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我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就不应该获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这也是很难有说服力的。这一次瑞典文学院把这个奖授给了我,我觉得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政权的胜利。如果说是政治政权的胜利,那我只能是不能得这个奖。我得了这个奖,说明瑞典文学院比发这些议论的人要高明。这是一个文学的奖项。
再一个问题是跟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和不密切,有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呢?用什么来衡量密切?我也知道很多网上批评我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共产党员,他们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人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他们就认为我就是和共产党关系密切,他们不密切吗?这个我觉得也是莫名其妙的。我的一个观点是作家是靠作品出发的,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派服务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团体服务的。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些人读过我的书,或者是在座的朋友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的,非常严肃的。我在80年代写的,比如说《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如果仅仅认为我没有上大街去喊口号,仅仅以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评是毫无道理的。
瑞典电视台:我想问一下莫言老师,你有没有看过去年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的一些著作,或者是其他瑞典一些作家的著作?你对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看法?你日常都会有什么活动?谢谢。
莫言: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我读过一些他的诗,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写的诗不多,但是几乎每一篇都是精品,质量非常高。当然我想在翻译的过程中,他的很多艺术品质没有得到非常完美的表现,仅仅我们看到的翻译过来的版本也是非常好的。我对瑞典了解得甚少,只去过一次,走马观花。我也对瑞典社会和瑞典其他方面的东西说不出个究竟来。
山东电视台:你好,我是山东电视台的记者。我知道故乡是您的作品中非常重要的创作素材。这片土地和您这次获奖有什么样的联系?谢谢。
莫言:作家跟故乡的关系,实际上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跟你有多密切的联系。一旦当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你就会产生一种魂牵梦绕的感受。当然对于作家来讲,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尤其是像我这样以乡土为主要风格的作家。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语言、事件都是取自于乡土。所以我对乡土的依赖性更强。当然我想乡土也不是永远写不尽的,作家要不断地对乡土的变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乡土气息,对这个乡土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才能不断地持续地写。
中新社:莫言老师,您好,我是中新社的记者。这次您获奖以后,网络上有很多的言论说,从您获奖以后,会不会引起一些“莫言热”以及“文学热”,您希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其次的问题是,您认为中国的文学健康的发展,在接下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谢谢。
莫言:我不希望引起什么“莫言热”,如果不幸引起的话,我希望这个热尽快地冷却,顶多一个月,大家赶快忘掉。由此会不会引起一种文学的热情?这是我很期待的。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文学作品,写作文学作品,也希望更多的读者来读书。当然我也希望我们作家更加努力地创作,写出值得读者阅读的小说或者是诗歌。谢谢。
香港无线电视台:莫老师,您好,我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记者,想问一下,因为你很多作品都是以家乡为主的,但是现在你有不少的时间在北京居住,北京这个城市,有没有想到未来的作品会以城市为主,或者是香港?有机会到香港吗?
莫言:我的小说确实是写了很多的农村题材,我本人也在农村生活了很多年。实际上我对后来的写作里面城市对我的影响已经在小说里面有所体现,但是我没有把它完全放在一个明确的背景里,北京或者香港或者上海。而是写了很多在一个乡愁的基础上成长的城市,也就是说我的乡愁已经跟30年代的乡愁有很大的变化,它已经是变化的乡愁,已经是城乡化,城镇化的乡愁。这样一个城镇化的乡愁跟大城市的生活当然有区别,但已经却别不大。你如果说我一直是一个乡愁作家,严格的说不太能够让我服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