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欲递交同性婚姻合法提案 无人支持(图)

　　在刚刚落幕的全国“两会”召开之前，著名女社会学家李银河发表微博，公开征集愿意递交同性婚姻提案的人大代表。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这不过是她所做的又一次没有结果的努力。

　　不过她似乎并未因此心灰意冷，依然有滋有味地前往广州散心、会友，享受刚刚退休后的自由生活。瞅准她短暂回京、准备前往英国参加学术会议的间隙，本报记者奔赴北京，对她进行了专访，试图还原这位时常语出惊人、备受争议的知名学者的此时此刻。

　　2012年的3月，对李银河有些不同寻常。这位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刚刚年满60岁，在同事和学生们的欢送下，正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休”。

　　虽说生活似乎将要归于平静，自诩“五分之一个堂吉诃德”的李银河却仍然满怀热情地继续挑战“风车”。她宣称，目前正在尝试写一部论文式小说，这部论文与小说的混合体，是她的理想国，是她心目中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

　　在传统文学面前，热衷挑战固有规则的李银河发问——谁规定东西只能怎样写了？她说，没必要按定例裁剪自己的爱好，而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按自己的爱好来创造新的形式，纯文学不是唯一标准。

　　李银河的确有着堂吉诃德式的固执，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她更是一个永不疲倦的挑战者。在刚刚结束的“两会”，她寻找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的代表再度未果。对她而言，这已经是11年来的第4次失败。

　　类似的挑战，类似的碰撞，类似的失败，在李银河近20多年的生命里，其实是一种常态。

　　像她的学术榜样，暮年的法国大哲学家福柯一样，从1998年起，李银河的每一次讲座、每一种言论，都可能引发新闻。因为在我们须臾不得脱离和超越的现实中，她竭力为之争取权利、大声为之辩护、试图将其从罪孽的指控和混沌的仇恨中解救出来的行为，比如同性恋，多边恋，一夜情，换偶等等，如此超前，如此前卫，甚至，有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

　　我们能看到的是，李银河同情、理解的，是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也是主流社会断然排斥，至少接受起来无比困难、羞愧难当的行为。因此，除非保持缄默，她的观点一定会与大众的惯性常识激烈相撞。而在这样的碰撞中，伤痕累累的必然是前者。

　　显然是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切，60岁的李银河继续端着“优雅而温柔”的生活态度，只轻轻说了句：“我不急，过10年20年再看”。

　　对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急，我会坚持下去，哪怕10年20年呢，我。

　　关于提案

　　相信总有一天会成功

　　记者：今年“两会”召开之前，您征集愿意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的人大代表，这事最后又是没有结果吗？您觉得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您递交提案？您会一直坚持到什么时候？

　　李银河：对，这应该是我11年来的第4次努力，但还是没有什么结果。之前找过张晓梅，她本来答应了，后来又不知道什么原因，说不能递交这份提案。社会变迁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为传统力量往往太过强大，所以在理论研究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文化滞后的现象。对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急，我会坚持下去，哪怕10年20年呢，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记者：其实在很多发达国家，同性婚姻合法化也并未实现，您觉得目前在中国提这个问题，是不是太过超前？

　　李银河：我觉得并不算太超前吧。过几天我要去英国曼彻斯特参加LGDT的研究会议，你知道这四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吗？它们分别代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现在在发达国家，哪个政治家如果不懂得这4个字母的含义，他真的没法混下去了。当然，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有8个国家会对同性恋判处死刑。我觉得从历史上来看，在对待同性恋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方面阻力还算小的，我的提议应该算不上特别脱离现实吧。

　　记者：有位澳大利亚的知名大法官自曝是同性恋，并称您为“My hero”，也有国内的同性恋者称您为“李妈妈”，您跟同性恋人群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李银河：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我就开始接触同性恋者这个弱势群体，当时我是把他们当成单纯的研究对象。但经过这20多年接触下来，我真正走进了他们的生活，我会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来往。我所能做到的，就是替他们争取更多的理解，为他们发声吧。

　　记者：您觉得20多年来，同性恋人群在中国的境况有改善吗？

　　李银河：当然有改善。很多年前，同性恋是可以归入“流氓罪”的，但现在同性恋是不会归罪的，社会歧视也相对减轻了很多。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同性恋酒吧，同性恋组织的活动也比较活跃，其实他们这群人的生活态度非常积极。很多名人也“出柜” （即公开说明自己是同性恋）了，比如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崔子恩，举办电影“金扫帚”奖的程青松等。

　　记者：很多人有一个担心，那就是一旦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引导更多的人成为同性恋，你对此怎么看？

　　李银河：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根据有关研究表明，决定一个人是否成为同性恋，主要是先天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对同性恋极为严厉的阿拉伯国家，还是对同性恋较为宽松的西方国家，同性恋人群的比例都是稳定在3%-4%左右。

　　有些女人更为男性化，有些男人更为女性化，这是社会变迁的自然结果，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关于界限

　　记者：您一直坚持“自愿、私密、成年”的性权利三原则，您也经常说“存在即合理”，但作为一个研究边缘人群和前沿问题的学者，您宽容或不宽容的界限在哪里？

　　李银河：我说的这个性权利三原则，是在法律层面上来谈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违背这三个原则，就不能归罪。我向来是反对婚外恋、“包二奶”的，这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违背性权利三原则，就不应该把他们抓起来判刑之类。道德上的不宽容，与法律上的不宽容，应该是两回事。现在很多人说我提倡婚外恋、换偶之类，这都是歪曲了我的本意。

　　记者：最近几年，农民工性问题、老年人性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您对这些进行过调查与研究吗？

　　李银河：特别深入的研究没有，但有所关注。比如说农民工性问题，我听说在一些很贫困的农村，男“光棍”的比例高达1/3，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进城打工的男性民工，在性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所以“买春”之类的行为在这些人群中较为普遍。我觉得政府应该把这个问题视为民生问题，想办法加以解决。

　　至于老年人的性问题，我在写作《中国女人的感情与性》时，进行过调查，由于男女生理的差异，老年男性的确存在性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这在国外，是通过心理疏导、夫妻辅导等手段来解决的，现在我们国内有些地方也有性心理门诊了，可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记者： “春哥”与“伪娘”现象的增多，引发很多人对当代年轻人性别模糊问题的讨论，这被您称为社会的“中性化焦虑”，请具体解释一下。

　　李银河：人们对于性别气质都有一个刻板印象，即女人应该啥样，男人应该啥样，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性别规范。我们现有的性别规范，早在很久以前形成，那时“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穿长裤都会被视为异类。但现在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生活，与男性一样地进行生产劳动，这就决定了女性越来越具有一些“中性化”的气质。

　　性别规范其实不仅压迫着女人，也压迫了男人，人的性格是多元化的，有些男人天生就是柔弱的，为什么要用性别规范逼迫他强悍呢？有些女人更为男性化，有些男人更为女性化，这是社会变迁的自然结果，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记者： 您发出“惊人之语”时，考虑过后果吗？为何觉得非说不可？又是如何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的？

　　李银河：看到有不对的事情，总得有人说啊，我为什么不说？每天在网上给我的留言成百上千条，我没法都看都回复，但我感觉还是支持我的人多。有些人素质太差，在网上对我破口大骂，那些语言有时候甚至都把我给气乐了，我实在懒得理会这些人。

　　对话

　　我比梭罗幸运，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有网络，有微博，所以我会利用微博这个“自媒体”，继续发表我对社会问题的各种看法。

　　王小波在世的时候，亲口说他哥哥比自己聪明10倍。

　　关于写作

　　记者：听说您正在尝试写小说，还是不能发表的那种？

　　李银河：我自己写着玩吧，题材应该是跟我的研究有关，但或许尺度太大，不可能公开发表。

　　记者：听说王小波的哥哥正在写一部关于王小波的书，而且写得极好？王小波生前曾说自己在美国开餐馆的哥哥比自己聪明10倍，真是这样吗？

　　李银河：是的，王小波的哥哥写了一本回忆王小波的书，5月份就要出版了。他的文字极好，王小波在世的时候，亲口说他哥哥比自己聪明10倍。我觉得这也很正常，毕竟他们家的文化底子在那里。

　　记者：最近小说《太后与我》在香港与内地都卖得挺火的，您还为此专门写了书评。书中描写让很多读者突然发现，原来早前的中国人在性方面是如此开放。从您的学术研究经验来看，书中的描写属实吗？

　　李银河：在我看来，《太后与我》这本书即使不是记录历史真实，而只不过是虚构的作品，它对于想了解彼时彼地的性风俗、性观念以及一般百姓和社会上层人士的性活动状况的人来说，也是有一定价值的。书中所写的关于同性恋的内容，既有世俗社会中同性恋男妓的活动，又有宫中太监的同性恋类性活动，写得相当翔实可信。

　　史家有一种说法，解释清末同性恋类性交易的兴盛：由于当时政府禁止官员嫖娼，所以不少官员转向少年，大城市中出现了很多相公堂子，以及被叫做“相公”、“像姑”的男妓。社会学界的老前辈潘光旦先生在相关著作中亦有提及。由此可见，作者对同性恋嫖娼行为的描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记者：冯唐是您新近关注到的作家吧？为他的新书作序，出席他的新书发布会，您甚至把他跟王小波做比较，您特别欣赏他哪一点？

　　李银河：我是偶然接触到他的，然后发现他文字特别好，他对文字的讲究程度，在国内的作家中很少有。我个人觉得，他会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作家。

　　从年纪很小半懂不懂的时候，就凭直觉在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和斯多葛的苦行主义之间选择了前者。

　　关于自己

　　记者：您今年60岁了，上个月刚刚退休，对新的人生阶段有什么规划吗？看您自己说的是未来生活就是“瓦尔登湖加微博”，那您的“瓦尔登湖”具体是个什么样子？

　　李银河：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过着一种遗世独立的隐居生活，以观察四季轮回为职业，整天详尽的记录些植物之类。我希望我退休后的生活是这样一个状态，当然，我的生活不可能跟梭罗的生活完全一样。

　　记者：您说自己家学渊源，有做媒体的天赋，而微博就是您的“自媒体”。退休后，您将用这个“自媒体”继续对社会问题发声吗？

　　李银河：其实梭罗在瓦尔登湖过隐居生活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不问世事，他仍然在“废奴制”等社会问题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比梭罗幸运，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有网络，有微博，所以我会利用微博这个“自媒体”，继续发表我对社会问题的各种看法。

　　记者：今年4月是您先生王小波逝世15周年，很多人到今天都还在羡慕你们“山呼海啸”的爱情。您也常提起他，他现在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存在于您的生活中？

　　李银河：生活还在继续，他一直都在我的生活中。

　　记者：好像前段时间您看鲁多夫·洛克尔的《六人》非常有感触，对自己性格的多面性也因此有了一个很有趣的解读，给大家说说吧。

　　李银河：鲁多夫·洛克尔的《六人》概括了六种类型的人，是一种富于创造性和极具启发性的概括。看了之后，我想了想，我觉得自己是五分之一的浮士德，因为我对追寻事实真相和统计数字感兴趣，我搞社会学研究；我是五分之一的唐璜，因为我喜欢享受感官的快乐；我是五分之一的哈姆雷特，因为我常常苦思宇宙、时间和人生这些事，认为人生并无意义；我是五分之一的堂吉诃德，有挑战传统秩序的冲动，我对中国现行性规范的挑战就像堂吉诃德挑战风车；我又是五分之一的阿夫特尔丁根，有时写诗写小说。我唯独不是麦达尔都斯，因为我心理健康，从不纠结，而且从年纪很小半懂不懂的时候，就凭直觉在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和斯多葛的苦行主义之间选择了前者。