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对转而为清朝效力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先用后弃，一度投入监狱，并以“查禁异端”为名严禁天主教，耶稣会士从此绝迹中国；明末已翻译和待译的各种西方科技书籍也大多随传教书册(二者加起来共四五千种)散落流失。17世纪初开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断约二百年。 　　

　　辩证规 律说明：否定力量往往来自自身。满族皇帝强化自身权力的治术，却戕害了统治者的后代并戕害了整个国家。鸦片战争后，爱新觉罗王朝虽然没有马上覆灭，而是又苟延残喘170年。但越到后来，越形成一种外仰洋人鼻息，内赖汉族官吏支撑的死棋已定局面。爱新觉罗家族以及满族特权阶层越来越成为可怜巴巴的傀儡和大势已去仅存形骸的多余群体。一个曾以金戈铁马横扫中国而忽已发现膏肓重症的王朝，就这样构造了一个为衰世直接准备了充分条件的虚假“盛世”。

　　当欧罗巴人已经走向世界，几个文明古国如印度、埃及、中东阿拉伯诸国，已经沦为殖民地，从而表现出西欧资本主义与东方封建主义的质的差别的时候，清朝前期当权者们却仅有选择地留下传教士带来的自鸣钟、望远镜、地舆图等器物，以及红夷大炮(清人忌“夷”字，改称“红衣大炮”)制作方法，而无意学习乃至有意漠视西方所以强大起来的方法，更拒绝承认其物质文明深处的精神文明。中国人当时能够大颂“盛世”之歌，是因为离当时真正进入盛世的西欧较远，没有沦入另外几个文明古国亡国的命运。因而它是一个闭门自封的“盛世”，身旁没有或视如不见比较参照系的“盛世”。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没有顺应当时的世界历史走向，几个号称英明圣主的皇帝，看不到历史已经提供的机遇，没有使中国这样一个当时生产力正臻于世界前列的国家，顺理成章地走进先进国家行列。这一页历史，既生动地验证了落后的上层建筑可以多么顽固地阻止历史的脚步，也完全验证了这样的国家只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规律性命运。

　　“盛世”就这样为衰世准备了条件

　　“康雍乾盛世”就这样为其后世的衰亡直接准备了条件。甚至可以说，有几千年骄人历史的中国盛极而衰，其实也正是通过最后一个虚假“盛世”表现出来的。

　　尽管马克思把鸦片战争直斥为西方强国加于中国的“海盗式”战争，但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对“天朝帝国”“基于道义”的战争竟然失败，还是给予了冷峻的批判：“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716页)

　　为什么是“对联式悲歌”？因为“陈腐世界”扬起的是“道义”之旗，是免于亡国灭种自赎自救之旗，晚清无数慷慨悲歌之士，从林则徐、关天培，到邓世昌、刘铭传……高举这样的旗帜，向“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的“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奋争，却终不免失败。因为这是个不对称的“对联”，讲孔孟之道的古国的陈腐“道义”，被现代文明国家的“不文明”打垮。而这归根到底是自作自受，赖不得别人。这就是“悲歌”的悲情所在。

　　历史毕竟就这样走过来了，不允许推倒重来，也不允许假设。但历史允许回味，而且需要人们回味。如果不咀嚼回味并领受历史的馈赠，历史就失去了价值。所以恩格斯说：“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说：“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