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在京砍死外国人 曾多次行凶未获监管

　　7月14日，安利波的父亲安继富说，他对照管儿子有心无力。

　　“我怎么看？他这么大个人，我整不住他。”安继富抱怨道，但这些话并没得到在场民警的重视。

　　安继富告诉记者，这是事发前当地警方与安利波的唯一一次接触。对此警方没有回应。

　　当地警方只告诉记者，安利波在京杀人后，当地派出所所长被免职，部分警员被停职。

　　民政部门毫不知情

　　政策规定，民政部门等应加强对精神

病人管理，当地民政部门说公安机关未通知他们

　　即使安利波并未被确诊为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他仍要接受严格的监控。

　　《黑龙江省监护治疗管理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条例》规定，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其监护人负责对精神病人的看管和就医，而其所在的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卫生、民政等部门都应加强对精神病人管理和治疗，预防其危害社会治安。

　　安继富也曾将治愈儿子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当地政府能出点钱给他治病吗？或者管管他。等他好了，再打工还钱给国家。”安继富说。

　　这种救济的渠道本已开通。截至2011年8月，黑龙江省已设立哈尔滨、大庆等七个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示范区，并指定了7家公立医院和基层卫生机构一同承担危险行为重性精神病病人应急处置任务。

　　按照《黑龙江省2011年公共卫生专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实施方案》规定，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指定医院和乡镇卫生站需要将其信息记录在册，并进行每年四次的随访管理，同时有药物、住院治疗方面的费用优惠或补助。

　　按照程序，进入这样的精神病院，应由丰强村村委会将名单逐级上报至肇州县民政局，由民政局申请，经市级民政部门批准后，由规定的精神病院接收。

　　然而这些均与安利波无关。尽管村民大都知道安利波存在精神问题，但丰强村村支书徐建国坚称，他是今年7月看到新闻才知道安利波在北京杀人，此前并不了解他是精神病人。

　　丰乐镇民政科工作人员也称他们不了解安利波的情况，因此也无法帮其申请精神病示范区的入院优惠。

　　“安利波是户在人不在，且当地派出所也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丰乐镇民政科工作人员说。

　　肇州县民政局也称，不知道安利波的存在。但即使民政局得知，安利波也很难入院接受治疗。

　　肇州县民政局救济科介绍，能够收治精神病患的医院床位十分稀缺，申请后需层层审批通过，这是一段较长的等待时间，除非病患确诊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对于这些可能的救济手段，安继富无从知晓。

　　在李玫瑾看来，对于安利波一类有过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尽管司法量刑从轻，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后续的监管却无法跟上。

　　“因为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相关部门可做可不做，一旦此类人回家，基本就失控了。”李玫瑾说。

　　无力的最后围栏

　　兄嫂没有时间，父亲没有精力照顾一个成年精神病患者，安利波的离家也未被阻止

　　在公安机关的监管和民政部门的救助缺位后，安利波的家人成为看管他的最后一道“围栏”。

　　但对安家人来说，安利波的回归给家庭增添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我们没法一天24小时跟着他，也没法一直养着他。”大嫂季亚娟说。

　　季亚娟和丈夫过着候鸟式生活，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种地，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弟弟。

　　愿意管安利波的只有他63岁的父亲安继富，但他已力不从心。他曾打算把安利波送到私营精神病院治疗，但一年至少6万元的医疗费令他止步。他一月只有几百块钱的收入。

　　在回大庆后的一年时间里，安利波也曾多次前往大庆城区打工，一去就是20多天，替人送水、跑腿，干些体力活儿。

　　这些行为得到了家人的默许。“想管也管不了，拦不住他。”安继富说。

　　某些时刻，安继富又觉得儿子已痊愈了，是正常人。

　　在大庆看林场时，他曾带安利波一起去附近的净觉寺玩。寺庙里的功德箱裂了缝儿，几枚一元、五角的硬币漏了出来，安继富蹲下去要捡，被安利波一把拉住：“别人的钱，怎么能要？”

　　但这些平静时刻转瞬即逝，因为未接受治疗和服用药物，安利波时常进入焦灼、狂躁状态，还经常有幻听。

　　几乎每个夜里，安继富都能听到安利波辗转反侧的声音。安利波还抱怨：“总觉得后边有人在撵我似的。”

　　安继富对此并未十分在意，他将原因归结到儿子不能自制。他反复告诫安利波：“你有病，你的大脑，得控制点，不能老瞎想。”

　　但安利波急了起来，嚷嚷道：“你说我怎么控制？”

　　7月14日，安继富向新京报记者回忆起这些安利波犯病的印迹，他后悔自己没多照顾儿子一些，并让他轻易离家到外地去。

　　他清楚地记得儿子离开家时的情景。

　　安利波拎着大红色的旅行包，“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像再不打算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