能达到一个高标准。不仅如此，

　　上海使陈逸飞具有一种学院派的端庄，又在端庄里兼容着灵敏和鲜活。这种内在素质，在美国就充分地展现出来了。陈逸飞在美国作画的几个惯常题材，如陈旧水乡、古典仕女、音乐人物，几乎没有与上海有直接关系，但这中间可以看到他的一种文化态度，而这种文化态度却与上海有关。上海讲宽容，上海讲怀旧，上海讲唯美，上海讲平静，上海讲那种既高贵又平民的精神风味，上海讲那种来自历史又不执著历史的放松姿态。经过上海式的选择，过于古老的僵死物象远远比不上水乡石桥和高原藏民有味道，古代仕女的历史准确性也远远没有她们眉眼体态间的古典风韵重要，而各色人等一旦与音乐组接成一个画面则他们的肤色、人种、背景都可包容或抽象掉。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图象和地理图象，陈逸飞经过上海式的中转、改造，变成了一种美丽的怀旧意绪，就很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感受了。

　　但是，我这样说上海，估计中国各地有许多读者会提出异议，在他们印象中，上海的文化态度远没有我说的这么美好。相反，琐碎、谨慎、固步自封、斤斤计较、优柔寡断、洋洋自得，却是上海的典型风格。这种印象是真实的，但并不全面。一个被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国际大都市，理应潜藏着另一种素质，这些年来，这种素质已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渐渐复苏，而陈逸飞则是这些人中间较长的一个。

　　温文尔雅的陈逸飞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冒险家。他曾给我笑谈过儿时往事，说自己曾把阳伞当作降落伞，当众从二楼阳台跳下，我看着他将信将疑，但联系到他以后的经历，终于相信了。他尽管一路成功，却从不安分于惯性延续，时时愿意告别辉煌，从零开始，已在中国美术界有了不错的地位却到举目无亲的美国重新寻找起点，然后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好工作又毅然辞职，直到前些年认为自己从事的不仅是绘画而且是视觉艺术，而视觉艺术应包括电影，说干就干，他开始拍电影，拍出来后居然在海内外广受好评，细想起来，哪一个关口都是需要咬咬牙下狠心的，他都一一闯过去了。

　　闯过了那么多充满风险的人生关口，陈逸飞没有像别的冒险家那样高声呐喊，义无反顾，而是乐观从容，荣辱不惊，把冒险溶解在默默的奋进之中，这无疑已触及到上海风范的优良面了。陈逸飞用那种标准得没有其他语言可代替的上海话对我说：“我怕别人厌，不能老一套，不能靠惯性，靠惯性总会停在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因此要自己加煤，多走一些路程，多闪几次光亮。”又说：“我一直乐观，一直兴奋，遇到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就像旅游，晴天固然好，突然下雨了也别有一番风味。如果一下雨就抱怨，一路玩不好，何苦呢？”

　　这种聪明而从容的态度与积极进取、勤恳有为结合在一起，一旦得天时地利，哪能不成功呢。

　　陈逸飞说自己常常萌发孩童心态，异想天开，不断想做新的事情，使生命多获得一层体验。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会儿他去了国外，一会儿他上了西藏，一会儿传来他拍新片的消息，一会儿又消失在画室中了。从新闻媒体看，他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事情要做。我觉得他这种踞守绘画、多方出击的人生方略是令人神往的。作为朋友，我祝他各方面都取得成功，而更希望他在绘画艺术上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