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频频出现在各大卖场、专门购买假冒伪劣商品、向商场或品牌商索赔……最多一天有六七个案件开庭审理。这是职业打假人的生活,他们针对假冒伪劣商品索赔维权,将打假作为一份工作来对待。40岁的内蒙古人纪万昌就是职业打假人中的一员。临近3·15消费者维权日,记者走近纪万昌,听他讲述13年来的打假历程,其中包含了风险、成就、喜悦和争议。
买假货花了200多万元
在济南市建设路一个小区,记者
第一次维权演变成“闹事”
纪万昌做过服装、摆过地摊、搞过装饰装修、做过很多小生意。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他走上打假路。
2000年,朋友在一家商场给孩子买了一张动画光盘,里面竟然有不健康内容。生性“仗义”的纪万昌和朋友一起去商场讨说法,要商场给双倍赔偿,但商场不买账。纪万昌和朋友一激动就在商场“闹”了起来,因此还引来了110民警。在民警干涉下,商场同意赔偿条件。临走时,110民警对纪万昌说:维权要通过合法的途径,不能硬来。因为这句话,纪万昌从中嗅到了“商机”,从此踏上专业打假的道路。
纪万昌后来去了趟北京,通过各种关系联系到工商、质监、法院等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了解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消费维权?知假买假是否犯法?得知通过法律手段维权索赔是合法的、知假买假不违法的结果后,纪万昌从2001年正式开始打假维权。这一干就是13年,从最初的单枪匹马,发展到了公司化运作。
家人朋友认为他是“不务正业”
“放着正经营生不做,怎么干这样的行当?”从事打假行业之初,纪万昌的家人都极力反对,甚至有朋友也认为他这是“不务正业”。
“打假既能帮助受骗的消费者讨回公道,又能赚取一定收入,还能给制假售假者以颜色,我觉着这是正义行业。”纪万昌刚入行对相关法律一窍不通,打官司时经常揣着基本法律文本上庭,边翻书边引用法律条例。“现在这些法律条文都印在我脑子里了。”如今,纪万昌已经熟知所用法律条款,检验和诉讼的程序都“门清儿”。从涉足打假以来,纪万昌13年从未请过律师,诉状自己写、开庭自己辩护。纪万昌觉着,消费官司不复杂,只要证据确凿,没有多少可争议的东西,这样也可以节约维权成本。
最大一笔赔付:
120万元
“诉讼成本实在太高了,往往有些官司打赢了也收不回成本。”对于当前的维权状况,纪万昌有时很无奈。纪万昌告诉记者,他曾经从济南一家商场买了两双总额30元钱的袜子,当时自己认定这两双袜子有问题,同销售商场和生产厂家交涉,均无结果,最后诉讼至法庭。为了这场官司,前后付出鉴定费、诉讼费近2000元。虽然最终胜诉,但按照判决,纪万昌只收到不到500元的赔付。
“几千元乃至万元的赔款,不能让不良商家‘长记性’。”纪万昌说,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假冒伪劣只能“一赔二”,而他的索赔都是参照《民法》的赔偿条款。“这在国内叫做‘精神损害赔偿’,而在国外叫做‘惩罚性赔偿’。”纪万昌收到的最大的一笔赔付为120万元,来自上海的一家上市公司。纪万昌认为,这种大额的赔付就足以让企业在今后的生产环节中 “长记性”,从高层到普通员工都会认真重视起来的。
打假一年获利:
20万元
目前,纪万昌的打假维权已经是公司化运作,在全国200多个城市都有业务,整个运营团队有20多人。
这个团队每年打假上百起,利润逐渐上升,但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赚钱。除了工作人员要发工资,专业线人也要给补贴。有时还要花数万元钱购买 “假冒伪劣”产品,以及之后高昂的检验费用都需要公司承担。“我也不能饿着肚子打假。”纪万昌说:“公司每年通过维权赔偿获得的毛利润不少,但除去各种费用,一年下来纯利润只有20万元左右。”与纪万昌交谈时,他的手机不断响起,接通电话都是关于消费维权和官司开庭的事。纪万昌告诉记者,他现在手头上就有50多起消费维权案子,其中一部分可能会达成和解,一部分需要走法律诉讼程序。
敢来开庭“把你腿卸掉”
“选择了这个行业就是选择了风险。”2007年4月,纪万昌在东营有一个维权赔偿案要开庭,开庭前陆续接到来自4个省的座机打来的电话。对方均自称是“黑社会”,威胁纪万昌不要到东营开庭,如果敢来开庭就“把你腿卸掉”。“去还是不去?”纪万昌说,这起案子是因为一个品牌标注100%羊绒的裤子,其羊绒的真实含量少了30%,如果他缺席审判,自己的胜算就会大打折扣。
“说不害怕是假的,人的本能必然是害怕。”纪万昌思前想后:如果不去开这个庭,他的打假职业生涯就此终结。“谁也不会因为一条裤子打死我吧。”纪万昌把事情往最坏的结果想,最多让人把自己暴打一顿,他决定去开庭。最终法院判决厂家全部赔偿,而要让纪万昌“出不了东营”的“黑社会”并没有出现。
涉敲诈看守所待37天
2007年对纪万昌来说是他事业的“高原期”。我市一名市民在原四方区某商场花800多元买下3条 “中国名牌”的休闲男裤,随后得知该品牌并非其宣传的“中国名牌”,该市民找到纪万昌。纪万昌随后将该公司起诉到了原四方区法院。
期间,纪万昌在济南、石家庄、日照等地联系到6名该品牌的消费者,为其全权代理索赔。为收集更多证据,纪万昌还亲自购买了该品牌男裤和羊绒衫,将这两种样品送往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男裤甲醛含量和PH值均不符合国家标准,而羊绒衫中则没有检测出羊绒含量。
为此,纪万昌总共索赔6万元。在原四方区法院开庭的前两日,该公司表示要协商解决,约请纪万昌到厦门见面,以6万元“奖金”了结此事。纪万昌随即向法院提出暂停审理,并于第二天赶到厦门。当纪万昌从对方手中接过6万元钱时,等候在附近的六七名民警将他围住,以涉嫌敲诈为由将他带走。在看守所中待了37天,纪万昌被释放。“当时心灰意冷,真想退出不干了。”纪万昌说,但此时又有不少受骗的消费者找他维权,这给他带来了信心。随后,纪万昌与这家公司继续“叫板”。迫于各方面压力,该公司给付12万元了结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