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失独母亲在网上纪念馆给儿子送完午餐哭了起来。儿子去世后,家里已失去欢乐。
一名失独母亲,举着她写给女儿的书《你曾来过》,背后是女儿的钢琴和画像。
一名失独父亲,满是皱纹的手里,捧着儿子小时候玩的玩具。
失独父母:不怕死,怕老怕病
北京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父母7746人,疾病和养老成为这一群体最大的担忧
失独父母,这一曾被忽略的群体,正在进入公众视野。
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赶上八十年代首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到中年遭遇独子夭折。专家估算,我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5月,北京失独父母人数为7746人,其中农村1269人,城市6477人,“这一人群年龄偏大,精神和身体状况欠佳,有一定的生活困难。”
记者调查,这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光荣一代”,除了丧失爱子的孤苦外,如今更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但相关帮扶、保障体系滞后。
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有效的帮助,如何接手他们原本寄希望于子女身上的未来,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待解的课题。
北京措施
7月20日,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表示,针对失独家庭的帮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策帮扶,包括给予每人每月20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同时可享受特别扶助的,按较高标准执行。二是精神帮扶,即以“亲情牵手”项目为载体的亲情抚慰。2006年开始,北京市人口计生委、计生协在全市范围开展了生育关怀亲情牵手活动,鼓励大学生、部队官兵等青年群体,与失独家庭结为国策亲戚,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和亲情抚慰。
此外,“暖心计划”以独生子女死亡家庭为目标人群,为其提供养老保险、疾病身故保险、意外伤害身故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残疾保险、烧伤保险以及女性重疾保险,重点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和医疗困难,真正保障了这一人群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同时,安康计划和服务计划与暖心计划相配套,对于没有发生意外理赔的家庭提供体检等服务,最大限度加大保障力度。
“儿子,好好看家,我们出去玩儿啦!”
房间空荡,整洁,甚至像宾馆一般一尘不染。
“儿子,我们回来啦!”
房间依然空荡,整洁,甚至像宾馆一般一尘不染。
董毅去世14年了。
心中难过时,董毅父母会离开北京去旅游。每次离开和返回,都会对着空荡荡的房间打招呼。
习惯以“某某妈妈/爸爸”相称
孩子离开后,董毅的妈妈通过网络,结识了许多同命相怜的家庭。北京的几家时不时聚一聚,“我们的痛,旁人怎么能了解?”尚未坐定,几位失独母亲的声音颤抖起来。
她们习惯以“某某妈妈/爸爸”相称,很少提及姓名。
“别人这么叫我们的时候,就感觉孩子还在。”57岁的“小男妈妈”,随身总带着一块手帕,“不知什么时候眼泪就流下来了。”
“董毅妈妈”挺羡慕“小男妈妈”,“孩子是因病离开的,好歹陪着走完了最后一程。”
1998年,20岁的董毅在去同学聚会的路上遭遇车祸,没有留下一句话。
“小男妈妈”也会羡慕“董毅妈妈”,董毅去世后,骨灰放在家中,“可以天天守着。”
小男去世后,很快入土为安。6年过去,每当刮风下雨,“小男妈妈”还有止不住的泪,“他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日晒雨淋,我心疼啊。”
64岁的“孙萌妈妈”,家境富足的她曾一心想为女儿创造更好的未来。
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女儿26岁的生命,前半生幸福清零,悲痛填满生活。
大年夜,她端着饭碗突然大哭,丈夫呵斥“这日子还过不过?”她一个人跑到女儿的墓地呆上两天两夜,哭着一遍遍抚摸冰凉的墓碑,直到手冻得没知觉。
女儿去世时,“孙萌妈妈”买下两块连着的墓地,准备百年后常伴自己的孩子。
起初,她想和女儿葬在一起,但想起女儿生前说喜欢住大房子,“就不跟她挤了。”
失独母亲的“软弱”和“悲凉”
45岁的“阳阳妈妈”,情愿自己是六七十岁,“那样可以离阳阳近一些,离现实远一些。”
孩子走后两年,老公开始很少回家,“阳阳妈妈”觉察出什么,但失去孩子的悲伤抽走了所有的力气,她没有过问。
直到有次深夜想起阳阳的时候,她给老公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儿子都走了,我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最后,结婚20年的老公一纸诉状闹到法庭,说“夫妻感情破裂,要求分割财产。”
每一次开庭,“阳阳妈妈”都一个人。站在庭上,看着老公在律师和助手的陪同下,控诉婚姻有多么不幸,“阳阳妈妈”说“对人性心灰意冷”。
一审判决,离婚后房子归女方,她觉得一切该结束了,没想到老公又提起上诉。
“孩子没了老公就是唯一的依靠,就算不能依靠,也不能成为施害者。”“阳阳妈妈”的软弱让北京的几位姐妹又愤怒又心疼,“法律说保护女人,都保护哪里去了?”
一间不足10平米的平房外搭出个棚子,一半是厨房,一半是吴锐的“卧室”。
失去孩子后,离婚的吴锐寄居在80岁的父母门外,一晃十几年。
逼仄的斗室内,她和父母在距离电视不足一米处一字排开。
电视里画面跳动,他们却如三尊雕塑。
吴锐的妈妈说,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吴锐每个月领到的200元补贴,大多都要用来控制病情,“我们活着,她才活着,那以后呢?”
记者调查北京多位失独父母,他们孩子都是在十几岁至二十几岁之间,因疾病或是意外去世,大多没有结婚和下一代。
失去孩子那年,孙文霞(化名)39岁,原本有再生一个的机会。孩子生前巨额的治疗费,让她几乎没来得及悲伤,就背上债务继续生活。债务还清已是2011年,孙文霞已快60岁了。
更多的是已没有生育的机会。
女儿离开后,“孙萌妈妈”曾尝试过抱养一个孩子。当她走进孤儿院,孩子们“哭喊着我就呆在这里,我不跟你走。”她的心瞬间凉了,“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
“小男妈妈”说,抱养孩子在失独群体中并不是太多,“这跟爱心真的没有关系,父母亲总会跟自己离开的孩子比,精神负担更重。”
儿子生前送给妈妈的生日贺卡,小老虎依偎在大老鼠的怀里。儿子属虎,妈妈属鼠。
一位失独母亲家里的窗帘白天一直拉着。她为孩子治病欠下巨额债务,仍未能挽回孩子的命。
7月14日,万佛园,一位失独家长抚摸着孩子的照片。北京多名失独父母经常相约去墓地。
害怕“老无所依”的明天
焦虑,时不时在失独父母心中弥漫。
谈到现状,他们总会做一组比较:
首先跟失去孩子的年轻父母比——他们好歹还年轻,还能生育,还会有孩子,还有希望。“我们呢?”
然后是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不管子女怎么忙,他们总归有个盼头儿。逢年过节,还可以共享天伦。看病抓药,总还有可以依靠的人。“我们呢?”
接着是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他们没有拥有过,又怎么会因为失去伤心。再者说,他们可以成为五保户,成为政策关照对象。“我们呢?”
……
有一天走不动了,生病了不能去挂号,还遭到保姆的欺负……
这是“孙萌妈妈”经常想象的场景,“我不怕死,怕病。”她说。
“锥心泣血,悲天怆地,撮土焚香,母为儿祭。”每年儿子祭日,61岁的“李昭妈妈”都会写诗寄托哀思,黑体加粗的方块字堆砌着她对儿子的思念。
“国盛家破今日,老无所依明天”去年的祭词,李昭妈妈这样写道。
养老、医疗,成为大多与共和国同龄的失独父母,最大的共同焦虑。
新闻里说北京好点的养老院排号要10年,还说年纪大一些的失独父母寻找养老院,被对方以“没人签字,出了问题谁负责”理由拒之门外。
这些都会让他们紧张万分。
调查期间,记者针对失独父母找养老院向海淀、朝阳、大兴等地多家养老院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入住养老院一定要有监护人(多为子女)签字,如果没有必须有所在街道或工作单位提供的相关证明。
“去哪儿找证明?谁愿意管这摊子事儿呢?”失独父母的担忧并不是没有来由,无论是所在社区还是原工作单位,都没有承担这项职责的部门。在养老体系本身存在着种种掣肘的背景下,这些失去依靠的父母们无疑更加忧心忡忡。
“即使养老院没这么多问题我们也担心。”“李昭妈妈”脑海中会时常浮现年老的自己出现在养老院里的样子,“别人的儿女定期来看望,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总结,无人养老,无人送终,是很多独生子女夭亡父母普遍担忧的残酷现实。而入住社会养老院又面临着重复的刺激与伤害。
穆光宗直言,失独群体的产生是计划生育政策必然产生的结果,“我们应该善待他们,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才走到了今天,他们老了,政府应该关心帮助他们,让他们有自己的家园,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让他们有安宁的晚年。”
对“玻璃心”的尴尬救助
失独群体进入公众视野后,一组数据被反复提及:据专家估算,目前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与此同时,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北京市计生委此前披露,目前北京共有3900个“失独”家庭,其中涉及7746人。
与之对应的是,自2007年我国出台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开始,年满49周岁、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按照规定可以每人每月领取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
在北京,这项补贴自2008年开始发放,数额为每人每月200元,直至亡故。
此外,根据北京各区县情况,独生女子亡故后,女方年满55周岁,男方年满60周岁,可一次性领取5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补贴。
“哦,是领那个死了孩子的补贴是吧,给,填这张表。”“孙萌妈妈”在领取这笔钱时,街道干部的话再次伤害了原本脆弱的心。
“董毅妈妈”看到区政府计生网站有个“公众留言”板块,满怀希望地留言呼吁关注失独群体。得到的答复是“您好,您的建议我们会向有关领导反映,同时感谢您对人口计生工作的关注。”
“根本就不体会我们的感受。”这样的官方辞令,也让“董毅妈妈”感到失望。
2008年,因领失独取补贴要进行公示,“李昭妈妈”跟街道产生激烈的争执,最终在中国计生协相关领导的干预下才没有公示。
“一公示,所有人都知道了。”“李昭妈妈”说,“干吗还要撕开我们的伤口给别人看。”
“董毅妈妈”说,曾有个公益组织要捐助北京一个生活困难的失独者,她帮忙联系街道,对方回复“大姐求求您了,我们街道自己救助她,别让她去成吗?”
今年的母亲节后,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廖琦立拍摄关于失独群体的纪录片,遭到街道计生人员阻挠,不得不改到哈尔滨拍摄,定名《玻璃心》。
11年前规定“必要的帮助”
事实上,2001年底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但“必要的帮助”是什么,具体谁执行,如何实施,均没有提及。
“政府是知道这一群体存在的。”2002年前后,《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总编杨晓升通过对6个失独家庭的探访,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
这部报告文学的命运同样悲情,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出版。
“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攻击计生政策,而是探讨如何解决这个日渐庞大的群体面临的问题。”10年过去,杨晓升构想的救助体系依然没有出现。
在北京,一些尝试在慢慢进行。
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在3年前联合辖区内的失独家庭组建“新希望家园”,通过组织活动、心理互助等帮助失独者走出心理困境。
丰台区的民间团体瑞普华老年救助基金会正筹划公益组织“萤火虫公社”,搭建平台帮助失独者实现自治。
北京市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未来计生委和计生协会在政策、经济和情感三个层面加大对失独群体的关注和帮扶,解决他们面临的生活和心理难题。
“正视这个群体的存在”
“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7月16日,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说。
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等职,原本到了退休年纪的苗霞,自2002年一直关注失独群体,“有责任去推动些事情。”
在苗霞看来,这一问题并非突然出现。同时,因深刻了解失独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以及公众对计生工作的负面情绪,苗霞坦陈“发泄情绪容易,但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一个完善的机制和体系。”
比如通过修正法律中定义模糊的条文,将扶助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的责任明晰,让失独者们不再求助无门。
比如现行计生特别扶助制度,只针对49周岁之后失独父母,“但失去孩子到49周岁之间的真空期可能是他们最痛苦无助的时候。”
比如各级政府部门设立专门负责失独群体的组织,失独者遇到各种困惑都能及时给予帮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求助无门。
“这些都是我们的框架设计时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苗霞透露,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做失独群体的基线调查,了解他们面临的切实困难,以确定最后的框架中着重做哪些工作。
“所有的基础是,国家、政府以及全社会都应该正视这个群体的存在。”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
同时,她认为失独问题绝不仅仅是计生问题,离不开全社会共同的关爱与帮助,“如何帮助他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真正关乎社会稳定,也真正考量一个国家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