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一蠡
清朝定鼎中国以后，出现了为一些史家称道的“康雍乾盛世”(1662-1795)，三位“大帝”风光至今，不断有人津津乐道那一段往日辉煌。“大帝”们的真假事迹也被小说家和影视作者炒得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但乾隆之后仅隔45年，即从1840年开始，先后两场鸦片战争，竟把按说正值壮年的大清帝国搅得
天翻地覆，一蹶不振，从此开始了当时已近四亿之众
的偌大帝国的衰亡过程，真个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整个中国，也正是以鸦片之役划线，掀开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盛世”礼赞余音未绝，“东亚病夫”的帽子就落在了这个有着骄人历史的大国头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戏剧性的大起大落？盛衰荣辱之间何以衔接得这样紧凑？而最启人疑窦发人深思的是，举世早已公认，直到18、19世纪交替之际，即乾隆末嘉庆初，中国在总体经济实力上还是全球第一。为什么仅仅时隔几十年，就骤然弱不禁风，以至打不过远涉重洋而来的几千名外国水兵？在这场中西首战中，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为何没有起到作用？那么，又是什么起了决定作用？
于是进一步问题便是，“康雍乾盛世”究竟是怎样一个“盛世”？“盛世”外壳里头又潜伏了什么致命之癌？为我们整个民族又留下了什么殷鉴？
迄今对此所作的评析，见解很不同。看来恐怕不能只对这一“盛世”作孤立的单一维度的观察，而是要结合当时中国内部和外部条件，作多维度的观察。比如说，不仅要从中国历史作纵向的比较和观察，还要把中国放到当时世界坐标系即全球大背景下作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比较和观察；不仅要从国家的疆域、财富积累变化状况，还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状况作广泛联系地比较和观察。
“奉天承运”定鼎中原，其兴也勃焉
单就有清一代来说，康雍乾三朝确是其鼎盛时期。首先是战绩显赫，逐步消灭汉族农民起义军和几个南明小朝廷，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收复郑成功后裔海商集团所据的台湾；同时又通过“改土归流”，即对一些少数民族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使有效控制的版图在明朝基础上有所扩大，初步建立了比现今疆域还大的统一国家。从政治经济建设来说，清朝初期，确实也在中华民族长期积累发展的经济基础上，使生产力得到了新提高。在康雍乾三代以后，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国民平均GDP，都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这在世界级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新著《世界经济千年史》，和许涤新、吴承明主编2003年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新书中都有详尽的历史数据和考证论述)。以这些成就，不仅在清代，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确实也够得上屈指可数。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一改明末时不断闯入关内却只为席卷财富以供享乐、抢掠子女以充奴隶的狩猎游牧民族旧习，而是开始意识到要励精图治，准备坐稳天下。因此，除仍旧力图维持包括满人服饰和剃发留辫等“祖宗旧制”之外，还通过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汉族士大夫，努力学习远比满族文明优越的汉族文明，而以汉儒经典特别是明朝治国的现成的典章制度为主。事实上，不止康雍乾三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三帝开始，就已刻意效仿中国历朝的统治术，杂糅以满族奴隶制度的传统“特色”，例如八旗兵制、耕战并举的庄园制等等。从康熙朝开始，为了保持骄人的骑射技能，在热河建山庄和围场，定期举行“木兰秋”，对八旗将兵进行声势浩大的练武检阅。那架势，明显是要认认真真地开创一个以少制多的强大王朝，即以不足百万的满族人，统治人口比本民族多几百倍的中原民族的爱新觉罗王朝万代基业。
中国历代新朝建立，总要在国号帝号前加上“奉天承运……”等一串字眼，以表示上承天运下符民心。李自成农民军进北京，也自称“奉天承运……”。但清朝建国时，说是上承天运，赶上个良好历史时机，却是不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