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兽假药制售形成严密产业链 自建防火墙防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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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乱象：戏剧性的第二幕 5月5日，本报记者陪同成都一家著名的医药企业工作人员，来到江苏扬州某著名动物医院门前。该动物医院曾经被江苏省农委授予“2010年江苏省放心兽药示范单位”称号。 数日前，该公司惊讶地获知，该动物医院以及江苏许多药店正在销售他们公司生产的一种药品，但该公司其实只拿到了农业部的药品批文，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生产，更没有过任何销售。5月2日，一位业内人士曾专门在这里买了几瓶以留作证据。此外，他们还获知，在东北也有该药品在销售。 这也意味着，制造假兽药的“李鬼”行动比只拿到批文的“李逵”还快，而且能进入江苏省最有名、最正规的动物医院之一进行销售。 “从药品制造的水平和销售渠道的成熟度来判断，造假者能耐很大，肯定是兽药行业内非常资深的人士，或者相当有实力的企业。”该公司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 该药零售价格每瓶75元，据一位业内人士估计，其生产成本应该不超过5元，十几倍的暴利，令人咋舌。 本报记者随即陪同制药公司人士进入上述动物医院买药。可能是因为带着眼镜，并不像养鹅场的主顾，开药的医师一边开药，一边满腹狐疑的表情反复问：“你们从哪里来啊？”“搞科研的吗？”“养殖场地址在哪？”等很多问题。勉强应对过关后，药师从电脑里调出该药的记录，打印出药方，便让去交钱。 5分钟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本报记者与成都制药公司人士交款完毕，到药房领药，却忽然被告知：“我们没有这个药，从来没卖过。” 此后，二人无奈离开，与几位其他业内人士沿路边走边说。此时，本报记者注意到有一戴墨镜男子骑着电动车，忽远忽近地跟随着。一旦觉察被注意到之后，该男子便立即掉头，沿马路逆行往回走。本报记者立即“反跟踪”，最后看到该男子拐进了前述动物医院。 “可见他们有多警惕。”同行的一位业内人士对此笑道。 接下来的几天，意料之中的情况发生了。就像前文曾经描述过的那样，很多药店闻风警觉。成都前来打假的企业，最终无功而返。 造假容易监管难 对于兽药造假，江苏省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介绍，常见的造假者是地下工厂、非法窝点，比较隐蔽，难以根除。 盐城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及，盐城一年对假兽药的执法行动有上百起。盐城其实是对市场监管比较严格的地区，而假药屡禁不绝的原因主要是利益驱动，假药利润巨大。有的是“纯假药”，连牌子都不冒用，什么正规的东西都没有，这种比较少。多数还是正式存在的工厂生产的不合格药品。 实际上，上述成都制药企业对造假者实力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本报记者了解到，不仅仅是地下窝点在造假，很多上规模的大厂，也参与了造假，且造假方式花样繁多，举不胜举。 如上文所述，兽药造假形式之一是夸大主治范围。此外，更严重的是冒用文号。例如冒用化学制药文号私自生产生物制药——相比于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对生产条件要求更高，批文更难获得。 例如本报记者跟乔松举在盐城大南庄买的药品中，有一瓶“鹅瘟速治”，标识为“江西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功能主治”栏目称，“本品主要针对小鹅瘟、鹅副粘两种病毒性疾病有特效。” 主要成分显示为“替米考星，精制卵黄抗体”，批准文号为兽药字（2007）140422192。乔松举指出，凡含有卵黄抗体的，皆是生物制药，文号应该是“兽药生字”，而非“兽药字”。 大型企业造假的例子，也不鲜见。本报去年便曾报道过某上市公司旗下子公司因兽药冒用文号被起诉一事。 造假成本往往不高，这也成为企业造假乐此不疲的动力之一。在2011年的一次跟踪采访中，乔松举向本报记者介绍，当时买到某著名企业的两种兽药，他费尽周折，终于获得了农业部的官方回复，定性为假药，但举报后仍在江苏省多地有销售；乔又曾向江苏省动物卫生监督所举报，但对方并没有在全省开展检查处理，仅仅处理了他举报的个案。 除了兽药本身，还有药物在动物体内的残留。实际上，此残留正是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根源之一。 药物进入家禽、牲畜体内之后，往往会有残留。因此，国家有休药期、残留检测等制度规定。实际上，对动物用药的监管环节可谓极为复杂，但现实操作中，这些制度往往形同虚设。假药、禁药在动物体内的残留，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山东迅达康兽药有限公司营销总监于阿芳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兽药市场假药很多，根源还是追求短期、个体利益，更有甚者为了规避国家政策和税收，有的兽药厂连正规手续都没有办理。 “假兽药对社会危害主要体现在残留和耐药性两方面，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伤害极大。”于阿芳说。 对于监管难题，于阿芳称，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制约监管部门工作的点，另外畜牧、药监部门没有处罚权，需要联合公安、食品安全等部门联合执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监管工作的大力开展。 “造假窝点还比较多，追根溯源、完全清除比较难。”江苏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很难根除，利益驱动，农业部每年都在搞打假，地下工厂不易发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