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朝后期几个皇帝昏庸腐朽，糜费无度，民怨蓄积已久，国家危机严重，到崇祯时，已是徒有中兴之心，而无回天之力。不断暴动的农民和武装海商集团(这是一股更大的新势力)的夹攻，已注定了旧王朝大厦将倾。而由于战祸频连，人心思定，乱极待治，这是清初可能出现盛世的绝好条件。另外一个重要历史条件就是，积
中国几千年发展尤其是唐以
后各朝发展的经济基础，出现了虽历经封建主义压抑而仍旧挣扎破土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中外学术界公正指出的当时中国已占到全球财富总量1/3的经济实力。而这就意味着，当时中国的生产力要求着一个利于它发展的空间。由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便有了反映这一萌芽发展要求的思想，这就是明末出现的有点类似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意味的新思潮。其中，以黄宗羲等人针对明朝重农抑商的“本末”政策提出的“工商皆本”主张，和削弱君权尊重“天下”权利的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主张，最具时代代表性。
三个半世纪前以结社形式(如东林书院、复社等)成群出现的明末思想者中，黄宗羲的思想体系或许是最完整先进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首先提出并被我国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所谓“黄宗羲定律”，应是世界上较早认识到农业社会发展极限的理论之一。不久前，温家宝总理曾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如何摆脱“黄宗羲定律”怪圈这一思考题。我国农业经济历史悠久而发达，社会却终于不免落后，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及早走出以农为本的政策园囿，反而因朱元璋出于统治术的需要而更加强化了农本商末政策。所以，重新认识黄宗羲的思想，就不仅是思考怎样走出农税减了又增循环不已而农民总是不能脱贫的“积累莫返之害”怪圈问题，而是要把他“工商皆本”思想、大量减少胥吏(中下层官员)，和削弱集权于一人的君权制度，建立民间权力制约机制等主张，联系起来作全面理解。胥吏过多必然加重农民负担，这是“积累莫返之害”根源之一。但大量胥吏虽是国家的脓疮，却又是加强皇权的需要。因此削弱君权就成了黄宗羲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心。而只有发展工商业，作为税收主要来源，才能从根本上减免农民税赋，并使更多的农民变成工商业劳动后备军，减少农业人口，逐步走出农业社会多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怪圈，进入更高发展层次。明末清初这种反映历史要求的思潮的出现，如果被权力中心认识和接受，就可转化为真正盛世契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指出作为一个关键性过渡时期：“18世纪是商业的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2页)》；而恩格斯用这样一段话来划分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74页)
事实上，从明朝中叶起，尽管抑商仍是国策，但民间商业仍发展很快。运河边上的盛泽由万把人的市镇，只因商人集这里做丝绸买卖，不到百年成了十几万人的“绸都”，就是农业社会后期也即其高峰期商品生产活力必然会迸发的生动例子，就是恩格斯所讲的“文明时代”的风雷已在天边乍隐乍现的鲜明现象。
此外，崇祯时吸取前朝镇压敢言之士激起苏州民变的教训，特别为大胆议政而遭流血镇压的东林书院一案平反昭雪，并允许比东林更为激进的复社存在，举行上千人的集会活动，使明末民间结社议政公开臧否官吏的风尚达到我国历史之最。崇祯也大胆起用了参加文社的一些人士如徐光启、史可法等。几个南明小朝廷更是大量起用包括张煌言、黄宗羲、瞿式耜等复社精英，并联合曾被称为“海盗”、“富甲东南”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海商集团，共同抗清。这些，固然有明末(包括南明)政权病急乱投医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其时一切已不决定于临近存亡关头的末代帝王主观动机，而是客观大势使然，是以崇拜集权的朱王朝统治力量彻底式微，而商业发展、商人利益冲击着不合时宜的“重本抑末”国策，中国式启蒙思想氤氲发作的时代大背景使然。在新的历史资料(指上文所指《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最新著作中的翔实历史数字)佐证下，应该认为，当时中国已有可能向“商业的世纪”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潜在动力。否则，所谓中世纪曾领先世界的中国GDP，靠农业而不是靠相当可观的商业是创造不出来的。
总之，清朝所承接的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出露、与之相应的启蒙思潮有所活跃这样一个关键性过渡时期。这个王朝的运数———历史机遇实在是太好了。
然而，无情的史实却是，满族骑兵所至之处，随着朱明王朝残余的扫尽无遗，上述条件也只成了划过黑暗天空的一个闪电，一种新的铁血秩序又建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