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模特’在教育市场的T型台上走来走去,家长们竞相模仿,盼望着拷贝哈佛女孩。”目前“教育市场”的一些畅销书有极大的危害性———竞相树立一些“教育模特”,而这些“教育模特”必须符合千百万中国家长的梦想———上哈佛、当高考状元、少年得志、做高级白领等等。同时,那些模特父母,就
可以“母以子贵”,推广自己的“成功教育”———“你希望你的孩子像我的孩子这样优秀吗?我告诉你我的教育方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出版社热衷于推出“教育模特”就像房地产商热衷于推出“明星楼盘”一样,是一种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经营手段。
而一个自称“然然”的15岁女生写信倾诉自己的痛苦时,对哈佛女孩却并不领情:“我并不想做刘亦婷,我也不想上什么哈佛大学,我只想做我的然然,可我哪里做得了主呢?哈佛女孩她到底施了什么魔法,时时刻刻让我的父母把她记在心间?”从背英语单词,早上几点起床晚上几点睡觉,到课外读物的选择,然然的爸妈都在以刘亦婷为标杆。“刘亦婷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但问题在于她是作为‘素质教育’的模特推出的,而我们都知道,素质教育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教育,怎么可能通过一种通用的方式培养呢?”
张雷对此提出质疑。
张雷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他说:“我们班的同学25%都拿到全额奖学金留学去了,在斯坦福、耶鲁、麻省理工都有,在华尔街工作的多的是。他们很多人在上大学之前,留学的事儿连想都没想过,他们的父母有的就是农民,连字都不识多少,那个时候也没有‘哈佛女孩’这样的书,可是他们不是也上长春藤了吗?不是也做了华尔街精英?”张雷今年初在北京刚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他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他认为:“现在教育偶像太多,基本上是,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就有什么样的偶像推出,我觉得教育不能搞偶像化。你不能说刘亦婷成功了,她的父母就成功了,你只要像她的父母那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也一定能成功。”张雷认为,刘亦婷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教育模特”,主要是因为她太符合中国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一个普通的孩子,被哈佛录取,毕业以后留在美国。
在《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中,刘亦婷的父母不仅谈到他们对刘亦婷的零岁教育,还有小学篇、英语篇、作文篇、中学数学及其他,甚至还有“婷儿的性教育”,和“培育‘性美感’,从每天换内裤做起”这样的章节。“刘亦婷之所以有资格做这个模特,是因为她申请留学哈佛的成功,因为这一成功诱发了中国千家万户的留学梦,但是她申请留学的成功,与所谓的素质教育根本扯不上关系。”新东方学校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刘亦婷的父母写书,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经验谈,但如果作为一种教育经验进行推广,则有“误导性质”。“一个普通优秀,仅仅是普通优秀的高中生,成为了中国广大家长教育子女的‘偶像’,而这名高中生的成功关键仅仅在于她会英语,而且有人帮她联系大学。她的成功是英语成绩+联系方法的标准格式。但是她的父母却把整件事情理解为———我们的教育方式多么好,并且把自己的教育当做一种成功的素质教育进行推广,这是值得怀疑的。”徐小平先生说,“我们新东方每年把很多人送到海外留学,不仅有哈佛的,还有耶鲁、普林斯顿,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我们的留学申请做得成功。前一段时间,一个家长找我,他的儿子根本没有希望考上国内的大学,在高中的学习成绩也很差,素质教育完全谈不上,因为这个学生的家长太忙于自己的事业,根本无暇顾及儿子的教育。我让他把孩子找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英语补习好,现在也拿到奖学金,到一所世界名校读本科去了,你说这个孩子的家长能据此写一本伟大的教育学著作,把他这个孩子的成功归结为做父亲的素质教育的成功吗?”
“这是对教育不负责任的行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这样说,刘亦婷父母有他们出书的自由,但在这个重视教育的年代,知识界教育界的人应该负起责任来,主动维持一种教育理念的生态平衡。“按这种推理,如果贝多芬的父亲活着,他要写一本《我是如何成功培养世界级音乐大师贝多芬的》,绝对能成为第一畅销书。但从长远看,这本书越畅销,其危害性就越大。因为,总会有一些孩子受到牵连———如果他们的父母不幸迷信于贝多芬父亲的成功教育,以为只要像贝多芬的父亲那样,每天只管喝醉酒,用拳头逼着儿子上街卖艺,儿子迟早就能写出《命运交响曲》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有趣现象,对“教育模特”刘亦婷的成功,多数人都表示羡慕;但谈到她父母的“素质教育”,则持质疑态度的人和持赞同态度的人几乎是一半一半。赞同的人认为,“教育模特”的塑造对于家长来说更形象更有说服力,能够帮助家长树立良好的教育观;而持质疑态度的人则表示,模特式教育将必然导致谎言教育。
多年从事媒体工作的何东先生指出:教育不能搞明星化表演,也许一个模式适合一个孩子,但绝对不可能有一个模式适合所有的孩子。一个模式对所有的人,那不叫素质教育,那叫谎言教育。
(特约编辑Rea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