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兽假药制售形成严密产业链 自建防火墙防暴露

    山东迅达康兽药有限公司营销总监于阿芳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兽药市场假药很多，根源还是追求短期、个体利益，更有甚者为了规避国家政策和税收，有的兽药厂连正规手续都没有办理，“假兽药对社会危害主要体现在残留和耐药性两方面，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伤害极大。”

    今年2月的一天，农历春节刚过，喜庆的气氛还未散去，扬州江都养殖户老张早晨起来去看自己养的鹅，却震惊地发现，一夜之间，5000只鹅全死了，一只都没有剩下。

    这让老张两口子欲哭无泪，他们立即想到了前一天给鹅喂的药。老张试图去要求药店和兽药厂赔偿损失，但法律取证的种种困难，远远超出了一个老农的能力范围。

    老张养鹅，是假兽药带来损失的一个极端个案。但另一方面，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也许是幸运的——如果这些鹅没死，它们身上残留的假药，下一步就流向市场、登上餐桌，进而进入人的身体。

    据《人民日报》2008年12月报道，仅仅在2008年，中国兽药市场年销售额便已超过200亿元，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涉及1454家兽药企业，生产近2000个品种的兽药。而这些兽药，也用于家禽、牲畜从出生到屠宰场的各个环节。

    这也意味着，在禽肉产品中，兽药才是食品安全的真正源头。而公众熟知的“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等）仅仅是这上千种兽药中的一种，瘦肉精之外，每天都会有各种兽药被使用。

    尽管无法精确统计目前市场假兽药的总规模，但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历时两个多月的调查，以及与兽药行业专业人士在多地区走访养殖场、零售店所见，目前国内假兽药销售渠道分布之广泛细密，使用之普遍，监管之困难，现状皆令人担忧。

    假兽药进入禽畜身体，又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和残留？走上餐桌的这些禽畜，进入人体后又会有什么影响？

    销售乱象：戏剧性的一幕

    盐城郊区的大南庄是远近闻名的孵化基地，每年春天，上百万只鸭苗鹅苗从这里上车，流向全国各地的养殖场。由于养殖规模巨大，这里也成为兽药比较集中的地方，小鸭小鹅用药尤其多见。

    2012年3月初，本报记者与“禽流感举报第一人”乔松举一起来到这里。乔松举本是江苏高邮的养殖户，多年来使用兽药、研究兽药，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多次与问题药厂打官司胜诉，因在兽药打假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曾经协助国家农业部，在全国多个地区参与兽药打假。

    在大南庄村中间的街道上有多家兽药店。本报记者与乔松举先后进入其中三家店面，并有针对性地买了总共十几种药，在付钱之后，所有的药品，药店均不开具任何发票或者收据。

    “我们不好开的，药厂卖给我们，也是什么都不开。”店老板说。

    在一个小村落，陌生人这样的购买很容易引起注意，买完药之后，本报记者和乔松举便迅速撤离。乔松举告诉本报记者，方才在药店里目测，至少有20％的药都是假的。

    根据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规定，“以非兽药冒充兽药或者以他种兽药冒充此种兽药的”和“兽药所含成分的种类、名称与兽药国家标准不符合的”，皆是假药。同时规定，所标明的适应证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 “按照假兽药处理。”

    本报记者所调查的假药，即包含上述几种情况。对于一些药品，不仅包括“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兽药，此外，因为药品扩大宣传，有的养殖户按照夸大宣传的用药剂量去使用，有时根本起不到效果，甚至会起到反效果。

    走出药店不到10分钟，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乔松举接到一个电话。

    “乔总吗？我是***，你在盐城？”

    “是的。你怎么知道？”

    “在大南庄吧？”

    “是的。你也在？你看见我了？”乔松举惊讶地问道。

    其实打电话的人远在南京，是一个兽药经销商，与乔松举认识多年。原来，大南庄的兽药店已经打电话给他。他猜到了几分，于是立即打来电话。

    不由分说，该经销商从南京连续驱车数小时，来到大南庄。一番说情之后，提出希望乔松举归还那十几种药品。本报记者将该药品拍照取证后，乔碍于面子，将该药归还了回去。

    接下来的闲聊中，该经销商和几位店老板诉说了一些“苦衷”。

    “药确实是有问题。但是这事得靠政府管啊，他们管住药厂不就没了？再说大家都在卖，我们不卖别人也照卖，可是日子还得过啊。”一位店老板坦率承认那十几种药都是假药，然后说，“老百姓不喜欢买真的，只喜欢买‘假的’，假的便宜啊，一般人又搞不懂真假。”

    上述店老板介绍，当地兽药店从接触到的大部分药厂进货时，药厂几乎从来不给开具发票和收据，连钱都不是直接打给药厂，都是由物流代收。药店卖药给顾客，也拒绝开具收据或者发票。

    这样，一旦下游的养殖户出事，便无法从法律上证明买药的渠道，这给兽药店、兽药厂形成了“防火墙”。对假兽药生产企业来说，这道防火墙是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本文开头提及的老张，维权时会首先遇到这道关。

    次日，本报记者与乔松举来到盐城市区，准备继续购买一些假药留作证据。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连续去了六七家药店，均发现里面的药架一半都是空的，而且全是正规药品，找不到假药。跟店老板攀谈时，店老板非常警惕，反复问本报记者的身份。于是本报记者意识到，行动已经暴露了。

    事后，一经销商告诉本报记者，药店销售体系“圈子”其实很小，网络非常灵通，有任何消息都会相互告知，以防备“意外情况”。后来在扬州的一次暗访中，本报记者再一次体验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