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爱情都可以量化 为啥民族复兴进程不能(图)

杨宜勇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质变的结果，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对过程进行数字数监测是可行的，否则目标能否实现就无从判断。

　　我就是希望大家都来关心2049年的中国。萨克斯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人家也在关心2049年的中国，人家都在研究一些超战略的问题。我们不能只盯着国内问题，要有全球的眼光，不能只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

　　“爱情都可以量化，为啥民族复兴进程不能？”

　　说这话的，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过去几天，49岁的他正马不停蹄地接受采访。因为一个“62%”的数字，这位专注于社会保障研究的学者瞬间成为媒体焦点。

　　8月3日，杨宜勇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做了一个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报告，其中谈到自己和同事的一项测算结果显示，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62%的复兴任务。

　　何谓民族复兴？杨宜勇在这份报告里提到了自己的愿景：

　　一、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现代化。

　　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各个领域整体协调发展，科技、教育、医疗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三、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法制更加完备，人民的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社会秩序良好。

　　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五、实现祖国统一，并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杨宜勇的设计中，这个监测体系将通过建立三级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来实现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监测评价，一级指标为民族复兴指数，二级指标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民素质、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国际影响等6个方面，三级指标由GDP与人口份额的匹配度、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均教育年限、万人拥有专利申请量、森林覆盖率、国际竞争力等29项指标构成。

　　这是杨宜勇第二次发布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了。上次是2007年，当时数字是46%，这次变成了62%，引起诸多网友调侃。有人算出2011减去1949，刚好是62——2011年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2周年，还有人说这是“黄金分割线”。

　　对这些调侃，杨宜勇一笑置之。他把这个监测体系视为严谨的学术成果，“是有一定的讨论门槛的”。但是他也不回避媒体追问。他坚信：民族复兴指数是科学的，科学是越辩越明的。

　　几乎每次采访前，杨宜勇都要较真地对一些报道的不当之处进行正本清源。例如他指出，某报报道内容基本属实，但强烈谴责“标题党”的做法。这篇论文是他和同事发布的，不是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希望他们把标题更正，并加强对记者的内部管理”。

　　为中华民族复兴进程设立一个监测指数，到底是荒诞不经，还是言之有据？8月7日，杨宜勇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美和丑也是可以量化的”

　　南方周末：这个监测体系的初衷是什么？

　　杨宜勇：我和我的同事是在2006年萌生了这个想法。当时学界兴起了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监测体系的研讨。我发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很快将在2020年实现，实现后，我们该关注什么样的指标呢？我们需要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指标监测体系。

　　南方周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曾经被官方多次提及，但没有详尽的论述。

　　杨宜勇：我在研读党内文献时发现，毛泽东曾提出在204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南方周末：联合国也发布过各个国家的幸福感指数，同样是普通人看来无法量化的，您如何看待？

　　杨宜勇：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进行操作的，我没有具体研究过。但一位经济学家萨克斯曾在2007年做了“2049年的中国”研究，其中预测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美国政界对此积极反馈。萨克斯做的是事前预测，而我这个体系是事后检测。你想想，别人都在研究中国，而我们自己却不研究自己？

　　南方周末：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包括“民族复兴”都是不能量化监测。

　　杨宜勇：哲学原理告诉我们，量变是质变的前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质变的结果，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对过程进行数字监测是可行的，否则目标能否实现就无从判断。你做民意调查，最后不也要形成数字吗？

　　南方周末：但是量化后的数字，确实离公众感知有一定距离？

　　杨宜勇：国外的一些研究，美和丑都可以量化比较的。像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是需要一些数字来体现的。包括北京精神里，城市的包容性也是可以监测的嘛！我们可以比较本地人和“北漂”的收入和福利待遇。还有，湖南卫视有一个相亲节目，用一个软件叫MR.RIGHT，对男女嘉宾的匹配度进行基于经验数据的分析，最后成功牵手也是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于爱情的理念。

　　“我们绝不是唯GDP论”

　　南方周末：这个监测体系能用在其他国家吗？

　　杨宜勇：我认为，复兴指数可以将中国替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通过监测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在走下坡路，一些在上升。如西方国家热炒的“金砖四国”概念。套用这个监测体系，这四个国家都是在稳步上升的阶段，和大家的国际常识是相符的。

　　南方周末：相比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监测体系，您只用了29个指标，是不是少了一些？

　　杨宜勇：用科学的观点，一个东西好不好，不在于你用的指标多。美国搞卫星定位用了24颗卫星，如果我们用了30多颗，那我们就是不科学的。指标太多了，每个指数发挥的作用就模糊了。而且数字是动态发展的，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发展快慢，一方面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还是那句话：这个体系是监测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状况的动态比较。

　　南方周末：国内很多地方也在搞一些社会和谐指数和科学发展观指数，您如何看待这些指数？

　　杨宜勇：这些指数是别人搞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指数都是描述当前的中国，视角各有不同。

　　南方周末：在您的这个监测体系里，GDP的权重好像过大？民族复兴就意味着单纯的经济增长？

　　杨宜勇：经济指标的权重，最多就是四分之一。我觉得并不大。我们绝不是唯GDP论。

　　南方周末：您对民族复兴的目标定义里，有关于民主法制水平的内容，但是29个指标里并没有体现？

　　杨宜勇：民族复兴的很多内容，确实缺乏可比的数据。很多东西是逐步完善的，不可能一出来就很成熟。我也希望大家给我推荐一下民主法制方面，各国间现成的可以比较的数据。

　　南方周末：您的研究领域集中在社会保障，对于民族复兴这种全面的指标监测，是否超出专业能力？

　　杨宜勇：术业有专攻。但我也做了其他很多领域的研究，你们可以检索。我的团队就是两个人，都是从理工科转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这个完全是单纯的个人兴趣。有人质疑说至少需要一个有规模的研究团队，但是科学的问题不是拼谁人多。两百个人是一样，两个人也是一样，一麻袋装起来还是一麻袋。陈景润的东西也不就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有五个指标不太乐观

　　南方周末：有没有预料到62%的结果会遭遇这么大的舆论反弹？

　　杨宜勇：我没有太关注。很多朋友和同行说我在网上很火。我也很莫名，科学的东西和公众感知会有一些距离感。这是一个群体的测量，和个人感受肯定不一样。比如夏季平均气温，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还不一样呢！

　　南方周末：为何这一次的数字比上一次多了16%？是不是这五年我们复兴进程明显加快？

　　杨宜勇：16%的增长，来自于“十一五”期间很多数据的大幅提高。如GDP增长率这五年间达到了11.2%，而这期间世界其他国家是整体放缓的。还有我们的城市化率也达到了51.5%。当然城市化水平有很大水分，还有一亿多农民工漂在城市。

　　南方周末：有人说您搞这个体系，根源是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数字崇拜。

　　杨宜勇：作为学者，我们要反对数字崇拜，对任何数字都要有质疑精神，但这不意味着任何数字我们都不要。

　　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个监测体系里一些指标，实际是减分的项目。包括基尼系数、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等，这五年没有变化。还有军费占GDP比重，对最后指数都是负的贡献。此外，工业污染这五年几乎没有明显改善。

　　29个指标里，有5个指标是不太乐观的——两个没有变化，一个略微动了，另两个退步了。有人说减分指标太少了，希望我多增加一些。这个建议我会认真考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看待这些数字，而不是一上来就说我数字崇拜，然后产生厌恶情绪，一有情绪就可能对一切视而不见了。

　　南方周末：您也提到，民族复兴是动态进程，监测指标不会一成不变，对比上一次，这一次有哪些变化？

　　杨宜勇：这两次没有进行调整，你发布一次就调整，就没有前后可比性了。包括伟大复兴到啥时候，我和大家的共识都是标准不能定太低。其实任何事情的标准都是在不断进步的。比如开水，以前烧到100℃就是开水，现在有科学家提出了新定义，不仅要烧到100℃，温度还要维持80秒，才是健康的开水。科学也在前进之中。

　　南方周末：您提到统计数据缺乏或数据不全的指标，都不应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之中，那是否意味着结果可能失真。

　　杨宜勇：我只能对我们和其他国家都有的数据进行比较。比如美国人说啥叫文化消费，其中一项是一个月进剧院的次数。中国人喜欢看免费电视，还嫌广告多，这个比较对于中国国情不合适。我们只能通过文化消费占总收入的比重也就是恩格尔系数来比较。

　　南方周末：有人说您的研究就是把各种现成的数据加一加，这个您认可吗？

　　杨宜勇：借鉴不等于复制。任何科学研究都不是从零开始。我们会借鉴一些同类研究成果，设计出这个监测体系各个数据的权重。我们也让一些专家提建议。这需要尊重一些科学规则。

　　“希望大家都来关心2049年的中国”

　　南方周末：有报道说，您上一次上报监测结果，被高层认为太低了？

　　杨宜勇：我没有上报，只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了，被比我职位高的人看到了，然后对我说有点偏低。现在我说62%，又有人说偏高了。我和同事只能定位自己是一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守望者，我也不强调我们是独一份，别人也可做这样的监测。你看比我职位高的人嫌太低了，我对数字也没有进行任何改动。

　　南方周末：您这篇论文发表在中央党校学报上，是否意味着研究对决策层会有影响？

　　杨宜勇：这是舆论和大众的错觉。这是一份核心期刊，对于学者来说，核心期刊都一样。

　　南方周末：有人说您借这个项目动用了国家科学经费，然后给出了一个献媚的数字，您认可吗？

　　杨宜勇：我没有用国家一分钱，舆论不能一上来就质疑我不当得利，这是个法律概念。“62%”这个数字反映了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综合实力排在30名左右，也就是所谓的第二集团。再说，就算动用了国家经费，也不能一上来就作有罪推定。

　　南方周末：自己的研究成果被舆论调侃，您委屈吗？

　　杨宜勇：我就是希望大家都来关心2049年的中国。萨克斯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人家也在关心2049年的中国，人家都在研究一些超战略的问题。我们不能只盯着国内问题，要有全球的眼光，不能只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对网上批评我们很感谢，有些意见也很有价值。但希望大家在调侃前认真读一下我的论文，我总不能每次都从ABC开始说起。学术欢迎讨论，但也是有门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