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丽
2004年12月29日，王坚在一份劳动合同上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王坚是中央电视台青少年节目中心动画部的生产主管。同一天，她所在部门的107名央视编外人员与北京中视劳务派遣中心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最后一个签约的是王坚。她签完合同后，轻轻地合上合同文本。
这个再寻常不过的动作，意味着在2004年寒冬，中国广电业界航母———中央电视台“编外人员公司化管理改革”完成了破冰之旅。
自2003年12月25日央视播送中心第一批编外人员签约至今，央视4500名编外人员实现了公司化管理，拥有了企业聘用人员身份。此外，还有1180余名借用和退休人员与央视签订了劳务合同，全台编外人员总数达到5700人。
此举是央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具实质意义的一次人事制度改革，标志着央视在用人制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突破身份困局：央视到底有几种人？
柴静，2001年由湖南卫视跳槽到央视新闻评论部。起初，最让她感到头疼的事就是去接嘉宾。由于没有央视台聘人员(即编制内正式员工)身份，作为临时人员的柴静无权接人进台。每次录制节目，去传达室接嘉宾，柴静都要给本部门的台聘人员打电话，麻烦他们到台门口用正式出入证填单接人。如果本组正式人员下班了，柴静只能七拐八弯地找其他组的正式人员。一折腾，往往好半天进不去大门。在熙熙攘攘的传达室里，柴静只好陪嘉宾一起尴尬地等待。
仅仅是进出大门，还不算什么，更让央视临时人员感到难堪的，是外出采访。由于临时人员出入证是临时证件，出外采访常受到质疑和盘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采访工作的正常进行。由于管理上的混乱，少数并不属于央视工作人员的社会闲散人员假冒央视身份招摇撞骗，做出一些有损央视声誉的事情。
央视编外人员最初的标签是“临时人员”、“临时工”，庞大的临时工队伍中不乏知名播音员、主持人以及名记者、资深编辑。他们常自嘲为“文化打工者”。
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中国广播电视业蓬勃兴起。1992年，央视频道3个，节目播出量几十个小时，当时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央视确定的编制为2098个。1998年，央视频道增加到8个，节目播出量扩增至100多个小时，编制调整为2503个。2004年，央视频道扩充到15个，每天节目播出量飙升到几百小时，工作量剧增，而人员编制原地踏步。
政策和制度性缺陷导致的编制不足像一个瓶颈，使央视在用人方面出现了捉襟见肘的窘境。
有需求就有市场。一时间央视成为人才高地的磁场，各地影视、电视新闻从业人员汇聚央视。
央视临时人员来源五花八门，不光央视人事部门无法统计，连每天出入央视大门的人自己都说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中心聘用”、“部门聘用”、“小组聘用”，各种名目不一而足；甚至还有大量没履行任何聘用手续的“计件工”，干一天算一天。
由于无法与事业体制的央视签订合法劳动合同，这些临时人员的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处于真空状态，他们的报酬发放混乱，权益得不到保障，始终游走在暧昧的灰色地带。
最令那些临时人员感到困惑和尴尬的，还是身份问题，即劳动关系问题。如今已成编制内台聘人员的水均益、白岩松、崔永元等著名主持人，都曾遭受过身份的困扰。对当年的尴尬，崔永元或许会以他的洒脱幽默一句“不过如此”，而对大部分临时人员而言，却是“痛并难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