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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一官员欲公开财产 妻子威胁公开就离婚

来源:长城网-- 2013-02-03 15:58:44 字号:TT

  村官、副处与副厅

  其实,公开晒家产的官员,最初是从最小的村官开始的在中国,可以说没有比村委会主任更小的“官”了,这个职位甚至都不属于公务员编制范畴。

  在南方周末记者所查到的公开资料里,第一个公开财产的是位“村官”,名叫许坤,他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白虎头村的民选村委会主任。

  2008年当选村委会主任之后,35岁的许坤带领村民为土地拆迁纠纷,艰难斗争了近两年。正是在此期间,2009年4月,他在网络论坛发帖说,“带个头吧,趁我还是‘官’时公布自己的财产”。

  在这个帖子里,他罗列了包括摩托艇、家电、存折、戒指、家具等总计四万元的19项家当。

  许坤的用意,除了自证清白,也与当时的土地纠纷诉求有关。当时附在个人财产清单后面的,还有诸多当地的拆迁文件。

  不过,此后两天,许坤就被开除党籍,一年多后因涉嫌非法经营的罪名被逮捕,后来获刑四年,现仍在服刑中。他的代理律师郑建伟称,虽然获刑时被指控的情节与此无关,但许坤公布个人财产等“出格”行为,不排除对此有影响。

  这时候,新疆阿勒泰地区试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正引发全国热议。迄今为止,阿勒泰的试点都是所有试点中“最彻底的”。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县处级及以下公务员都必须在网上申报财产状况,公众可以随时查看。这引起了媒体的蜂拥报道,也由此制造了近年里关于这项制度的一轮小热潮。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河南村官也晒出了家当,尽管他与许坤并不相识,也从不知晓许的事情。

  这位村官叫侯俊卿,是河南省许昌下辖的长葛市坡胡镇侯庄村的村委会主任。他在博客上晒出了县城100平米的房子、存款、电脑、电视等等。

  2008年时他为了解网络以帮助儿子戒除网瘾时学会了写博客,过去就喜欢舞文弄墨但罕获发表的侯俊卿,在博客上找到了“发表”的感觉,几年下来已写了近两千篇博客。

  58岁的侯俊卿,不是“刺头”,而是政府的座上宾。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国有和集体企业里工作,2008年当选村委会主任。

  这一年,由于他积极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提供立法建议,被邀去省里参加新闻发布会,“和几位省里领导坐在一排”。更早之前,他还因为许昌打造旅游城市建言,被“市里接去开座谈会”。

  侯俊卿说,自己的动因,来自“社会调研”他把平日里和人们对时事的交流,都视为是自己的社会调研。调研结果是,不论农民、教师、工人,普遍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于是,在新闻里看到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方面的新闻后,他萌生了“带头公布”的念头。

  有了想法后,他在家里纠结了半个月,“怕领导给穿小鞋”在小学当老师的妻子一度也不赞成,担心对自己的考评有“负面影响”。

  但决心最后战胜了顾虑。侯俊卿对自己说,“万马奔腾,必有一马当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没必要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就这样,他“心一横”,把写好的博客贴了出来,他给自己这个行为的价值,定义为“打响基层反腐第一枪”。

  在他看来,这和自己过去积极建言人大、政府一样,是“为国排忧解难、为百姓造福”的一种方式。

  “很多粉丝支持我,中国的、外国的都有,还有河南媒体、北京媒体、香港媒体都来找我采访,”侯俊卿说到这些,颇为兴奋。

  而且,让他放心的是,始终没有有关部门的任何人就此找过他。而妻子的工作,也没有受影响。

  范松青被报道之后,喜欢看报的侯俊卿也第一时间看到了新闻。“心里非常激动,也为当初的决定自豪,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他说。

  这两位村官,都巧合地出现在当时的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小热潮中。此后,愿意公开的官员一度沉寂。

  等到2012年10月时,晒家产的官员级别提升到了“副处级”。

  新的主角,是湖南省汉寿县政法委副书记张天成。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严格意义上,我的级别应该叫做‘享受副处级待遇’”。

  张天成也选择了微博。在微博上,这位崇尚屈原的基层官员,喜欢抨击时弊,偶也吟诗作赋。他的微博名“洞庭渔夫”,就取自屈原的《渔父》,在这首诗里,“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2012年10月29日晚上,在回应一位网友“你敢公开收入么?呸”的质疑时,他说自己“没什么不能见天的”,并承诺周末之前公布财产,请网友审查,“也给社会吹一丝丝清风”。

  第二天一早,张天成一口气发出八条微博,用一千多字把家庭的基本情况、工资、福利、房产等作了详细的列举,甚至把自己受过“严重警告”处分的情况也写了进去。

  这是目前为止所有公开晒家产的官员里,写得最详尽的一位。

  晒家产的官员在副处级别上并没有停留多久,很快,不到三个月,范松青又把级别拉高到了“副厅级”。

  “守护我的宁静”

  相比较中国数百万的公务员群体,晒家产的官员名单虽不断增加,级别不断上升,却始终只是寥寥个案,其中两位村官,甚至都不在公务员编制里。

  这个小小的群体,外在获得的是公众巨大的掌声,内里却正承受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

  在1月21日下午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范松青再度谈起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话题时,有人揶揄道,“你不动产只有一套,但无形资产很多嘛,你的书现在卖多少钱呀?”这让范有些尴尬,那本书不过是他二十年前作品的自费结集,明眼人不难看出,并无市场价值可言。

  接着又有人问,你一个厅局级干部,怎么只有一套房?他只得费力解释一遍自己这些年有关房子的故事这些事情,在这些天里,他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身边的一些目光和话语,让范松青坐立不安。“两会”那几天,他几乎谢绝了所有的社交活动,有空就待在房间看媒体报道和网上的评论,有时一天就只吃一顿饭,凌晨一两点才睡。

  好不容易政协会议闭幕回到家,妻子的脸色也不好看了,“你一个局级干部,七十多平方米的旧楼房,你还好意思晒?”

  “两会”结束后,范松青决定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他的理由是“两会”期间,政协委员的言论是受保护的,“之后再谈就不合适了”。

  刘信礼这些天则更难过。

  在删掉自己晒财产那条微博的晚上,英语教师出身的他,用英语发了条微博,意思是“未经允许,官员不能向公众公布自己的财产”。选择英语表述的原因是“缩小知晓面”。

  不到二十分钟,妻子单位的领导打来电话,言谈中就问起这条微博。这个反应速度让刘顿时感觉到压力。几天之后,他仍接到电话,“老朋友”建议他不要再谈论这个话题。

  曾被评为“十佳法官”的妻子,也为此和他吵得天翻地覆,说他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刘说,他和妻子的分歧,在于妻子不相信官场腐败面前个人的力量,但喜欢《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的自己,“相信世间有侠义,而我要做那个侠义之人”。

  更早之前晒了财产的张天成,事后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初时一度张扬试水意义,后来则反复强调这是“个人行为”。

  2013年1月25日,当南方周末记者联络张天成时,他强调“自己晒的东西本是私货”,并不愿再多谈此事,只希望“守护我的宁静”。

  后有来者

  后来者,正在他们的鼓舞下出现。

  上海社会主义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书记徐剑锋,就是跃跃欲试者之一。

  搞政治学研究出身的徐剑锋,十年前就从学术界的讨论中开始关注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这些年,他就这个问题,在报刊上发表过“比较尖锐”的文章。

  “我也在考虑,2013年适当的时候,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的家庭财产。”这位副处级官员说,正在大学学习法律专业的女儿,也对自己很支持。

  “现在的年轻人,接触的信息多,对世界潮流看得很清楚,他们知道什么是文明和落后。”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女儿告诉他,不仅你应该公布,所有官员都应该如此。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赵耀彤则对这些勇敢者“满心尊重和羡慕”。他早就想公开家庭财产,尤其是“被人给气着”的时候。

  让他气的事情,通常是“看到一些职务比我还低的人,过的那是什么日子”,以及“被人说,你一个法院副院长,肯定如何如何”。

  赵耀彤的职位,级别不高,权力可不小。

  “每天都有寻租的机会,不用寻,都是送上门的。”赵耀彤说,先前这些公开家庭财产的官员,大多生活在“清水衙门”里,可自己不一样,如果勇敢公布出来,又有更深层次的价值。

  他说这是“大丈夫做事”,倒不在乎自个儿的仕途得失,但妻子的情况却让他无比纠结。

  赵耀彤的妻子在一个众所周知的肥缺机关,福利优厚。

  “作为家属,我算是沾了媳妇单位的便宜,却因为自个公布家庭财产的主张,把人家单位放在火上烤,那我算什么人呢?”赵耀彤觉得没法过道义这一关,知道他想法的友人也因此劝他打消念头,而妻子已经放话出来,“你公开,就离婚”。

  “也许有一天,我会豪气冲天地上微博捅出来。”赵耀彤并没有放弃。

  像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议论,越来越多地出现官员们的饭局上。2013年1月25日,广州一家偏僻餐厅的包房里,七位多年好友正对此热烈讨论。他们大多都不到40岁,其中有两位处长,三位副处,一位科级,另外的一位则在2011年离开政府下海经商。

  “我们过得太累了,连兄弟吃饭都躲在这里。谁不想阳光生活?”其中一位副处长说。他们全都愿意公开财产,但有趣的是,谁也不愿意像那些公开晒家产的人一样主动站出来“都怕枪打出头鸟,但我们都在等那声号令枪”。

  不只是在饭桌上,在各地陆续举行的“两会”会场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官员不再回避这个问题。

  珠海万山镇副镇长王胜就是其中之一。在比广州“两会”稍迟的珠海“两会”现场,他向现场记者公布了自己“两套房、一部车”。

  当时,现场记者提出这个问题,同在一个会场的多位官员都以“还没出台政策”等理由拒绝回答,而王胜选择了实话实说。

  这个水产养殖专业毕业、42岁的书生样干部,长期来专心于钻研自己分管的“渔业”领域,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议题并未关心。

  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作答具有“宏大意义”,只是被问起来,就实话实说,无需隐瞒,也不怕查证。在接受采访时,他也不惮于主动提及过去被纪委约谈的经历在一次处理渔业纠纷时,一方怀疑他收了好处而举报,纪委查了自己半个月,没有发现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王胜幸运地得到了自己领导的宽慰“不要有思想负担”,而妻子也没在意,只是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

  王胜遇到的场景,也出现在安徽省“两会”上,尽管很多官员也是在强调要“等组织统一行动”,但铜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晶璘、滁州市琅琊区委书记高怀忠、滁州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刘茂松、全椒县委书记盛必龙、怀宁县教育局副局长陈新等人,都大方地对记者详细道出收入和家产情况。

  毫无疑问,这样的星星之火,将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体制内自觉推动政策的行为,”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官员主动公开了财产,我们离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出台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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