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父母中年遇独子夭折 称不怕死亡怕养老生病

　　7月14日，万佛园，一位失独家长抚摸着孩子的照片。北京多名失独父母经常相约去墓地。

　　害怕“老无所依”的明天

　　焦虑，时不时在失独父母心中弥漫。

　　谈到现状，他们总会做一组比较：

　　首先跟失去孩子的年轻父母比——他们好歹还年轻，还能生育，还会有孩子，还有希望。“我们呢？”

　　然后是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不管子女怎么忙，他们总归有个盼头儿。逢年过节，还可以共享天伦。看病抓药，总还有可以依靠的人。“我们呢？”

　　接着是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他们没有拥有过，又怎么会因为失去伤心。再者说，他们可以成为五保户，成为政策关照对象。“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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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走不动了，生病了不能去挂号，还遭到保姆的欺负……

　　这是“孙萌妈妈”经常想象的场景，“我不怕死，怕病。”她说。

　　“锥心泣血，悲天怆地，撮土焚香，母为儿祭。”每年儿子祭日，61岁的“李昭妈妈”都会写诗寄托哀思，黑体加粗的方块字堆砌着她对儿子的思念。

　　“国盛家破今日，老无所依明天”去年的祭词，李昭妈妈这样写道。

　　养老、医疗，成为大多与共和国同龄的失独父母，最大的共同焦虑。

　　新闻里说北京好点的养老院排号要10年，还说年纪大一些的失独父母寻找养老院，被对方以“没人签字，出了问题谁负责”理由拒之门外。

　　这些都会让他们紧张万分。

　　调查期间，记者针对失独父母找养老院向海淀、朝阳、大兴等地多家养老院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入住养老院一定要有监护人（多为子女）签字，如果没有必须有所在街道或工作单位提供的相关证明。

　　“去哪儿找证明？谁愿意管这摊子事儿呢？”失独父母的担忧并不是没有来由，无论是所在社区还是原工作单位，都没有承担这项职责的部门。在养老体系本身存在着种种掣肘的背景下，这些失去依靠的父母们无疑更加忧心忡忡。

　　“即使养老院没这么多问题我们也担心。”“李昭妈妈”脑海中会时常浮现年老的自己出现在养老院里的样子，“别人的儿女定期来看望，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总结，无人养老，无人送终，是很多独生子女夭亡父母普遍担忧的残酷现实。而入住社会养老院又面临着重复的刺激与伤害。

　　穆光宗直言，失独群体的产生是计划生育政策必然产生的结果，“我们应该善待他们，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才走到了今天，他们老了，政府应该关心帮助他们，让他们有自己的家园，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让他们有安宁的晚年。”

　　对“玻璃心”的尴尬救助

　　失独群体进入公众视野后，一组数据被反复提及：据专家估算，目前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与此同时，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北京市计生委此前披露，目前北京共有3900个“失独”家庭，其中涉及7746人。

　　与之对应的是，自2007年我国出台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开始，年满49周岁、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按照规定可以每人每月领取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

　　在北京，这项补贴自2008年开始发放，数额为每人每月200元，直至亡故。

　　此外，根据北京各区县情况，独生女子亡故后，女方年满55周岁，男方年满60周岁，可一次性领取5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补贴。

　　“哦，是领那个死了孩子的补贴是吧，给，填这张表。”“孙萌妈妈”在领取这笔钱时，街道干部的话再次伤害了原本脆弱的心。

　　“董毅妈妈”看到区政府计生网站有个“公众留言”板块，满怀希望地留言呼吁关注失独群体。得到的答复是“您好，您的建议我们会向有关领导反映，同时感谢您对人口计生工作的关注。”

　　“根本就不体会我们的感受。”这样的官方辞令，也让“董毅妈妈”感到失望。

　　2008年，因领失独取补贴要进行公示，“李昭妈妈”跟街道产生激烈的争执，最终在中国计生协相关领导的干预下才没有公示。

　　“一公示，所有人都知道了。”“李昭妈妈”说，“干吗还要撕开我们的伤口给别人看。”

　　“董毅妈妈”说，曾有个公益组织要捐助北京一个生活困难的失独者，她帮忙联系街道，对方回复“大姐求求您了，我们街道自己救助她，别让她去成吗？”

　　今年的母亲节后，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廖琦立拍摄关于失独群体的纪录片，遭到街道计生人员阻挠，不得不改到哈尔滨拍摄，定名《玻璃心》。

　　11年前规定“必要的帮助”

　　事实上，2001年底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但“必要的帮助”是什么，具体谁执行，如何实施，均没有提及。

　　“政府是知道这一群体存在的。”2002年前后，《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总编杨晓升通过对6个失独家庭的探访，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

　　这部报告文学的命运同样悲情，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出版。

　　“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攻击计生政策，而是探讨如何解决这个日渐庞大的群体面临的问题。”10年过去，杨晓升构想的救助体系依然没有出现。

　　在北京，一些尝试在慢慢进行。

　　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在3年前联合辖区内的失独家庭组建“新希望家园”，通过组织活动、心理互助等帮助失独者走出心理困境。

　　丰台区的民间团体瑞普华老年救助基金会正筹划公益组织“萤火虫公社”，搭建平台帮助失独者实现自治。

　　北京市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未来计生委和计生协会在政策、经济和情感三个层面加大对失独群体的关注和帮扶，解决他们面临的生活和心理难题。

　　“正视这个群体的存在”

　　“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7月16日，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说。

　　自1988年从事计生工作，历任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等职,原本到了退休年纪的苗霞，自2002年一直关注失独群体，“有责任去推动些事情。”

　　在苗霞看来，这一问题并非突然出现。同时，因深刻了解失独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以及公众对计生工作的负面情绪，苗霞坦陈“发泄情绪容易，但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一个完善的机制和体系。”

　　比如通过修正法律中定义模糊的条文，将扶助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的责任明晰，让失独者们不再求助无门。

　　比如现行计生特别扶助制度，只针对49周岁之后失独父母，“但失去孩子到49周岁之间的真空期可能是他们最痛苦无助的时候。”

　　比如各级政府部门设立专门负责失独群体的组织，失独者遇到各种困惑都能及时给予帮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求助无门。

　　“这些都是我们的框架设计时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苗霞透露，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做失独群体的基线调查，了解他们面临的切实困难，以确定最后的框架中着重做哪些工作。

　　“所有的基础是，国家、政府以及全社会都应该正视这个群体的存在。”苗霞说，“要有一个共识，他们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是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受伤的、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父亲母亲。”

　　同时，她认为失独问题绝不仅仅是计生问题，离不开全社会共同的关爱与帮助，“如何帮助他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真正关乎社会稳定，也真正考量一个国家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