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包括“民族复兴”都是不能量化监测。
杨宜勇:哲学原理告诉我们,量变是质变的前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质变的结果,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对过程进行数字监测是可行的,否则目标能否实现就无从判断。你做民意调查,最后不也要形成数字吗?
南方周末:但是量化后的数字,确实离公众感知有一定距离?
杨宜勇:国外的一些研究,美和丑都可以量化比较的。像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是需要一些数字来体现的。包括北京精神里,城市的包容性也是可以监测的嘛!我们可以比较本地人和“北漂”的收入和福利待遇。还有,湖南卫视有一个相亲节目,用一个软件叫MR.RIGHT,对男女嘉宾的匹配度进行基于经验数据的分析,最后成功牵手也是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于爱情的理念。
“我们绝不是唯GDP论”
南方周末:这个监测体系能用在其他国家吗?
杨宜勇:我认为,复兴指数可以将中国替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通过监测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在走下坡路,一些在上升。如西方国家热炒的“金砖四国”概念。套用这个监测体系,这四个国家都是在稳步上升的阶段,和大家的国际常识是相符的。
南方周末:相比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监测体系,您只用了29个指标,是不是少了一些?
杨宜勇:用科学的观点,一个东西好不好,不在于你用的指标多。美国搞卫星定位用了24颗卫星,如果我们用了30多颗,那我们就是不科学的。指标太多了,每个指数发挥的作用就模糊了。而且数字是动态发展的,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发展快慢,一方面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还是那句话:这个体系是监测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状况的动态比较。
南方周末:国内很多地方也在搞一些社会和谐指数和科学发展观指数,您如何看待这些指数?
杨宜勇:这些指数是别人搞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指数都是描述当前的中国,视角各有不同。
南方周末:在您的这个监测体系里,GDP的权重好像过大?民族复兴就意味着单纯的经济增长?
杨宜勇:经济指标的权重,最多就是四分之一。我觉得并不大。我们绝不是唯GDP论。
南方周末:您对民族复兴的目标定义里,有关于民主法制水平的内容,但是29个指标里并没有体现?
杨宜勇:民族复兴的很多内容,确实缺乏可比的数据。很多东西是逐步完善的,不可能一出来就很成熟。我也希望大家给我推荐一下民主法制方面,各国间现成的可以比较的数据。
南方周末:您的研究领域集中在社会保障,对于民族复兴这种全面的指标监测,是否超出专业能力?
杨宜勇:术业有专攻。但我也做了其他很多领域的研究,你们可以检索。我的团队就是两个人,都是从理工科转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这个完全是单纯的个人兴趣。有人质疑说至少需要一个有规模的研究团队,但是科学的问题不是拼谁人多。两百个人是一样,两个人也是一样,一麻袋装起来还是一麻袋。陈景润的东西也不就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有五个指标不太乐观
南方周末:有没有预料到62%的结果会遭遇这么大的舆论反弹?
杨宜勇:我没有太关注。很多朋友和同行说我在网上很火。我也很莫名,科学的东西和公众感知会有一些距离感。这是一个群体的测量,和个人感受肯定不一样。比如夏季平均气温,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还不一样呢!
南方周末:为何这一次的数字比上一次多了16%?是不是这五年我们复兴进程明显加快?
杨宜勇:16%的增长,来自于“十一五”期间很多数据的大幅提高。如GDP增长率这五年间达到了11.2%,而这期间世界其他国家是整体放缓的。还有我们的城市化率也达到了51.5%。当然城市化水平有很大水分,还有一亿多农民工漂在城市。
南方周末:有人说您搞这个体系,根源是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数字崇拜。
杨宜勇:作为学者,我们要反对数字崇拜,对任何数字都要有质疑精神,但这不意味着任何数字我们都不要。
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个监测体系里一些指标,实际是减分的项目。包括基尼系数、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等,这五年没有变化。还有军费占GDP比重,对最后指数都是负的贡献。此外,工业污染这五年几乎没有明显改善。
29个指标里,有5个指标是不太乐观的——两个没有变化,一个略微动了,另两个退步了。有人说减分指标太少了,希望我多增加一些。这个建议我会认真考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看待这些数字,而不是一上来就说我数字崇拜,然后产生厌恶情绪,一有情绪就可能对一切视而不见了。
南方周末:您也提到,民族复兴是动态进程,监测指标不会一成不变,对比上一次,这一次有哪些变化?
杨宜勇:这两次没有进行调整,你发布一次就调整,就没有前后可比性了。包括伟大复兴到啥时候,我和大家的共识都是标准不能定太低。其实任何事情的标准都是在不断进步的。比如开水,以前烧到100℃就是开水,现在有科学家提出了新定义,不仅要烧到100℃,温度还要维持80秒,才是健康的开水。科学也在前进之中。
南方周末:您提到统计数据缺乏或数据不全的指标,都不应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之中,那是否意味着结果可能失真。
杨宜勇:我只能对我们和其他国家都有的数据进行比较。比如美国人说啥叫文化消费,其中一项是一个月进剧院的次数。中国人喜欢看免费电视,还嫌广告多,这个比较对于中国国情不合适。我们只能通过文化消费占总收入的比重也就是恩格尔系数来比较。
南方周末:有人说您的研究就是把各种现成的数据加一加,这个您认可吗?
杨宜勇:借鉴不等于复制。任何科学研究都不是从零开始。我们会借鉴一些同类研究成果,设计出这个监测体系各个数据的权重。我们也让一些专家提建议。这需要尊重一些科学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