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哈尔滨,硕士环卫工郝文芳(左)正在接受队长的技术指导。
研究生当环卫工是不是浪费人才?研究生争编制是不是没了理想?争议声中,7名研究生走上街头,开始挥动扫帚。这个选择背后,是他们焦虑与动荡的青春。
要稳定,还是要理想?常人看来,他们选择了前者。但他们自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鱼和熊掌的悖论,固化的恰恰是世俗观念:谁说选择稳定和编制,就一定意味着放弃理想?
2012年10月8日晚,哈尔滨气温已接近零摄氏度。这年冬季的第一场雪正在悄悄酝酿当中。
27岁的许鑫在床上辗转反侧。“去还是不去?”这个问题已在他脑中翻腾了无数遍。
两个星期前,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2012年哈尔滨市环卫系统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员工,有编制。
自此以后,他一直生活在忐忑当中。其实,他已经选定答案,但他知道,自己将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具体是什么,他又说不上来。
报名截止的最后时间里,他和同是研究生的妻子吴敏报了名。同样报名的,还有郝文芳、孙琦、于妍等其他27名研究生。
2013年1月,通过笔试、面试,许鑫、郝文芳、孙琦和于妍等人从7000多名报名者中冲出,被录用为环卫工。
1月9日,经过5天的集中培训,这些新人正式上岗。
“他们不理解,一个年轻人的焦虑”
许鑫不乐意将他的经历解读为,“大环境背景下的无奈却也是上乘之选”。尽管在此之前,他几度折戟,高学历者的顺畅求职经历,他“连门儿都没找着”。
许鑫,1985年出生,哈尔滨市人,普通工薪家庭出身。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医生,无奈高考分数不够,最终与医学院校无缘。本科和研究生,他学的都是食品专业,当时的他觉得,“大多数同学都报了这个,又是研究生,找工作肯定没问题。”
2009年4月,他获得学位。当时,就业压力已经很大,他考虑过读博,但最终因“时间成本太大且无读书心力”放弃。
他开始找工作。投了数十份简历,包括哈尔滨本市的一些企业,但大多石沉大海。
几个月后,他接到大连一家私人企业的录用通知。这家企业不大,但跟许鑫的专业还算对口,他决定试一下。
2009年9月,他和当时还是他女朋友的吴敏一起去了大连。
两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饱尝“梦想被现实击碎”的滋味。
半年后,公司开始裁员,一百多号人的公司最后裁掉了30多个。许鑫被裁掉了。
他和吴敏回了哈尔滨。他说,那时他的心情很是焦虑。
后来,他进入哈尔滨一家食品加工厂,做食品研究技术员。3000元工资,在哈尔滨中等偏低。
许鑫说,食品安全问题这两年频频出现,食品企业要付出更多成本,才能通过越来越严格的检测,他所在的公司因此盈利甚少,有时甚至发不出工资。
2012年上半年,这家公司有两个月没发出工资。“工资发不下来的时候,没一点办法,只能等。”不安全感再次折磨着许鑫。
他结婚了,马上要到而立之年,巨大的压力开始袭来。
他的父母,都是国企退休员工,似乎不太能理解儿子的心情和处境。
“从计划经济顺顺当当走过来,一直是(体制内)受保护的那一分子,怎么能理解市场经济大潮下年轻人的焦虑?”许鑫说。
焦虑与动荡,把她们挤向体制内
许鑫愁得睡不着觉的时候,郝文芳则在昏暗的灯光下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
1983年出生的郝文芳也是哈尔滨人。她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哈尔滨一家私企上班。虽然跟专业勉强对口,但她的焦虑和压力丝毫不比许鑫小小型私人企业,不仅没有五险一金,还随时可能被炒鱿鱼。郝文芳说,她快30岁了,依然没有时间和精力找男朋友。
她曾两次参加过国家公务员考试,但都没成功。
为什么“屡败屡战”?郝文芳说,她个性比较安静,更适合政府机关的工作。她坦承,“公务员没有太大竞争风险,一旦录用,等于进了保险箱。”
同是80后的孙琦,研究生学的是哲学。毕业后,她换过多份工作,但都不长久。
孙琦说,让她尤其觉得“没有保障”的是,这些单位签的都是临时合同,有的连合同都不签,“因为没有保险,有两次生大病住院,都没有地方给报销,钱都是自己花的。”
她也曾多次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考试,都失败了。现在,她结婚了,她说她最向往的,是找一份有编制的稳定工作。
与许鑫、郝文芳和孙琦不同,今年才研究生毕业的于妍,并没有经历过社会大潮的刷洗淘练。
2013年1月10日,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于妍拖着扫把簸箕清扫路面。这条长不过200米的路面,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她来来回回走了几十遍。
这个在学校学生会担任干部的女孩,自认为是一个挺有想法的人。她会一边干活一边思考,“这家卖红肠的店的招牌为什么要用这种字体和颜色,那个是政府单位,为什么牌匾要那样放置,顺序有什么讲究……”她觉得,这些都是学问。
其实,报考环卫工,并非她最初的选择。
于妍1986年出生,学的也是食品学。她说,她很想学有所用,最想去的城市是杭州,曾给杭州娃哈哈、青岛啤酒等企业投过简历。
但这些简历都石沉大海。临近毕业,于妍急了。
更大的诱惑:三年后转管理岗
许鑫、于妍等人一起陷入焦虑时,哈尔滨市城管局的招聘公告引起他们的注意。
公告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30岁以下。招聘计划显示,457个职位中,包括307名汽车驾驶员、30名汽车维修员和120名清洁员。公告称:对新进人员均按照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管理,使用事业编制。
虽有编制,但于妍说,她决定报考时,曾遭到亲戚的强烈反对。“他们无法接受,家族里学历最高的人去做他们也可以做的事。我跟他们说,我爸常年在外打工,我妈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我这么大了,需要承担责任了。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企业录用,我为什么不能从稳定方面考虑?”
据了解,这次招聘,有超过10000人报名,缴费成功的有7186人,其中大专学历占58.49%,有4203人,本科学历2954人,占41.11%。还有29名硕士报名,许鑫、郝文芳、孙琦和于妍均在其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用人单位利用“事业编制”吸引年轻人,“导向有问题”。
哈尔滨城管局环卫办副主任王勇承认,“不否认他们来是为了这个编制,现在就业压力这么大,编制的吸引力也是说得过去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项工作不可能失业。”
他还透露,“我们要求招聘人员在一线工作岗位工作3年以上,如果连续3年年度考核优秀,而且单位需要,可以转为管理岗位,形成良性循环。”夏学銮认为,这是更大的诱惑。
另外,这次招聘还有22名研究生落选,网友调侃称“研究生扫大街都没人要了”。对此,王勇说,说到底还是要招最合适的人才,“笔试总分是200分,50分的内容是关于社会学、公民道德等方面的,这部分知识可以通过看相关书籍去获得,但剩余的150分内容庞杂,非常细节,要具备相当多清扫员知识。”
“谁说环卫工不能是高学历?”
众多高学历者对编制趋之若鹜,夏学銮认为是一种倒退。
“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求稳心态,值得反思。失去创新冒险精神、失去闯劲,与改革开放之初普遍存在的‘从体制内走出来’相比,背道而驰。”
要理想,还是要编制?这似乎是一个鱼与熊掌的悖论。
许鑫承认,刚开始,他也“过不了自己的坎,怕别人觉得,父母花十多万培养个研究生,结果还是去扫大街的。”他说,现在这种想法没有了,相比在企业里的同学,他可能工资低点,但也算是“学有所用”。
“食品卫生与环卫有关系,因为城市垃圾中包括食品垃圾,对食品垃圾的处理我有专长。”许鑫认为,世俗的观念太固化,“时代是向前发展的。”
于妍也认为,选择了稳定和编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了理想,“我觉得每个行业都可以成就理想。稳定只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还是有可能实现理想的。”
王勇对网上“大学生、研究生来当环卫工是人才的浪费”的观点颇为恼火。
“谁说环卫工人就不能是高学历?这是一种偏见。哈尔滨这几年在市容环境卫生方面投入巨大,陆续购进了各种干扫车、湿扫车、吸扫车、小型充电清扫车等清扫机械,但你上街去看看,我们现在的环卫工人,是不是大部分都年龄偏大、作业能力弱?各行各业都在发展,环卫是城市里很重要的事业,为什么不能有高学历人才?”
他说,自己现在最担心的是,舆论的过多关注会让这些大学生心里打鼓,能不能坚持是一个问题。他称,“不排除将他们一线在岗的时间从3年缩短为1年的可能。”
而一些细节,也显示出城管局对这些高学历环卫工的“另眼相待”。
1月10日,许鑫正式上班第2天,哈尔滨地面温度零下33℃。他在一群老环卫工人中很显眼,不仅因为他一米八二的个子,还因为他的工作服与众不同。
老环卫工的工作服是荧光色的,许鑫的工作服是蓝色的,材质也不一样,更加厚实防寒,帽子下还有厚厚的海绵。环卫工老彭认为,这是“政府对这批新人的特别照顾”。
而且,新人们还不需要五六点就要扫街。他们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早上8点到中午11点30分,下午1点30分到5点。
前辈们对许鑫也颇为照顾,打扫时,他只需把地面上的烟头扫进簸箕就行了,其余垃圾,比如白菜叶子、塑料袋等,因为被冰块冻住不需要他清理一会会有扛着铁锹等专用工具的老环卫工来帮忙。
打扫间隙,许鑫最常干的事儿就是“看风景”戴着耳机看一旁飞驰而过的火车,以及,研究路面上哪台小汽车他几年后买得起。(记者 王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